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存有超過一億的女性農民工，離開家鄉、前往異鄉打工的占其中一半。 她們曾經被稱為「打工妹」，現在被更恰當地定義為「基層流動女性」。
對這群女性而言，流動是一種處境，就像無腳鳥那樣。在故鄉，她們是沒有土地的女人，在城市，她們是在工廠宿舍或者城中村裏，過一種臨時生活的人。在任何一個空間之內，她們似乎都無法作為主體性完整的人存在，她們的自我時常被壓抑，或是被掠奪。
孤獨到極致的時候，有的女人只能對著鏡子跟自己說話。或是養一盆又一盆的花，和它們做朋友。
直到一些服務於基層流動女性的公益機構出現，人們終於有機會聽到她們真實的聲音。2015年，在深圳龍崗的一片城中村裏，就出現了一家這樣的機構「綠色薔蜜」。在近十年時間裏，它為附近的基層流動女性提供了一個屬於她們的空間，並逐漸成為了她們生活的圓心。
走進綠色薔蜜的人喜歡稱呼彼此為「姐妹」，她們在這裏共建出了一種類似家庭，卻又超越家庭的情感關系。 有的姐妹會把孩子放在那裏，脫掉鞋子，隨意地躺在沙發上睡覺。 有的會在那裏放音樂，旁若無人地學著吹葫蘆絲。 一位姐妹為了能離綠色薔蜜更近而不願搬家，寧願每天坐公交車往返一小時去上班。
發生在綠色薔蜜的故事是關於這群女性的生命，關於她們如何在這個空間之中安全降落，她們怎樣相互包容，又相互啟迪。
綠色薔蜜的姐妹們一起在牛始埔的天台上玩
懸 浮
女兒告訴羅艷，自己曾認為她是一個壞媽媽。
羅艷在深圳打工，女兒在老家留守，由奶奶帶大。每當女兒犯錯的時候，奶奶就會對她說，等你媽媽回來，你媽媽會天天揍你。她因此特別害怕羅艷回到老家，認為自己有一個很壞的媽媽。每當羅艷回去的時候，她都找不著孩子。
為了便於和孩子溝通，每到暑假，她都渴望把女兒和兒子接到深圳，和她一起生活。但在福建開貨車的丈夫不同意。丈夫說，你工作太忙了，你帶不了，我帶。他會把孩子放在貨車上跟著他。按女兒的話說，他高興的時候跟她說一句話，不高興的時候罵她。假期結束，女兒還是不願意跟羅艷溝通。
在很長的時間裏，她都不明白，為什麽她的孩子跟自己的關系如此疏離。過春節的時候，她看見女兒沖上樓頂要自殺。女兒說，媽媽不愛她。
梁英也成為了女兒心中的壞媽媽。她也是把孩子放在老家留守、前往深圳打工的女人之一。
她的女兒早已成年，對梁英的抗拒比羅艷未成年的女兒更加強烈。梁英已經很長時間沒有打透過女兒的電話，總是她撥過去，然後被掛掉。發訊息是從來不回的。即便她為了給三個孩子賺生活費和學費，至今仍拼命地工作，「那就沒有分時間」。打工三十年，她從來沒有外出旅行過，唯一可算閑暇的時刻，是曾經帶小孩去大梅沙遊了一下泳。
在牛始埔，外來打工的女性帶孩子一起流動
將這群女人沖刷向異鄉的力量來自貧窮。其中一個典型的例證，是湖南女人小青。
年輕時，當小青還住在娘家的時候，始終過的是那種「飯都吃不飽」的日子。家裏連一張真正的床都沒有，只有一個四方的櫃子，上面墊些稻草，再鋪床席子。三姐妹擠在上面睡覺時，老鼠在床頭打架。後來嫁了人，婆家偏遠，住的是座墻上開了縫的土磚房，出來趕集需要坐船，山路要走上二三十裏。因為交不上學費，她沒能讀完初二，每次看見別人去上學她都哭。
在貧窮的處境中，女人們學會的人生第一課就是犧牲，被犧牲掉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教育。 她們大多沒能讀完初中。
範範從小愛唱歌，2002年，她在中考的時候，報考了大專的音樂專業，如願收到了錄取通知書。貧困生可以申請助學貸款，她想去上學，想成為老師，教音樂。但媽媽說，你讀完都多少歲了，你還完貸款，到時候又要嫁人了。跟她同班的表妹知道她喜歡學習，替她求情說，姑，你給她讀嘛，你看她那麽喜歡讀書。範範站在旁邊不說話，眼淚叭叭地往下掉。媽媽最終沒有同意。
從學校離開後，土地維持不了家庭的生計，她們因此開始向外漂泊。
深圳龍崗六約社群的牛始埔居民小組，是盤踞在這片改革開放前沿地上的眾多城中村之一。生活在這裏的羅艷、小青、範範，和與她們有著相似背景的女工姐妹們，大都在世紀之初湧向深圳打工。在失去了教育機會以後，她們前往城市，渴望改善自身的處境。但由於未曾受過良好的教育，在漫長的二十年中，她們四處流散，從未真正在城市中找到立足之地。
六約社群的牛始埔居民小組，是盤踞在這片改革開放前沿地上的眾多城中村之一
這是一種無腳鳥式的境遇。早年間，這種境遇源於一張「邊防證」。上世紀80年代，一道全長84.6公裏的特區管理線東起背仔角，西至南頭安樂村，將深圳劃分為「關內」與「關外」，沒有邊防證將無法進入特區。進入特區後，她們也時常因沒有「暫住證」而擔驚受怕，「不敢進商場，不敢走寬的馬路」，坐幾十個小時的綠皮火車來到深圳後，就要盡快地一頭紮進工廠裏，躲到流水線上去。
在流水線上，她們得把「自我」封鎖起來，因為現代工廠更加歡迎機器。
羅艷來到深圳時18歲，她原本想要賺點錢繼續讀書，但發現根本就沒有時間。她在服裝廠的流水線上釘主嘜 （衣服後領的小標）、做拼縫、裝袖子，單價從幾分錢到一兩元不等，從早上8點幹到晚上12點，最後「把人都做笨了」。
在電子廠的無塵車間，名叫曉西的年輕女孩套上防塵服，只露出兩只眼睛。在燈光永不熄滅的流水線上，她的左右手交替水平擺動，借由LED燈的反光去檢查玻璃螢幕瑕疵，白天和黑夜在兩個單一動作之間流過。車間沒有窗戶，她靠身體反應感受時間，一到夜晚，她的雙眼就刺痛。有段時間她頻繁地夢見自己變成了機器人，在夢裏她也於虛空中擺動雙臂，最後被自己的動作驚醒時，她先是感到可笑，繼而是無奈。
