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情特别有日耳曼民族伟大的民族性遗风。
二十世纪以前的英国公学教育，最看重的就是体育。用那个年代英国人和欧洲各国精神英国人总结的理论来说，大英帝国的士兵就是在体育场上培养出来的。在体育运动中，青年人培养合作意识、竞争意识与争强好胜之心，同时以礼仪和严格的训练来学会自我约束。没有体育，就没有肌肉强健但温文尔雅的英国绅士，就没有大英帝国。而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会像欧洲大陆人一样腐化、堕落、软弱、陷于混乱。此外，强健的体魄并定期操练，还有助于强化人的意志，从而自觉抵制不健康思想的侵蚀，有利于维系社会共同体的稳固。
现代奥运会之父顾拜旦就是这么个精神英国人。他对英国公学的体育操练大为赞赏，认为这种教育是大英帝国活力和生命力的基石，是开明士绅阶层的摇篮。而这样培养出来的士绅，才具有足够的品性、修养与意志，成为公民自治与公序良俗的中坚力量。他本人是18、19世纪欧洲常见的贵族自由主义信徒之一，信奉温和而开明的精英阶层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而奥运会就是彰显这种世界秩序的仪式之一。
一定程度上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体育模式。作为一个以高度军事化著称的国家，普鲁士是当代大众体操的起源地。它不旨在以体育运动的方式涵养绅士品性，而追求以操练的方式为全民军事化提供准备。非常明确且功利地追求团结统一、强健体魄，营造一种严格但平等的军营纪律。
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就其开端而言，无疑更接近普鲁士模式，即直接服务于军事和民族政治需要，强调集中、团结、统一、平等。但随着政治方面的松弛与社会阶层的逐渐分化，体育运动，尤其是大城市、顶尖高校里的体育运动，也开始出现了二百年前的盎格鲁-撒克逊意涵，即用于培养一个可靠的、内部紧密报团的精英阶层。这个精英阶层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乃至影响一个国家的前进方向。那么，在漫长的十九世纪已经结束一百多年以后，这种培养方式是否能够使一个民族的精英具备更充分、更全面的品行，从而对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产生更深刻的影响呢？尚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