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和八年 (1118) , 朱熹之父朱松在福建政和县尉任上所撰【戒杀子文】载:
吾乡之人, 多止育两子, 过是不问男女, 生则投水盆中杀之, 父母容有不 (?) 者, 兄弟惧其分巳赀, 则亦从旁取杀之……自予来闽中, 闻闽人不喜多子, 以杀为常, 未尝不恻然也。 (1)朱松的记载显示, 福建闽北地区的溺婴现象至少在北宋时期便已普遍存在。
溺婴研究是社会史、慈善史以及民俗史等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学界对溺婴现象的产生原因、特征以及社会危害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2) 对于明清以来溺女婴所引起的诸如性别失衡、婚姻市场紊乱、社会失序等问题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3) 徐晓望从人口的角度阐述了唐宋以来福建溺婴问题的性别转向以及由此导致的男女性别比失衡的问题。 (4) 一般认为, 以男性为主导的宗族观以及人口压力所产生的经济因素是造成溺婴的主要原因, 李中清、王丰等认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民间溺婴行为是人们基于现实的经济生活条件的理性考虑, 有意识地进行生育调节和人口控制的手段。 (5)
与溺婴现象密切相关的是对育婴堂的研究和讨论。清代是慈善救济事业发展的高峰期, 学界对慈善事业的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 (6) 育婴堂作为慈善救济的重要构成而常常被纳入到慈善史的研究框架中, 因而获得了相对于溺婴现象本身更为广泛的关注。 (1) 江南地区的育婴事业在顺治之后迅速发展, 尤其在清后期曾一度出现了兴盛的局面。江南地区逐渐形成了相互独立的育婴事业圈, 构成了城乡一体的育婴网络。 (2) 目前, 尽管对于育婴堂的发展历程已有较多的研究, 但对于育婴堂运作模式和收养等方面的研究仍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必要, 有关育婴堂的产业性质也缺乏清晰的认识。本文侧重于对溺婴现象及育婴堂的收育、运作及性质等方面的讨论, 特别是20世纪四十年代爆发的一场关于育婴堂堂产的公私之争, 为深入观察育婴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一、「时俗多溺女」
福建溺婴风俗由来已久, 南宋时期曾设置「举子仓」收养弃婴。到了清中期, 溺婴之风并没有收敛, 但在性别上出现明显的筛选, 由男女皆溺转为专溺女婴, 因而清人也称之为「溺女」。溺婴最常见的手段是水溺, 据【福建通志】载:「凡胞胎初下, (稳婆) 率举以两手审, 女也, 则以一手覆而置于盆……即坐索水, 曳儿首倒之入, 儿有健而跃且啼者, 即力捺其首。儿辗转其间甚苦……有顷, 儿无声, 撩之不动, 始置起。」 (3) 其他常见的溺婴方式诸如用胎盘封堵婴儿口鼻, 使之窒息而亡;或先将草木灰掩入婴儿口中, 再用破布包缠婴儿头部, 使之窒息;还有将温热烧酒倒入婴儿口中, 令其被呛而死等, 不过水溺是主要方式, 因而通常将各种杀婴方式统称为溺婴。
近代以来福建溺婴之风炽烈, 可从方志中对溺婴的大量记载中得到印证。笔者根据福建各县方志等文献进行梳理, 如表1:
表1:近代福建地区溺婴情形 下载原图
下载原表
从表1可以看出, 溺婴在近代福建各地普遍存在, 民众对此习以为常。清人郑光策致福清县令夏彝重的文书中称:「昨蒙询溺女一事, 最为此邑恶习……以户而计, 实无一户之不溺」。 (1) 侯官县「乡愚多溺女, 岁以千计」。 (2) 1840年前后, 美籍传教士雅裨理 (David Abeel) 在对闽南地区村镇居民进行走访和调查后, 发现这一地区溺婴问题触目惊心, 他说:「我已经访问过来自40个不同村镇的居民……被溺死的女婴在不同地方变化很大, 最多达十分之七、八, 少的也有十分之一。所有这些地区杀婴的平均比例有近四成。确切地说为39%。」英国圣公会主教四美 (George Smith) 在1846年对厦门的调查报告则称「在这些村落中溺杀女婴的现象十分普遍, 几个村子中杀死女婴的平均比例都高达一半」。 (3) 尽管传教士的调查和记录不可避免地存在以偏概全的可能, 但这些记载仍有助于加深对当时溺婴普遍性的认识。
溺婴在明清时期经历了从「男女皆溺」到「溺女」的性别筛选转变。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