她出生於甘肅慶陽寧縣，黃土高原中部一座常住人口33萬的小城，直到2020年才被批準結束貧困縣行列。寧縣的整個冬天都下雪，樹上所有葉子都會掉光。她從小就想知道，向南走，冬天會是什麽樣？
2015年春運期間，她從寧縣坐30個小時的大巴到了龍華客運站，出發時她穿著保暖衣和厚外套，把自己裹得像粽子，抵達後發現窗外陽光明媚，路邊的樹在開花，草坪碧綠。她的心浸潤著喜悅，好像終於到達了自己從小向往的地方。但在工業的秩序裏，幻想破碎了。她最終感受到的是，商品的產量和品質被放置在第一位，人的感受和尊嚴是次要的，沒有人會在乎她有沒有喝水、吃飯、上廁所。
在這種境遇之中，自我的重新浮現，反而意味著需要付出代價。在小青的記憶裏，她總是不停地跳槽，在一個地方最長待不過半年，最短的就是一天。最短的那次進了一家電池廠，她因為動作不熟練，被拉長從早上罵到了深夜，「飯也沒吃飽，廁所也沒上」，她曾安慰自己，只要學會了就能做得快一些了，但謾罵聲不止。她記得那些人罵她，你怎麽這麽笨、這都不會做、做得這麽慢。她從心底裏抗拒這些侮辱，只能不斷舍棄部份薪水，頻繁地在工廠與工廠之間跳躍。
牛始埔，在一樓房間工作的婦女
經歷了多年的漂泊，一種臨時搭建的痕跡，仍舊滲透於她們的生活空間之中。
我見到範範，是在她下班後的晚上，她領著我和攝影師，在牛始埔的永福巷裏轉了數不清幾個彎之後，踏著梯級走上五樓，回到了她的出租房。
這套一室一廳的小屋，是她在深圳住過最寬敞的房子，是她的女兒到這裏來上幼稚園之後才換的。十年前，她住月租450元的單間，屋子裏能放下的家具是一張床和一張辦公桌。現在空間大了一些，有客廳了，墻上貼滿孩子的獎狀和照片，但還是沒有吃飯的空間，一張方桌折疊起來倚靠在墻上。
掛鉤上懸掛著一把尤凱瑞裏，沙發上蓋著油彩印花布毯，窗台上養著薄荷、銅錢草、梔子花、菊花，和常開不敗的太陽花。 這一切彰顯出主人的品性，她愛音樂，愛美，愛花。 她一開始說，她把每一個租房的地方都看作她的家，但又很快自行把這種說法給推翻。 因為我們聊起了家具。
在這個房子裏，家具都是透過二手平台淘來的，30元的櫃子、120元的沙發、150元的實木電腦桌。桌上的台式電腦是別人不要了送她的。她的丈夫曾經向她抱怨，為什麽所有東西都買二手的，就連熱水器也是。她說，因為這個住所不是長久的，哪天要搬走，家具不想要就直接撇掉，也不心疼，「反正沒有（自己的）房子就是漂」。
隨著女孩們漸漸成為妻子和母親，她們渴望把孩子留在身邊照顧，但她們之中的大多數，都在爭取落戶的戰役中敗北，因此失去了讓孩子接受公立教育的資格。她們只有兩種選擇，要麽把孩子送回戶籍所在地，成為留守兒童，要麽每年花費幾萬元送孩子入讀民辦學校，讓子女和她們共享流動的命運。而任何一種選擇，都意味著痛苦。
在很長時間裏，她們時常感到自身處境的尷尬：在家鄉，她們因被犧牲而無法發展自我，在城市，她們因無法發展自我而難以安放自我。她們進也不得，退也不得，懸浮於故鄉與城市的交界，在任何空間都無法結束漂泊。
範範的家（滑動檢視）
落 腳
在牛始埔居民小組，那些低矮陳舊的樓房是鑲嵌在井字格之中的，將它們編織起來的小巷細密，如同網眼般工整地交錯，外來者誤入其中，會感到自己正於迷宮中穿梭。 這裏的景觀顯然不同於不遠處的高檔小區，樓與樓之間視野開闊，中心處點綴一汪人造湖泊，在那邊，一套230平米的二手房不久前以接近1000萬元的價格賣出。 二者之間，是不超過500公尺的直線距離，龍崗大道在其間橫貫而過。
搬到牛始埔居住的一年時間裏，曉西幾乎沒有走出過這片井字格迷宮。 當時她不滿30歲，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兒子上一年級，女兒上幼稚園。 早上起來把孩子送去上學以後，她就出門打每小時10元薪水的零工。 她的生活中不存在什麽消遣，只會偶爾在小孩無聊的時候帶他們去超市的貨架旁邊看看書，「整天圍著孩子在轉，基本沒有自己」。
直到2018年下半年的一天，她帶孩子在牛始埔的小巷之中散步，他們被一處正在放映露天電影的地方吸引了註意力。在孩子們流連於影片之時，她第一次註意到了發起露天觀影的那個空間。
它藏在永福巷裏，乍看起來和周遭遍布的小餐館和便利商店沒有區別，藍底招牌上面寫著：綠色薔蜜。
曉西走進那扇敞開的門，發現裏面除了有很多小孩玩具之外，還有很多的書。那時候小青剛剛成為綠色薔蜜的一員，她介紹說，這是公益機構。但在曉西的認知之中，還從未出現過這個詞語。她和大多數初次踏進這扇門的女人一樣，內心拘束而困惑，她們之中曾有人以為這裏是「搞傳銷的」，「綠色薔蜜是什麽？可以來讀書？有這麽好的地方嗎？」
綠色薔蜜的活動空間
女人們先是稀裏糊塗地被拉進了綠色薔蜜的群聊，隨後開始接收到各種各樣的活動資訊。那些「活動」大多根植於日常，比如過節的時候邀請姐妹們一起包餃子啦、搓湯圓啦、打火鍋啦，沒事的時候一起唱歌啦、跳舞啦、看電影啦，都是些大家在下班之後樂意去湊的熱鬧。除此之外，她們還被邀請去讀書、寫作、聽講座，以及打HPV疫苗、做兩癌篩查、演反家暴戲劇。
當時的曉西難以預見，以這個空間為原點，她的命運之河將發生劇烈的轉向。在這裏，女工姐妹們曾因作為女兒、妻子、母親、異鄉人而被剝奪的一切，會在她們的互相扶持下，重新建立起來。
2015年，和曉西同樣來自甘肅的丁當，在牛始埔創辦了綠色薔蜜。賣燒餅維生的穆姐姐至今仍然記得她第一次在綠色薔蜜的活動室見到丁當的那天，丁當紮著馬尾，個子高挑，穿著一身花衣裳從門口走進來，「忍不住你要多觀察她幾眼」。這個高個子姑娘來到深圳開始打工的時候是2004年，當時她16歲，已經在蘭州的工廠裏積累了兩年工齡。
在丁當身上流淌的，是同樣可見於其他姐妹身上的生命經驗，這一系列經驗同時具備性別和階層的特征。 在綠色薔蜜，最顯而易見的就是這雙重處境的交疊。
