1919年，36歲的卡夫卡寫下了一封直到他死去都沒有寄出的【致父親的信】，在信中，他稱父親赫爾曼是一名擁有著絕對權力的暴君，並指責他使自己陷入了一種無盡的內疚感之中；同時，他又對父親表白道：「我所有的作品都是關於你的，只有在你的懷裏無法感傷的東西，我才到寫作裏感傷一番。」
這個「所有」也許有些誇張，但我們確實在他許多作品中都或直接或隱喻式地遭遇到了這位可怕的父親，他們構成了「卡夫卡式噩夢（Kafkaesque）」的核心——一種無法逃離的壓抑的源頭。
毫無疑問，卡夫卡是一位天才，是他那個時代的但丁和莎士比亞，但他卻自認為是一個徹底的、虛弱的失敗者——這正是來自父親所投射的陰影。
暴君般的父親以一種統轄一切的管束方式對卡夫卡不斷提著「合理」的要求（他甚至暗示十幾歲的卡夫卡應該去逛逛妓院），在這種重負下，來自父親的、永遠無法被滿足的期待徹底內化進了卡夫卡自身，於是，他成了一個永恒的失敗者。
而一個失敗者，自然是配不上任何美好的東西的——這正是不配得感的核心問題所在，它與客觀的成就和價值無關（赫爾曼·卡夫卡得以在歷史中留下一個銘印僅僅只是因為他是弗蘭茨·卡夫卡的父親），而是來自一種內在的自我審判。
由於這一審判的根源通常都是掌控欲旺盛的父母，它有著最不容置疑的父母之愛作為正當性，所以判罰有罪幾乎是必然的。
背負著這種罪孽，人必須同本性的自我作鬥爭才能減輕負罪感，於是表演、順從成為了常態，而隨著成長，這種內部的強烈矛盾和對自身處境的無法忍受又會激發一種復仇的欲望，但因為物件是父母，所以它的表現形式通常是一種自毀傾向。
卡夫卡的【判決】正是將這一處境推演至極端的具像化——順從和討好是無效的，溝通和認可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矛盾抵達極致、父親判決他投河自盡時，格奧爾格的自殺近乎是酣暢淋漓的。
而在伍綺詩的【無聲告白】那裏，我們進入了【判決】的映像視角，即父母在其中看到了什麽，它在開篇就明確表明了女兒莉迪亞的死亡，但卻是一部懸疑作品——二代移民的華裔父親小時候受盡了排斥和孤立，所以他在女兒生日時貼心的送了她一本【如何贏得朋友和影響他人】作為生日禮物；想要成為一名醫生卻因為愛情成了家庭主婦的母親，為了讓女兒不走自己的老路，所以用親吻和擁抱作為交換鼓勵女兒做題——於是，女兒之死成了一個謎——「我們明明對她那麽好，她明明那麽聽話那麽快樂。」
顯然，不管是【判決】的荒誕感還是【無聲告白】的懸疑感，都揭示了一種不可能性，即想要靠和父母的溝通來實作自我救贖是不可能的，它只能來自艱辛的遺忘和克服——而這需要將自己視為一個完全沒有前奏的陌生人，然後依此樹立一個未經汙染的全新的自我標準，這是一條漫長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