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曾经一次大学讲座，某位经济学大牛教授来我校演讲。时值广东台的【财经郎眼】收视火热，于是便有同学在台下提问了：「请问先生怎么看待郎咸平教授？」
我清楚的记得台上的教授脸皮微微抽搐了下，然后尽量去隐藏自己语气中的不屑：「同学，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正规的学术问题。」
台下一片哗然。
那时候看郎咸平的节目，经常会有些好玩的碰瓷，比如郎说：「我坐飞机去重庆，在头等舱遇上了重庆市长黄XX,黄市长是非常有水平的，我们在飞机上聊了2个小时......」
听着郎咸平操着正宗的台湾普通话巴拉巴拉吹牛，是件挺有趣的事情，包括他的碰瓷。半个小时的节目就这么轻轻松松笑过去了。
只是，同样是碰瓷，温铁军教授就被人诟病的多了。温铁军常常会在演讲中有这样的内容：我跟某某人谈过某个问题。这里的某某人包括且不限于知名学者、知名企业家和某些高级官员。
郎咸平的碰瓷，被人们解读为蹭热度。而温铁军的行为，则被人骂成了犬儒注意，寻求权利庇护。
读书时候，我问过我的教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虽然我和教授的私交挺不错，经常凭着一手好厨艺，去师娘家里献丑。但是教授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仍然十分隐晦。
「温铁军教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教授沉默了好久，才简短的回复我，并表示跳过这个话题。
严格说来，我并不怎么关注温铁军的学术研究。因为我对三农问题不感兴趣。农业问题上，能够引起我嗨点的通常是「拼多多上的脐橙为什么能卖的这么便宜？」这一类的话题。我会去思考下，里面能不能让我赚钱。
毕竟农村和我的联系比较单薄。每年固定的农家乐，和三两好友去私家鱼塘钓个鱼，附庸风雅写几首田园风光歪诗。如此而已。
工作上的联系也有。比如山西的农村太阳能光伏路灯项目，我们的合作伙伴中了标。然后老板吐槽：「这个项目要是能赚钱才见了鬼。你进了村，村民给你挖个坑，就说这是埋电线杆的预留坑。给钱吧，一个坑两千。」
王福重指着鼻子骂：「农民懒惰愚蠢，不值得尊重。」
有时候想想，还挺有道理。
而温铁军教授，他一直思考的是，为什么农民会变成这样的懒惰和愚蠢？是什么原因剥夺了他们发展的权利？以及，农村发展究竟要怎么走，才能摆脱西西弗斯的巨石。
然而，这并不是我一个既得利益者所会去关心的问题。农村的各种陋习，不过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时不时表示下关心，更像是鳄鱼的眼泪。
就好比皖北王家坝泄洪，十几万农民流离失所。网上一片同情，呼吁要给农民以补偿。
只是洪水过后，苏北人继续嘲笑着皖北的穷。却忘记了，作为国家规定的泄洪区，王家坝这一带早已注定了自己的命运——不允许发展工商业。
作为既得利益者，我们是屁股决定脑袋。
而温铁军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温铁军思考的是如何去破局。
直到十年后，我才慢慢明白我教授所说的「理想主义者」是什么意思。
温铁军这辈子，不计较个人待遇，以农村为家，为农民发声。哪怕这些被温铁军争取来利益的农民，未必会记得他的好。
他扎根农村，办杂志，搞学院，弄培训，探索着农村发展的道路。值得人们称颂。
但他的学术理论又有很多方面是反思（感谢评论区的提醒，反思比反对更合适）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的，这让当权者所不喜。
他的研究往往很沉重，并不适合现在这个娱乐化的时代。人们乐于听到的依然是「农村路也滑。」
为什么温铁军知名度这么低？
或许，理想主义者，终究是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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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个题目，然后根据温教授的思想写了个回答，欢迎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