她也沒有讀完初中，沒有機會上大學，一方面是因為貧窮，另一方面是因為僅有的教育資源要留給她的兄弟。她和她的姐姐都因此而輟學外出打工。沒能受到良好教育的影響之沈重，使得她哪怕過了二十年仍然會因此而哭。在深圳打工的那幾年，丁當每月從工廠裏賺700多元，她只消費其中的20元，剩下的全部寄回家，供父母蓋房子，供哥哥弟弟上學。
在流水線上，她和姐妹們一樣，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以加班費構成收入的主體。她曾參與制造輸液針，為了避免毛刺殘留，要用手指一根根摸過那些針尖，也曾在文具廠裏因長時間站立工作而疲勞到幾近昏厥。出了差錯被組長指著罵的時候，她會幻想身體的四周出現一層玻璃罩，將她和現實隔絕開來。
但對於丁當而言，命運的轉折點很早就到來了。2005年，她考進了189工業區裏一家萬人規模的電子廠，這座工廠給予職工的福利待遇和相對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為丁當帶去了知識，以及時間上的余裕。
丁當（右）和小青
電子廠的員工宿舍樓下，有座擺滿了外國名著的圖書館，圖書館並不大，面積約莫100平米，四周和中間兩排放置書架。就是在這裏，還未成年的丁當接連不斷地借走書籍，其中包括【簡·愛】【飄】【呼嘯山莊】【平凡的世界】。如果白天休息，她就躺在床上看書，晚上10點以後宿舍熄燈，她就在走廊上借著夜燈看。
她可稱得上如饑似渴，曾在一夜之間讀完了夏洛 蒂·勃朗特筆下簡·愛的一生。
那個長相平平、出身寒微的女孩簡·愛，以她對於不平等的深刻洞察和逆反，震撼了出身於甘肅山村的丁當。 她說那本書對她人生的影響在於「開啟」，書中階層明顯的世界和她身處的現實世界形成對應，讓她得以重新審視自身的處境。 「好像人跟人是平等的。 你對於你的組長或者拉長說的話是不是一定要聽？ 是不是你一定要服從？ 」
同年，她透過老鄉介紹，加入了工業區裏的公益機構，開始利用業余時間做義工。機構裏有各種各樣的小組，就像大學裏的社團，大家一起搞文學、騎單車、學法律。丁當加入了文學小組和姐妹小組。
那時候，姐妹小組成員在一起活動，要用一塊擋板和其他小組隔開，男性不能參加，姐妹的房間因而被一種神秘氛圍籠罩著。在那裏，女孩們暢所欲言，對各種問題發表觀點。直到有一次，姐妹小組結束活動之後，隔壁正好有一群男性在討論社會新聞，丁當鼓勵女孩們也去參與。
就在那樣一個公開的空間之中，丁當發現，女孩們不再勇敢地說話。 尤其是當她們和男性產生觀點上的分歧的時候，男人們可能會打斷女性的發言，她們隨後就陷入沈默。
而沈默往往會貫穿這群女性的一生。
綠色薔蜜是孩子們的小樂園
十年後，丁當以3萬元的註冊資金，在牛始埔的社群之中建起綠色薔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出於一種打破沈默的渴望。她認為，基層女性應當要走出那扇門，走出那個封閉的房間，走向一個更大的世界。在女人們慣常的經驗裏，這種渴望時常是落空的。
屬於男性的空間有很多，在菜市場，在麻將館，在晚上10點以後的燒烤攤，男人們赤裸著上身，抽煙、喝酒、大聲地聊天。與此同時，女人們在幹什麽？丁當說，她們在家帶孩子，第二天要早起，給孩子做早餐。當她也成為一個男孩的母親之後，那種整日圍著廚房轉的感覺，進一步加深了她對於自身性別的反思。 「男性就是一個場域，隨時隨地都是一個空間，女性我覺得不一定。」
如今在牛始埔，綠色薔蜜一共有四個活動空間，它們分布在井字格迷宮的各個角落，成為這個社群生態系的組成部份。在這些屬於女性的空間裏，男性也可以進入，前提是不能赤膊。與此同時，丁當盡可能地將環境布置得讓女性感到安全。
其中最主要的是活動室，墻壁上貼滿姐妹們的照片，四周的書架上幾乎全是給孩子們看的繪本。其次是親子園，每天都會有人在那裏照顧姐妹們的小孩，帶著他們一起玩。還有一個工作室，你可以把它理解為薔蜜裁縫鋪，姐妹們在那裏做衣服和包包。最後是薔蜜書屋，是個有空調的安靜的小房間，裏面藏著一整面放有世界文學名著的書架，她們經常在這裏擠作一團，共同讀書、習作。
在暑假即將結束的周五夜晚，我和她們，以及她們的孩子，一起待在活動室。每周的這天晚上，有空的姐妹都會待在一起，學著認字，或者幹點別的。那天，一共15個女人圍繞著桌子坐在一起，學唱一首名叫【光】的歌。她們搬出兩個非洲鼓，敲打節奏，丁當撥動尤凱瑞裏的琴弦。在她們學唱歌的時候，小孩們正在撒野，尖叫著繞活動室另一邊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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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在綠色薔蜜閱讀、玩耍、看電影
沈 默
即便是在一個屬於女性的空間裏，想讓她們開口說話仍然是艱難的。 來到綠色薔蜜的時候，她們大多不再年輕，在女性和底層的雙重處境之中，她們的心已經承受了多年的壓抑。
在最開始參加姐妹活動的時候，小青記得，第一個環節就是自我介紹，要說自己叫什麽名字、老家在哪、在哪裏工作、喜歡什麽等等。但小青卻開不了口。當姐妹們都向她介紹完她們自己以後，她還是不敢說話。
在她的經驗之中，當著很多人的面，她從來沒有那樣表達過自己。她覺得好難開口，但具體是什麽原因，她說不上來。
