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爾之春】在南韓的觀影人次為1100萬人,南韓總人口為5171萬人,這意味著幾乎每五個南韓人就有一個人看過【首爾之春】。
這還只計算了進電影院買票看片的人,如果把下載盜版電影,線上觀看,購買影碟或者對劇情道聽途說的人也算進去,這部電影可以說已經成為全南韓社會意識的一部份。
尹卡卡發起特別蟲豸行動當晚,封鎖國會的南韓707特種部隊士兵和市民發生拉扯,當時就有市民在現場高呼「你們難道要讓張將軍(張泰玩)和鄭將軍(鄭炳宙)孤身作戰嗎?」士兵隊伍出現了明顯的動搖。
如果說這種影響還只是間接的,那麽再舉幾個直接生效的例子。
1996年電影【哦!夢之國】,該片在當年受到檢審,制片方不服,提起訴訟,當年10月,南韓憲法法院裁定對該電影的檢審違憲,從此終結了南韓電影的審查制度,南韓影視行業就此開始騰飛。
2012年電影【26年】,因矛頭直指全鬥煥本人導致題材極其敏感,無人敢於投資,後來歌手李承煥以個人身份出資投拍該電影,引發南韓社會群起效仿,最終投資人數多達數萬人,成為南韓歷史上首部眾籌電影。該片真實的描繪了全鬥煥下野之後的奢侈生活,該片上映後在南韓社會引發轟動,隨後國會因此推動出台【全鬥煥追征法】,追繳其未繳納的罰款1672億韓元。
2013年電影【素媛】,該片取材自趙鬥淳事件,該片引發的廣泛關註對南韓政府施加了巨大壓力,使南韓政府承諾加重對趙鬥淳本人的判罰,南韓的有期徒刑上限自此從15年延長至30年,並廢除了性犯罪的公訴時效,將佩戴電子腳鐐的時間也延長至30年,同時南韓還出台了【特定暴力犯罪處罰特例法】,允許公開嚴重性犯罪重犯的照片,出台了【性犯罪者性沖動藥物治療法】,使南韓成為亞洲第一個對嚴重強奸犯實行化學閹割的國家。
2013年電影【辯護人】,該片取材於釜林事件,主人公以盧武鉉為原型,講述了盧武鉉從一個幫大企業避稅的財務律師,一步步成長為民權鬥士的過程,該片直接引發了對釜林事件中屈打成招的受害者的重審和平反,電影中的主人公最初是為了錢才幫受害人辯護,真實歷史中的盧武鉉是看到了受害者受到的拷打傷痕,義憤填膺之下主動免費提供的辯護。
2014年電影【國際市場】,該片講述了韓戰期間,南韓一家人在戰爭中顛沛流離,戰後艱難求生的故事,該片引起南韓政府在聯合國的協助下發起大規模的「尋找戰爭期間離散家屬」運動,該運動旨在從全世界尋回在二戰、韓戰、越南戰爭等戰事中離散到全世界的北韓人和南韓人,在2019年,該運動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遺產。
2015年電影【暗殺】,該片在史學界較有地位,因為該片深入探究了日據時期流亡上海的南韓臨時政府,特別是深入探究了當時流亡中國的北韓抗日獨立武裝力量「義烈團」,掀起了中韓兩國相關史學界對當時北韓各路民間武裝力量和抗日團體的研究熱潮。
義烈團這個名字很多人可能感到陌生,所以補充一下,義烈團中的部份成員是後來北韓義勇軍的前身,北韓義勇軍就是後來的延安派。
說拍電影對現實沒有用的人,本質上是資訊儲備不足,認知水平低下,且身處繭房而不自知,實際上電影作為一種大眾傳媒,對社會意識的塑造作用是非常明顯的,從戈培爾、裏芬斯塔爾,到邦達爾丘克、理奧茲諾娃,從黑澤明、今井正、宮崎駿,到卓別林、哈羅德·巴奎特,從戈達爾、斯特勞布、於耶,到安東尼奧尼。這些人都對電影的現實作用具有極其深刻的理解,他們一次又一次的證明,拍電影不僅有用,而且極其有用。
順便一提,二代光明星上位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他會拍電影,他拍了一大堆電影拍一代恒星和他那些的老兄弟的馬屁,這才鬥倒了一代恒星的第二任老婆金聖愛成功上位。
說拍電影沒用的人,你先問問光明星同意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