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1年的夏天，我正和村里几个同龄人踌躇满志地去县城征兵体检。作为一个农村青年，参军入伍是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我对此充满期待。
那时我叫郑大成，刚满18岁，家里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父亲是生产队的老队长，母亲整天在地里忙活。从小我就立志要走出农村，为家里挣一份光彩。
记得体检那天，我们村去了五个人。大家都穿着干净的白背心和蓝裤子，昂首挺胸地站在体检队伍里。轮到我检查的时候，医生发现我的视力有些问题，左眼只有0.6，不符合征兵标准。
"小伙子，你的视力不达标啊。"医生遗憾地说。
那一刻，我感觉天都要塌了。村里其他四个人都顺利通过了体检，只有我因为这点视力问题被刷了下来。回村的路上，我低着头一言不发，心里不是滋味。
父亲知道后，拍着我的肩膀说："没事，咱明年再试试。这一年你好好锻炼，把身体养壮实了。"
我暗暗发誓要在第二年一定要圆梦。从那天起，我每天坚持跑步、做俯卧撑。农活干完后，还要用手电筒对着墙上的标点练习，希望能改善视力。
就这样熬过了一年。1982年夏天，我又一次站在了征兵体检的队伍里。这次我比去年更加紧张，生怕又出什么意外。
让我惊喜的是，这次我的视力居然达到了0.8，其他各项指标也都过关了。当医生在我的体检表上盖上"合格"的章时，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然而，因为我已经19岁了，比一般新兵大了一岁。有人说我年龄偏大，建议我还是留在村里。但我知道，这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我一定要抓住。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政审、体能测试等环节中，我都表现出色。终于，我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当我穿上崭新的军装，和其他新兵一起登上前往部队的火车时，我的眼眶湿润了。想起去年落选时的失落，再看看今天的自己，真是恍若隔世。
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被分配到了一支高山雷达部队。这是一支驻扎在海拔3000多米高山上的特殊部队，负责重要的空防任务。
当得知自己是全连最大的新兵时，我并不觉得难为情。相反，我暗自庆幸：经历了一年的等待和磨练，我比战友们更懂得珍惜这身军装的分量。
来到高山雷达部队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艰苦"二字。
驻地在终年积雪的高山之巅，空气稀薄得连走几步都喘。每天早上起床，我们要先把冻得梆硬的被子抖软，嘴里呼出的白气在空中凝结成霜。战士们都说，这里的天气一年只有两个季节：冬季和严冬。
记得第一次执勤，我穿着棉大衣，戴着厚手套，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寒风中站岗。风刮得脸生疼，手脚冰凉，但我咬牙坚持着一动不动。那一刻，我明白了为什么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来这样的部队。
因为年龄大，连长特意把我安排在技术班。说实话，我心里有些忐忑。农村出身的我，连收音机都没摆弄过，现在要我去操作精密的雷达设备，真有点杯水车薪的感觉。
班长是个四川人，比我小一岁。他却一点不嫌弃我这个"老新兵"，耐心地教我识别各种按钮开关，讲解雷达原理。每天晚上，当其他战友都休息了，我还在值班室里反复练习操作要领。
慢慢地，我开始熟悉了雷达操作。透过那个绿莹莹的显示屏，我能准确分辨出不同的信号。有时候看到屏幕上那个跳动的光点，就仿佛看到了祖国领空的一份安宁。
一年后，我成了技术能手。虽然年龄最大，但业务水平在班里数一数二。连长经常拿我当典型，说："看看老郑，比你们大一岁，学得比你们都快！"
最难熬的是执行野外组网任务。我们要背着几十斤重的设备，在人迹罕至的山路上跋涉。每次任务都是对体能和意志的严峻考验。
有一次，我们在海拔4000多米的山顶架设临时观测站。突然，一个战友高原反应发作，脸色发青，嘴唇发紫。我二话不说，背起他往山下冲。那时候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愣是把他背到了半山腰的医疗点。
从那以后，大家都亲切地叫我"老郑哥"。虽然年龄大，但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在这支特殊的部队里，我收获的不仅是军人的荣誉，更是战友们真挚的情谊。
最让我难忘的是1984年的那场特大暴风雪。山上的积雪有半人多高，雷达天线被冰雪压弯了。我和战友们顶着刺骨的寒风，爬上十多米高的铁塔除冰。手套冻透了，我们就用光手干。
那次除冰整整用了一天一夜，我的手冻得起了冻疮，肿得像馒头。但当雷达重新恢复工作的那一刻，所有的疲惫和痛苦都值得了。
转眼服役期满，我光荣退伍了。临走那天，全连战士列队送行。看着那些比我小的战友们敬礼的身影，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回到家乡后，很多人好奇我在部队是做什么的。我只是笑笑说："守着一个大家伙，看着咱们头顶的蓝天。"
现在想想，当年那次落选，反而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稳。19岁参军，做了全连最老的兵，却在艰苦的环境中收获了最宝贵的成长。
那座终年积雪的高山，那台永不停转的雷达，还有并肩作战的战友们，都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每当想起那段军旅岁月，我就感慨万千：有些等待，会让生命更加厚重；有些磨练，会让人生更显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