她為自己的沈默感到懊惱。四下無人的時候，她不停地想，為什麽就那麽幾個字，說出來會那麽困難？為什麽別人敢說，她卻不敢？在內心深處，她認為自己好像跟所有人都不在同一個世界。別人好像什麽都好，想要什麽都可以得到，想做什麽都能完成，「但我好像什麽都沒有，什麽都不如別人，在各種場合都是被別人看不起」。最後，她得出判斷，認定自己是膽小鬼，是「一個沒用的人」。
在深圳，她長期孤身一人，最大的愛好是養花，即便是早年間只住得起月租150元一間的瓦房，她也要在房子裏種滿鮮花。她把花看作陪伴者。在漫長的沈默之中，每當感到孤單或者委屈的時候，她就回去對著花說話，「把那些對我不好的人罵一罵，吐下槽，出出氣」。剛來深圳那幾年，她常常如此自言自語，以至於懷疑自己是不是有神經病。
小青把花看作陪伴者
但當她走到一群和她擁有相同處境的女人中間，變化開始發生了。
她記得，她們總是鼓勵她，說沒事，我們大家互相認識一下，想知道你叫什麽，以後在路上碰到，打招呼的時候，我們怎麽叫你？她說不出口，她們也不勉強她，但她每次活動都去參加，她們也堅持不懈地給予鼓勵。
變化不是突如其來的，而是點點滴滴累疊而成。後來她知道了，在這裏，沒有人會指責或者議論她。女人和女人之間互相包容，說錯話或者不說話，大家都還是笑臉相迎，說沒關系。於是她把心防一點點拆去，直到終於不再感到害怕。
她向大家介紹自己，說她叫小青。這並非她身份證上的姓名，是她自己起的名字，因為自認渺小，就像隨意生長在角落的青草。
在經歷了半生的失語之後，她開始說話。說話，看起來如此容易的行動，在她的生命中形成了一種他人難以想見的力量，最終把她變成了一個在她自己的心目中徹底不同的人。我在綠色薔蜜見到她的時候，她已經成為這裏的工作人員六年了。我們坐在一起長時間地對話，回溯她的整個生命歷程，她講述的時候平靜地註視我的眼睛，用大量的細節和感受為我還原從前那個瑟縮起來的自己。
她後來在綠色薔蜜遇到了很多跟她一模一樣的女人，包括曉西。
一直到帶著孩子駐足於綠色薔蜜門前的那天，曉西已經在「框」裏受困了很多年。她把困住她的東西稱為「框」，是因為那時的她還無法準確地描述，困住她的東西到底是什麽。在她成為兩個孩子的母親以後，受困的感覺越發明顯，因而在2018年的那天，出現在綠色薔蜜的是一張麻木的臉。梁英向我描述那時的曉西，「她好悶喏，一句話都不說」。
面對她們，小青開始展現出從前見於其他姐妹身上的包容。 她透過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去鼓勵她們開啟心裏的結，她說，放心，我們不會被罵，我都經歷過，我跟你是一樣的。
被丁當邀請到綠色薔蜜工作以後，小青也需要對姐妹們進行訪談。她曾經了解到一個姐姐被拐賣、被強迫做童養媳、被家暴的故事，對方講述的時候是平靜的，但小青從頭到尾一直在流眼淚。 她擁有珍貴的同理心，因而能從其他姐妹的故事裏同時看見苦難和勇氣。
綠色薔蜜為附近的基層流動女性提供了一個屬於她們的空間
在姐妹們自己做的一檔播客節目裏，丁當曾經向範範提問，在深圳20年，你覺得你獲得了什麽？範範笑起來，她說，什麽也沒有獲得，但獲得了友誼。
她們了解彼此，關心彼此。只要找到她們之中的一個人，你就能迅速得知其他人的喜好。
比如，曉西和丁當愛吃面食，去中原面館聚餐的時候一定要點羊肉泡饃，和刀削面。小青是湖南人，喜歡吃辣，最愛炒田螺，她做的鹵鴨爪和涼皮特別好吃，每次都會做很多，大家分而食之。但她體質弱，必須要午休，不能對著風扇吹，天氣冷的時候要戴帽子。小琴愛跑步，每天五點半起床，從牛始埔出發，一路向南跑到梧桐山。
在範範的女兒上幼稚園的時候，有半年時間，範範的丈夫去廣州務工，她也要上班，每到周六就沒有人照顧小孩。但這不成問題。她會在起床後給女兒準備好吃的，然後就出門去，等她從監控裏看到女兒睡醒，就會讓小青或者其他姐妹來把孩子接到綠色薔蜜去玩。小朋友餓了就跟媽媽的姐妹們一起吃飯，困了就睡覺，直到媽媽下班之後把她接走。
在一個下起暴雨的傍晚，一位披著雨衣的姐妹騎著電瓶車經過親子園門口，她坐在車上告訴丁當，她把手機弄丟了，叫丁當在網上給她買一個，回頭再把錢轉過去。 丁當在網上下單以後，姐妹騎著車悠悠地走了。
這在小青看來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借錢給姐妹交孩子的學費、幫姐妹在網上買東西、看病的時候幫忙墊付一些錢，全都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哪怕她自己也並不富裕。「因為我自己有經歷過這種事情，自己在很需要人幫助的時候，是非常著急、非常渴望有人來伸出這個援手的。所以別人有需要的時候我就非常能理解。我有這個能力，能幫助到別人的時候，我是非常開心的。」她說。
姐妹們在綠色薔蜜與孩子一起閱讀
對於植物而言，土壤有貧瘠與肥沃之分，貧瘠的土地裏，植物瘦弱矮小，而肥沃的土地會幫助它們結出健康的果實。人也是那樣的。
在一個屬於女性的空間之中，一套極其強韌的情感支持系統形成了。它真實存在，近乎擁有實體。曉西把它描述為「能量場」，認為是大家彼此尊重，相互支持，因而共同建立了它。當她們在一起的所有時刻，無論是在唱歌，跳舞，還是在做些別的事情，她都切身感受到它帶去的滋養。
正是在這樣一個場域之中，小青捕獲了她從前沈默的根源。 她回想自己的一生，終於意識到，她此前從未受到過鼓勵。
無論是在原生家庭中、婚姻中、社會中，她受到的都是擠壓而非支持。當人們都說她是個「沒用的人」，她也就漸漸認同，好像自己真的一無是處。她是以沈默作為護甲，以便於她掩蓋自身的不堪，「我就遠離，要給大家有一種距離感，不讓你識破我」。
