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宇翔
距离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日尚有数天，在整个12月里，民调封关前的一个月、选举工程最关键的一个多月，焦点没有落在任何政策，不是中美关系，不是产业升级，而是落在了3个候选人的地皮问题上。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被质疑新北万里的老家违建；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被指太太家的物业，租给文化大学学生的凯旋苑租金太贵；还有民众党的柯文哲涉嫌炒卖农地。这几桩事件固然涉及人格问题，但算不上「经国之大事」，媒体与民众却为此咬牙切齿，吵了足足一个多月，直到本月6日选前最后一个礼拜，国民党仍紧咬不放，指控赖清德炒地皮。背后的情绪则和香港颇有雷同，指向「高收入陷阱」里所指的薪酬停滞而且居住成本上升，也就是资产价格上升幅度远超薪酬加幅，这不仅是「台湾病」，也是「东亚病」。
话分两头，国民党操作赖清德炒卖地皮，在选举策略上也属失策之举，赖清德即便被坐实「违建」，用香港的术语来说，也不过是「僭建」罢了，虽然有错，但也非大错，若把选举议题往「炒地皮」上靠拢，那国民党和民进党就真是「张飞李逵比颜值，谁也别嫌谁黑」。国民党地方派系之大，在两蒋时代具有不少「历史遗留问题」，要数炒卖地皮的问题，国民党也少不了多少，不利于国民党争夺中间选民的支持，果不其然，「炒地皮」问题炒了一个月，国民党胜算未见有分毫上升。
言归正传，早在上届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里，「居住正义」和「青年阶级流动」就是选举的焦点，并且加以概念化为「菠萝干」，与之相对的则是民进党主打的「芒果干」。结果众所周知，是蔡英文代表的「芒果干」获胜，顺利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当中自然受香港因素影响甚大。然而，台湾人普遍对于生活水平感到沮丧，「22K」（月薪2.2万元台币）成为大学毕业生「代名词」。
在2018年，由台湾YouTube频道「老天鹅娱乐」改编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与台湾歌手王力宏合唱歌【漂向北方】为【穷到发慌】，讲述台湾低下阶层尤其是年轻人生活的苦况，歌曲上传不足两个礼拜就突破了200万的点击率，迅速火遍浊水溪南北，甚至影响了当年的「九合一选举」，成为韩国瑜崛起的助力。歌词颇为啜核，权且抄录几句，让读者一睹风采：「穷到发慌，薪水都没涨。到月底的三餐，只剩下土壤」「有人说他活在二十年来经济最好的平行宇宙」「这房价（不偷也不抢 年薪只能买一坪半）」「这物价（什么都要涨 一台机车要七八万）」。
从这几句歌词，不难发现就是在说明「高收入陷阱」的生活困苦局面。即便蔡英文政府列出台湾人均GDP成长的数据证明，多数台湾人仍然对于经济发展无感，生活上只感受到愈来愈高的物价、难以负担的楼价、学历贬值的「中产下流」。2018年的「韩国瑜现象」就反映了这种不满，彼时的韩国瑜除了深蓝票，也获得相当多的中间选民支持，希望通过他上台力拼经济，带领由民进党深耕数十年的高雄走出「意识形态泥沼」。笔者当年在选举现场，确实有不少来自台北，例如在台大等名校读书的「高雄北漂」坐着高铁南下，特意回到高雄投给韩国瑜一票。可惜的是，韩国瑜在两年后地区领导人大选铩羽而归，因各种失言也流失中间选民支持，甚至高雄市长位置也被罢免，也只能「嗟叹大志不能遂」了。
在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社会民主主义」曾经盛极一时，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通过「二次分配」缩窄社会财富差距，并通过创造所谓的「机会均等」，纾解贫富悬殊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然而，这近十数年的发展当中，「二次分配」已呈现其局限性。
首先是由于人口老化，不断增加的社会福利实体不具备「可持续性」，即缴纳税金支持养老、社会福利的人数愈来愈少，而需要社会福利的人数愈来愈多，使得社会福利基金面对破产危机，不可持续。台湾饮誉亚洲、以廉价费用获得优质医疗服务的「健保基金」自2017年起已连续7年赤字，多次被报道有破产危机，或许需要年年调涨保金才能使健保「可持续发展」。
其次，福利政策无法解决量化宽松带来的「资产价格泡沫」，资产价格涨幅远远高于薪金上升。福利政策能让低下阶层「死不去」，享有基本生活尊严，却不能保障每个人活得幸福，更无法保证可以有良好居住空间。当社会步入人口老化的阶段，「野蛮生长」的阶段过去，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就难以实现「机会均等」。
政治学家和投资银行家林夏如说的「高等收入陷阱」普遍存在于东亚地区，上述的问题不仅在台湾出现，也在东亚地区最先步入现代化的日本发生，亚洲四小龙的韩国、香港都有类似情形，人口老化、经济缺乏新增长点、居住正义成为整个社会关心的议题。相较之下，台湾的楼价问题还没有韩国、香港严重，但彼此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不值得高兴。
「高等收入陷阱」长期化，就会变成日本评论家大前研一所说的「M形社会」，中产阶级逐渐缩小和消失，社会主体不再是中产阶级，大多数中产阶级既无法向上流动，也难以享受上一辈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当中最大危机来自「资产价格泡沫」，投资房产从而获得租值回报变成最简单的财富来源，于是有资产者恒富，无产者获得资产的门槛不断提高。这长达一个月的台湾地方选举「炒地皮」争议，背后就是源于对「M形社会」的恐惧。
在局外人看来，把选举议题聚焦在几个候选人的私德、炒地皮问题是极其无聊的，不涉及家国大计，但背后则是深重的无力感，即不相信哪个党派有能力真正解决「居住正义」或者纾缓「高收入陷阱」的危机，于是聚焦候选人私德「比烂」。
这一个月来，台湾民众看似民粹，不再关心严肃的两岸、产业议题，但「感情却是真实的」，民众不容易通过理性的政策倡议说出自己的心声，他们能表达的，也就只有自己真切的情感，但选举里谁又能为台湾人带来希望呢？退一步说，整个东亚共同面对的「高收入陷阱」，哪个经济体的政治人物又能真的具有解决问题的决心与希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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