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關於浙江大學一貧困生因頻繁旅遊被質疑的新聞引發關註。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的貧困生方某因多次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國內外旅遊的照片，被質疑家庭真實經濟情況，繼而再一次引發社會對於高校貧困生認定公平性的探討。
11月23日，學院經核實，方某資助的認定流程和材料符合校方相關規定。但今年以來，該生有多次出行各地的情況，其中旅遊3次，消費行為存在不合理之處，最終對其進行批評教育並取消其資助資格。
新聞在網上發酵後，網友的討論也延伸至對高校貧困生認定流程、個體消費自由等更廣泛的問題上。當然，這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出社會對貧困生身份和社會道德觀念的復雜期待。方某的旅遊行為成為輿論焦點，凸顯了社會對「貧困」身份的刻板化預期。
事實上，社會輿論一向對於「貧困生」這一身份有著較為固定的刻板印象，認為貧困生的生活應當「節儉」，把補助金完全用於學習和基本生活開支。但在現代社會中，社會對於貧困的討論早已超出物質層面，「貧困」不僅僅指物質匱乏，也涉及個人社會關系的維持。
設定貧困生補助金的初衷，是為了幫助經濟困難的學生平等地享受教育資源，而不是剝奪他們正常社交或發展的權利。但大眾也受限於自身的個體經驗，在「節儉」和「正常生活」的認定上很難有共識，於是人們就簡單粗暴地將「節儉」當作唯一標準。方某的旅遊行為引發爭議，也是因為突破了大眾對貧困生消費行為的心理預期，這種「不符合身份」的消費模式讓部份人感到不滿。
可以看到，此次事件中，浙江大學的貧困生認客製度雖然程式合規，但仍反映了一些問題。如，資助物件的經濟狀況有變化，而認定過程有滯後性。方某在2022-2023學年未申請資助，說明其經濟狀況有所改善，但後續重新申請又被認定為貧困物件。這樣的反復，或許與當下的認定標準缺乏彈性和對學生消費行為缺乏合理監督有關。
對此，高校不妨引入更加動態的評定機制。如，透過大數據分析學生的日常消費，結合其家庭經濟狀況的變化進行即時調整。同時，學校應當明確補助金的使用規則，比如將部份補助金用於定向補貼（如學費、生活必需品、餐費等）。
互聯網時代，個人的消費行為、生活方式都會被無限放大，貧困生的行為一旦不符合公眾預期，就容易遭遇道德審判。對於受資助的學生來說，這種道德審判無疑加重了他們的心理負擔，使他們在接受資助時變得戰戰兢兢。
需要看到，貧困生也是普通人。一位學生被認定過貧困生，而他在此後又透過勤工儉學、打工等行為有了一定存款，並用於自身發展，從一個人成長角度來看，也具有積極意義，社會不應以簡單粗暴的「貧困」標簽限制一個人。
從學校的角度來看，取消方某的資助資格並進行批評教育，符合制度的操作規範。但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更應該思考的是，貧困生如何在接受資助的同時，擁有與普通學生一樣的尊嚴和自由。
這也提醒社會，在建立資助體系時，既要註重程式合規，也要關註制度對個體尊嚴的維護。在公共輿論場中，應避免對「貧困」的狹隘定義，用更開放的視角去理解受助學生的行為。教育資助的目標不僅是幫助學生解決經濟困難，更是讓他們能夠更好地融入社會，擁有獨立生活的能力與個體尊嚴。
來源：光明日報微信公眾號
作者：丁慧
流程編輯：U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