如今她還是喜歡對著她的花講話，但是講的內容不同了。她向花分享開心的事情，在開花的時候表揚它們，「你開得好好」。它們像是懂得感恩，越開越繁茂。尤其是長春花，開花的速度快極了。她仔細地關註它們的成長，發現它的花瓣會先一片片散開，到最後，在一秒鐘之間，「突然就開啟了」。
小青（左）和姐妹在一起
「我」
2009年，美國【時代】周刊將中國農民工群體評為年度人物，他們與當年仍然在任的美聯準主席賓·伯南克、蘋果CEO史蒂夫·賈伯斯、美國總統歐巴馬等人共同入圍。
【時代】記者傑西·江觀察到了那一時期農民工流動的大趨勢，他們背井離鄉，到中國蓬勃發展的沿海城市的工廠裏找工作。【時代】認為，作為唯一當選其列的群體人物，正是他們幫助彼時的中國達成了GDP增速超過8%的目標。這一數位意味著當年的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20%。
「正因為他們曾經的奮鬥、如今的思考，以及對未來的眼光，使得這個國家的經濟一步步復蘇。」
在那期雜誌的內頁，作為中國農民工的代表出現的，是一組深圳女工的肖像。基層女性作為那股潮流中的重要力量，被鄭重地肯定了她們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價值。
但丁當卻感受到，她所身處的基層女性群體，她們在工作中的參與和經驗，她們作為人本身的感受與渴求，時常都是不被尊重的。
一位姐妹剛來深圳的時候，第一份工作是在街頭撿垃圾，有次她路過一片工地，盯著一個男人多看了幾眼，對方走過來就扇了她一個耳光。小青起初從事的是打掃衛生的工作，她異常憤怒的一點在於，人們會把她稱為「垃圾婆」。為了避免別人辨認出她的身份，下班後她立馬就把身上的工作服換下來。
在流水線上，丁當曾認為自己將鉛筆和橡皮裝進文具盒的雙手，靈巧得像精靈在跳躍。但她仍然沒有自信，用很小的聲音講話，不敢直視男性的眼睛（工廠中的男性大多是領導層）。「因為你看不到自己什麽價值。」
但在綠色薔蜜，逐漸開啟心裏纏繞的死結以後，女人們不斷消退的主體性開始進入了重建的過程。
綠色薔蜜舉辦的身體工作坊。姐妹們會被鼓勵增進身體上的接觸，讓彼此感受到可以相互信任、支持
丁當費盡心思，去訓練她們覺察日常生活中無法言說的部份。曾經被其他人認為天經地義的，但卻讓她們的身體或者心靈感受到不舒服的，全都被鼓勵表達出來，成為共同的經驗。
比如，曉西之所以渴望逃離家鄉，是因為無法忍受鄉間的閑談。在閉塞的環境之中，女性總是因她們的言行舉止受到指指點點，但凡打扮得好看一點，就會被說成花枝招展，跟男性多說了兩句話，就成了不守婦道。每當聽到那樣的議論，她都會逃回房間，以避免成為他們之中的一員。
她的媽媽因此稱她為「書呆子」，說她是個不會跟人打交道的人，而鄉土社會的道德就在於合群。 人們對於女性的期待是，為避免成為異類，她們將自覺自願地去附和那些施加於她們自身的規訓，最終甘願成為規訓本身。
但在這裏，在日漸深入的表達和剖析之中，她們意識到，既定的觀念和習俗並不完全意味著正義。她們發現，來自天南海北的基層女性，擁有共通的體驗，共享同樣的命運，因而確立了自身感受的合理性。一位姐姐甚至因此知道了，生完孩子之後嚴重的痔瘡不是女人必然要忍受的，而是應該進行切除。
在她們身上發生的變化是顯性的。梁英說，她如今「嘴巴會說了」，並且「膽子放大了」。羅艷則回憶起她和幾年不見的朋友在地鐵上偶遇的時刻，朋友驚嘆道：「你比以前自信多了！」
在丁當的記憶裏，當綠色薔蜜每周例行的讀書會偶爾中斷之時，羅艷就會冒出來鬧：「丁當，怎麽還不開？」
讀書會剛開始辦，羅艷就加入了。進入工廠以後將近二十年的時間裏，她都沒有再拿起過書本，在她看來，一個人讀書是沒有氛圍的，會讓人感到別扭。而讀書會上，閱讀是一場公開的、集體的行動。她為這場行動投入極大的熱情。每個周末的晚上，她都會把能推的活全都推掉，到綠色薔蜜去，和姐妹們一起讀書。
她們讀的總是那些和她們自身命運密切相關的故事。比如楊本芬在【秋園】裏寫的一位普通中國母親的一生、上野千鶴子與曾經的性工作者鈴木涼美的往來書信【始於極限】、二本院校教師黃燈在【去家訪】中寫下的家庭教育田野調查等。
在讀書會，姐妹們輪流朗讀自己的故事
她們以前會跑到綠色薔蜜的宿舍客廳去讀書。一張白色茶幾，擺滿書本、筆記本、瓜子和花生，有時候把鞋脫掉，光腳踏在地磚上，或者支起一條腿踩在板凳上，怎麽舒服怎麽來。後來天氣太熱了，大家就跑到薔蜜書屋裏帶空調的小房間裏去讀，沒有像樣的桌子椅子，她們坐在塑膠板凳上，或者索性蹲坐在墻角，把書放在腿上看。
丁當要大家輪流朗讀，每人讀一頁，要她們把聲音放出來。讀的過程中，有的姐妹可能會遇見不認識的字，她們就停下來一起查，等學會了那個字以後再繼續。讀完一個章節之後，進行討論，討論結束，丁當會給大家留40分鐘到1個小時的時間，讓她們寫作，寫完之後再挨個把自己寫的內容讀出來。
喚醒就在這樣的過程中發生了。她們透過閱讀，逐步喚醒記憶中早已陷落的細節，然後使用自己的語言，寫下自己的故事。每場讀書會都要持續三四個小時，散場時往往已至深夜。丁當認為這是必要的，她說，寫作是一個內化的過程。
而正是這個過程讓人們清晰地看見自己的存在。
在她們的文章裏，她們寫水果的形狀、皮膚的觸感、姐妹的外貌，寫讀書的感想、個人的經歷、家人的命運，寫愛情、親情、友情，寫喜與樂，也寫悲哀和仿徨。
正是在一夜又一夜的寫作中，年過半百的芬芳寫出了她的家族史。她想起了好多往事，淚流滿面地寫，寫家族中的幾代人如何穿越瘟疫、洪水和饑荒。描述貧窮時，她會寫，媽媽只有一條褲子，六月要穿就剪成短褲，冬天要穿就再接起來。關於命運的無常，她寫，一個房子裏死了三個人，屍體都沒有地方放。
綠色薔蜜把這個故事發表出來，芬芳的弟弟看見了，有兩三個晚上都沒有睡著覺，「都是默默流淚」。文中的有些事，在芬芳沒寫下來之前，弟弟從未知曉。他說，大姐，你是我們家最沒有文化的人，你能寫出家族史，是我們家的功臣。
她們會把這些作品打印成一本本小冊子，封皮印有姐妹們各自的姓名和頭像。穆姐姐向我展示過她的那一本，由於害怕被家裏的小孩子掏出來扯壞，她小心翼翼地把它包裹在塑膠袋裏藏起來。不難發現，她曾將它拿出來反復翻閱，書頁的四角卷了邊，書脊處有剝脫的痕跡，她用針線把它縫起來。
穆姐姐在綠色薔蜜的讀書角
有時候，她們會一起把這些故事寫進歌裏。這個集體創作的過程是這樣的：大家選定一個主題，姐妹們各自寫作，然後從中提取出一些詞句，把它們編排成為歌詞；隨後，她們可以哼唱出一些曲調，由她們來自樂隊的朋友據此編曲。
透過這種方式創作出來的歌曲有很多，她們會去錄音棚，認真地把這些歌錄下來，上傳到網上，開啟手機就能聽見。在一首叫作【蘋果樹花開】的歌裏，她們就這樣唱出了曉西的媽媽去世和範範的女兒曾經留守在家鄉的故事：
又是一年蘋果樹花開/村頭的古井布滿青苔/屋後的鳥叫喚醒清晨/那是我記憶裏的故鄉/小時候/木窗前/媽媽給我紮兩個麻花辮/而今媽媽去了遠方/我在這邊/她在那邊
又是一年蘋果樹花開/村頭的古井布滿青苔/屋後的鳥叫喚醒清晨/那是我記憶裏的故鄉/門庭前/陽光下/兩歲半的女兒找媽媽/可我只能隔著螢幕看著她/我在這頭/她在那頭
在活動室裏，她們用手機連線藍芽音箱，將那些屬於她們的歌大聲地放出來聽。
那是種奇妙的感覺，曉西發現，原來不是只有專業人士才可以寫歌。一些刻板的觀念出現了裂縫，她感到自己正在被賦權。這些歌曲裏面，有牛始埔，有永福巷，有她們家鄉常見的植物，也有她們的女兒和母親。她們唱歌的聲音並不整齊，但每一句吟唱都和她們自己的生命有關。
曉西說：「好像這首歌是我們集體的吶喊，好像我們在集體傾訴一件事情。」
周末晚上，姐妹們聚在一起聊天、唱歌
籠中鳥
我沒能在綠色薔蜜見到曉西，采訪是在視訊中進行的。我前往牛始埔的時候，她已經離開深圳，前往新疆的石河子，中國的西北角。她將定居在那裏。
在我跟綠色薔蜜的姐妹們聊起曉西的時候，她們的臉上都會出現一種關切又憐惜的神色。範範在提到曉西的時候，忍不住哭了起來。
出現在視訊中的是一張圓圓的臉，蘋果肌飽滿，笑起來彎月般的雙眼。在女工姐妹之中，曉西是少有的完成了高中學業的人。她的成績很好，從小學到初中，一直排名全班前三，尤其擅長英語，是整個年級的第一名。每次有人去她家裏，看見滿墻的獎狀，人們都會說，這個女孩將來是要上大學的。
那時的她對未來尚且抱有一些「不成熟的想象」。她想要上大學，想沿黃土高原無限盤桓的山路離開，去喜歡的城市，從事喜歡的工作。
但就在她面臨高考的階段，通往未來的門漸漸閉合。 她的弟弟上中學，正是需要用錢的時候，媽媽有嚴重的胃病，要一直吃藥。 媽媽總說，為了供你上學，你看你爸爸要出去幹多重的活，他在石頭廠裏，不停地搬運石頭、打碎石頭。
對媽媽而言，女孩子遲早都是別人家的人，讀書是不重要的，至少沒有繡花和蒸饅頭重要。
她感到自己好像沒有長成媽媽期待中的樣子。一些念頭持續不斷地擊打她，是不是不讀書爸爸就不用出去打工？是不是她也應該盡早出去賺錢？執意要讀書是不是不孝順？這一切內疚與煎熬導向的結果是，她最終沒能考上大學。
曉西在薔蜜（受訪者供圖）
一扇門關閉之後，她試圖透過打工的方式繼續向外走。但是媽媽不同意，認為她獨自外出打工容易被拐賣，只有先找個人嫁了，讓那個人帶她出去，否則只能待在家裏。
在當時的曉西看來，這幾乎是走向外界唯一的道路了。2007年夏天，她參加高考，2008年初春，她就步入了婚姻。她的不曾接受過教育的媽媽，以一番理所當然的論斷，促使不滿20歲的她成為了別人的妻子，並且在接下來的兩三年時間內，迅速變成了兩個孩子的母親。
這就是曉西所說的「框」。在原生家庭之中，她被要求做一個好女兒，不能不孝順。在自己組建的家庭中，她被要求做好妻子和好媽媽，不得不去承擔責任。傳統倫理強大的作用力，使得她在逃離一個「框」的幾乎同時，就跌入了另一個「框」內。
她很久都沒能走出來，如同小鳥困於籠中。在強烈的自卑感作用下，她跟所有同學切斷了聯系，不再更新QQ，也再沒回復過空間的留言。在他們的認識裏面，曉西好像消失了，完全沒有音訊。後來在流水線上如同機器人般工作的間隙，她的思緒會往外飄，她會想，「我那時候要是不放棄讀書的話會是什麽樣子？我那時候不結婚的話，我出來是什麽樣子？」
直到2018年，綠色薔蜜的出現，將她從封閉的殼子裏拽了出來。和姐妹們相處一年後，曉西和小青一樣，也被丁當邀請到綠色薔蜜工作。她主要負責兒童工作，經常都在親子園值班，陪孩子們玩。
在某種意義上，綠色薔蜜成為了曉西的大學。
她在這裏接觸到了電腦，開始學會一些基礎的辦公功能，學會了編輯公眾號。她學著跟孩子做性別討論，跟姐妹們一起創作戲劇。丁當會帶她去其他城市參加培訓，學習如何服務留守兒童、如何跟孩子講繪本。她的生命停滯十余年後重新開始流動，在前去培訓的路上，她第一次坐上了高鐵。列車呼嘯著前行，開向香港、上海、杭州、西安、成都、重慶，它再也沒有停下來，把她和姐妹們送向了她們曾夢想抵達卻無法抵達的那個更開闊的世界。
姐妹們在綠色薔蜜參加綜合技能培訓
在一場場培訓中，她漸漸發現，原來還有好多誌同道合的人，大家在共同做一些有益於社會的事情。
她因此更深刻地認識綠色薔蜜。她想，綠色薔蜜是服務於流動女工的，她自己也是流動女工的其中一員，相當於她在自己服務自己。她曾經好像從來不認為能為自己做到什麽事情，最終，她找到了方向，身邊還有一群支持著她前行的人。
在範範眼裏，曉西是一個「總是喜歡照顧別人」的人，會熱心地回應大人和小孩的需求。在丁當看來，曉西「很努力，真的非常努力」，很多時候她都會主動去承擔哪怕並不屬於她的工作。她極度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入職第二年，她就考到了初級社工證。
孩子們愛她。在牛始埔，小孩們見到她的時候，會叫著她的名字，從很遠的距離之外跑向她，往她的懷裏撲。
2023年底，綠色薔蜜舉辦社群晚會，她報名獨唱【蘋果樹花開】。 活動室裏鋪著紅色地毯，四處裝點著氣球，漆黑之中，一束暖黃色的光柱打向舞台。 她一個人走到舞台中間，感到有些緊張。 突然，前排的孩子開始喊她的名字，隨後越來越多孩子、女人和男人加入其中，現場的氛圍驟然變得特別高漲。 她站在溫暖的光亮裏面，看著他們的眼睛，意識到這是她人生第一次，也或許是唯一一次，同時被這麽多人印證她的存在。
但就在那場晚會之後半年，一通電話響起，命運再次轉向，她選擇重新返回家庭。
電話是弟弟打來的。他要她放棄綠色薔蜜的工作，將戶籍從甘肅遷往新疆，去石河子定居。問題的焦點在於孩子的教育。她的兒子升入初中後產生厭學情緒，很有可能連一所好一點的職校也考不起，女兒正面臨小升初無法入讀公立學校的困境。如果兩個孩子都入讀民辦學校，每年的學費需要五六萬元，她承擔不起這筆費用。而入戶新疆意味著，孩子們可以接受公立教育。
流動在六約社群的孩子們，因沒有深戶而無法入讀公立學校
起初，她告訴弟弟，她喜歡這份工作，舍不得放棄。但弟弟在電話那頭罵她，你那麽自私，光顧著你自己，你認為你的前途重要，兩個孩子的未來你就不管不顧了嗎？
她回想起幾年間自己為了留在深圳所做的努力。為了拿到大專文憑，她報名自考英語，必須考過全部12門課程，「難度超乎想象」。姐妹們總是看見她每天很早就去綠色薔蜜學習，極度自律地保持著上午上課、下午上班的生活節奏，但直到孩子升學的問題迫近眼前，她仍然還有3門課程沒有修完。
原本，她已經為自己規劃好了全新的未來，先拿到大專證書，再以此作為彈板，透過專升本渠道入讀社會工作專業。但這條命運上浮的道路終究還是太窄了。
在征求了孩子們的意見之後，她決定遷居新疆。
離開前的那天晚上，曉西在綠色薔蜜挨個跟姐妹告別。當時已經是深夜十點，範範終於鉤完了一對玫瑰耳環，她攥著耳環，急匆匆趕下樓。曉西當時正在掃地，遠遠地看見範範滿眼淚水地向自己走來，把玫瑰耳環放在她的手心。兩個女人沒有說話，擁抱著哭了起來。在她們相識相知的這幾年，每年範範過生日，曉西都會為她買一束她最愛的葵花，那是她的丈夫也不曾做到過的。
我曾經在想，曉西的離開是否意味著失敗，是否意味著傳統的慣性過於強大，壓倒了她的勇氣。丁當說，不是的，她只是認識到，這是目前為止最好的選擇。很少有人意識到， 開化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而鳥兒既然飛出去了，新世界的景色，就一定映入了它的眼中。
她曾讀過的、寫過的、看過的一切，都在持續對她的生活施加影響。 曾經，她的丈夫認為，做飯洗衣是女人的義務，教養不好孩子也都是她的責任。 現在她開始細心地覺察其中存在的不公，並且「刻意地跟他有一些對抗」。 一些微妙的改變正在發生，至少，她的丈夫開始自行下廚了。
接下來，她準備努力一下，把剩下的3門課修完，還想趁有大把空余時間，再多看點書，以避免精神世界陷入荒蕪。
她的姐妹們在等待她歸來，丁當說，我們永遠都需要她。如果重新回到她們身邊，她想要克服自己的害羞，多多伸出手去觸碰她們。她收起眼中的淚水，笑起來，說丁當的腿太長了，有時候一起坐地鐵，她還沒下電梯，丁當已經幾乎步入車廂。下次再見面，她想，一定要勇敢地挽住丁當的手臂，讓她攜帶著她，就像在人潮之中飛行。
曉西（左二）和姐妹們在一起（受訪者供圖）
「壞女人」
在能量場的托舉下，女人們分化為兩股支流，一支回流家庭領域，另一支則滾滾向前。在留下來的女人中間，一些更加激烈的化學反應已經發生。
在剛剛過去的暑假，羅艷成功把她的兩個孩子接到了深圳。和姐妹們的相處使她變得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堅定。她不再認為她的正當訴求需要得到誰的允許，因而把孩子從江西老家帶走的時候，她不顧婆婆的反對，只是通知了丈夫，隨後就買下了車票。
在深圳的出租屋裏，她每天早上出門上班之前給孩子把飯做好，他們自己熱一下就能吃。吃完飯，兒子和女兒就自己跑到綠色薔蜜去玩，他們喜歡跟丁當待在一起。她14歲的女兒還參加了綠色薔蜜發起的青少年暑期戲劇工作坊，跟著曉西和丁當她們，從深圳出發，前往廣州、重慶、成都、西安，完成了為期16天的巡演。兒子還小沒能參與，他黏住羅艷說：「媽媽，你明年叫丁當阿姨給我留一個位置好不好？放暑假我就來了。」
當她開始為自己做決定以後，她發現，這一切遠沒有她想象中那麽糟糕。 她得以跟女兒說她的心裏話。 她回憶起過年時女兒曾經試圖跳樓的舉動，她說，你非要用那種極端的方式來嚇媽媽嗎？ 媽媽知道你的想法是什麽，不就是想讓媽媽擁抱一下你嗎？
有天她下班回來，女兒突然跟她說，「媽媽對不起，之前我對你的誤會太深了。」女兒說，她之所以會認為羅艷是個壞媽媽，是因為奶奶和姑姑總是那樣講，羅艷又長期不在他們身邊，她就以為那是真的。她記得女兒說，「我跟你相處了差不多半個月的時間，我覺得你並不是那樣子的，你並不是一個壞媽媽，你對我跟弟弟的愛是超過了她們的。」
與此同時，她發現，女兒願意把心裏面更深處的感受掏出來給她看了。後來她才會意識到，她為自己所作出的這個決策，可能會在極大程度上避免她的女兒成長為另一個被規訓的女人。
她記得，那段時間，女兒頻繁地問她，媽媽，你會覺得我太胖嗎？
喜歡待在綠色薔蜜玩的小女孩，她的跳高能力很強
孩子對於這個問題的計較讓羅艷感到奇怪，細問之下才知道，在老家，孩子的姑姑時常說她太胖了。長期的負面評判給這個青春期的女孩帶去了巨大的影響，她的自卑和敏感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她試圖用跳樓的方式傳達出來的其中一部份痛苦。 在綠色薔蜜，曾有一個體型胖胖的老師來給孩子們講課，下課之後，她曾艷羨地問老師，為什麽你可以這麽自信，我卻不行。 說著她就哭起來了。
從前聽到那些話，羅艷沒想過要反駁，她心想，要尊重丈夫那位做老師的姐姐，希望家庭和睦一點，不要有太多爭吵的聲音。她知道姐姐和婆婆看不上她，沒讀太多書，也賺不到幾個錢。她放過了內心深處非常微弱的異議，在那裏，女性獨立的意誌存在著，她有一些不同的話想要說，卻未曾說出口。但如今，她已經不再是從前那個馴順的女人了。
回老家的那幾天，姐姐上門做客，吃完飯以後，她們聚在房裏一起看電視。就在那個時刻，姐姐再次開始評價羅艷女兒的身材，她問，你怎麽又長胖了？羅艷第一次決定反駁。她說，孩子胖與不胖都沒有關系，只要孩子心理健康就可以了。對方利嘴地反問，這麽胖怎麽嫁人？於是，羅艷的憤怒伴隨她的語言一起向外沖湧：「不嫁人不行嗎？非要嫁人嗎？你是你，我是我，孩子是我生的，她願意在家就在家了。難道生下來就是漂亮，就為了取悅一個男人嗎？就要為男人而生活嗎？」
姐姐沒再說話。羅艷轉頭，看見了女兒那雙似乎也變得更加堅定的眼睛。孩子沒吭聲，但羅艷已經達成了她的目的。她要透過擲地有聲的方式，讓她的女兒明白，媽媽在保護她了。
牛始埔的午後，母女們在公園
在小青的家鄉湖南衡陽，她的家人曾試圖將她拉回家庭，讓她重新困於她的母職之中，但小青為捍衛她的自由而發動了一場戰爭，最終使得她與曾經的自己徹底決裂。
那時她的婆婆患上了老年癡呆，不知道自己餓不餓，晚上會產生幻覺，說有人叫她出門去，然後就會走丟。她一開始將婆婆托付給住在老家隔壁的舅舅和舅媽照顧，但隨著婆婆的病情變得嚴重，舅舅和舅媽，以及她自己的媽媽，都接連不斷地打電話來要求她辭工回家照護。他們說，她如若不回去照顧，會被別人說家教不好，對婆婆不孝。
她在家人的逼迫之中回想自己的前半生，意識到她人生中幾乎所有的重大抉擇遵照的都是他人的意願。她因此被安排進了一場悲劇般的婚姻，匹配了一個她完全不喜歡的男人，「拿一生當賭註，委屈了幾十年」。為了迎合人們對於一個好女兒和好媳婦的想象，她謹遵媽媽的教誨，在婚後包攬了家裏所有的家務活，最終送給了她的媽媽一個好名聲。而她自己則感受到，她的命運之中，「沒有幸福可言」。
但當時的她已經和從前相去甚遠。她從姐妹們身上得到的滋養，幫助她獲得了與家庭抗衡的勇氣。她告訴他們，解決問題不是只有這一條路可走，她會請假回家和大家一起商量，但「這次無論怎樣我不可能滿足你們的願望了」。
在她的老家，存在一種說法，叫「娘親舅大」，意味著在母親那方的家族是舅舅說了算。 於是，最終在老家的房子裏坐上談判席的就是四個人： 她和她的丈夫，舅舅和舅媽。 她獨自與他們三人對峙。
她建議把婆婆送養老院，並且提出願意負擔費用，但被舅舅駁回。他說，送養老院是行不通的，他姐姐有兒有女，為什麽要送養老院？她順著他的話往下走，提出可以由在老家生活的兩個妹妹來照顧，生活費由她來付。舅舅打了個馬虎眼，再次拒絕了她。她隨之提出了第三個方案，她說，可以讓孩子爸爸辭職回家照顧，「你們不是家裏都由男人做主嗎？那這個就讓他來做主」。
最後，她已經充分認識到，這場商討是沒有意義的。對於舅舅而言，答案永遠只有一個，那就是媳婦承擔照料職責。於是，她在他們面前展現出從未有過的決然。那場談話被她接下來的一句話終結，她說：「你可以去告我。」
話音落下，舅舅的臉漲得通紅，起身走出了門。
小青在綠色薔蜜
他們從未見過這樣的她，堅決、理性、毫不留情，和從前那個逆來順受的女人完全不同。她向他們披露的動機是，家鄉沒有工作機會，而她欠著債，需要賺錢。但實際上，送婆婆進養老院的月均費用甚至高於她的薪資，做出這個決定她需要再添負債。她真實的感受是不甘心，本質的動機是要捍衛她的自由。如果再給她一次生命，她說，她再也不會活在別人的想法裏，而是要好好地為自己活。
可是在那裏，沒人能夠理解她身上的變化為何發生，唯一的解釋只有，她在外面有野男人了。在她生長起來的土地之中，一個不屈服的女人，最終成為了人們心目中徹底的壞女人。
流言很快傳到了小青的媽媽耳朵裏，媽媽打電話來，劈頭蓋臉地罵她。媽媽和那些人說一樣的話。她氣得直哭，同時深刻地明白，歷史中的自己再也不會回來。於是就在那通電話裏，她對她的媽媽說，從今往後，如若他人再在你耳邊講什麽閑言碎語，你就告訴他們，「你的第二個女兒，已經死了」。
她已經不再害怕了。她和羅艷，和曉西，和更多飛出籠子的姐妹們一樣，即便在家庭領域中成為異類，她們也會在同一個地方穩穩當當地降落，結束她們的漂泊。從本質上說，綠色薔蜜提供的是一種啟發式的服務，這種生命的啟發不是由某個具體的人，而是由一群處境相同的基層女性共同達致的。她們只要在一起，就不孤單。
在跟婆婆和姐姐產生矛盾的時候，羅艷記得女兒對她說，「媽媽，你不願意回來就不要再回來了，暑假我會和弟弟一起去看你的，你回深圳去吧，深圳有你的朋友，有丁當阿姨她們，感覺你在那裏，玩得很開心。」
（文中梁英為化名）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趙佳佳 馬拉拉
實習生 陳彤
攝影 | 南風窗記者 郭嘉亮
編輯 | 馬拉拉
值班主編 | 趙靖含
排版 | 八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