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
因为大环境在加速暴露三农的短板。
温铁军不怎么把自己算作经济学家，他更强调自己三农学者的身份。
而三农问题绝不仅仅是经济相关，其中牵涉到大量社会治理和制度建设，从土地流转、户籍制度到农村福利等等，是一个复合型的结构。
三农问题的复杂性，远超各种单纯的经济话题。但被「农村、农民、农业」这三个简单的词汇一概括，普通人望之，便以为是搞搞农业、管管农民营生，脑子里冒出来一幅田野画面，不以为然。
谁能想到，三农，事关国本呢？
当下，温铁军的热度节节攀高，背后是现代化的代价越来越重。
农村无产业，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析出到城市。在为城市提供廉价用工成本的同时，失业风险的集中度也在升高。
怎样防范在经济下行期，城市爆发集中失业？
城市在飞速工业化，但农村——尤其是农业——的工业化依然在低水平徘徊，只有央企和巨头民企才有能力启动农业工业化。而大资本——无论公有还是私有——启动的农业工业化，必然带来土地资产的集中化需求。
怎样在保证农民资产所有权的基础上，实现一定的生产要素集中？
劳动力析出、农村本地产业不发达、土地资产尚不能大规模集中，农村所剩不多的资本一定会加速逃离农村，往城市集中。一方面加重城市的资本聚集，另一方面降低了能够投资农村产业的资本量。
马太效应加剧，如何平抑？
凡此种种，不一而论。
在过去的城市化大跃进里，红利够：农村劳动力能持续在工厂里打工、农村资本进城买得起房。
虽然有386160部队，虽然农村空心化导致农村黑恶势力抬头，但算总账——尤其是把城市的收益算进去——算得过来，这些代价也就轻描淡写了。
但如今，我们因为虚高的资本收益，导致城市也出现产业空心化，实业开始向东南亚转移；同时虚高的资本也抬高了城市资产，农村资本越发无力进入城市的资本池，分享收益的门槛越来越高。
城市消化农村劳动力的容量越来越小、分享给农村的资本收益随着门槛提高而越来越少。农村一面遭遇劳动力过剩的压力，一面停留在低水平的收益率上无法增长。
与此同时，城市现代化所积累的压力，开始在城市当地爆发。
血栓快成型了，才发现毛细血管脆弱不堪。
如果说过去，这些压力是逐级升高；那么在今年的疫情和经济衰退下，这些压力被骤然拉高。
东南沿海大批工厂停产，已经无法为流动的农村劳动力提供足够就业。被城市排除的农村劳动力返乡，却发现家乡并没有产业支撑就业，最后所有压力必须由国家投资和基建来消化。
而国家投资和基建都是要花钱的。这个花钱的成本，被城市虚高的资本量所一并拉高，导致消化农村劳动力需要付出比以往更高的成本。
黑色星期五后，一切都很便宜；但是泡沫没戳破之前，一切都还是柯立芝繁荣的价格。
但是真让你去戳破泡沫你也不敢，代价太大。
城市人群本无所谓关注三农问题，只是如今隐隐感到火烧眉毛。
三农问题在00年由民间研究者李昌平上书提出，当年在舆论圈并无多大反响；后来温铁军在政策界助力，04年三农问题终于上升到1号文件的地位（温铁军也在该年就任人大乡村建设中心主任），但也只是更多被视为一种姿态，城里人总觉得陌生。
如今劳动力过剩、资本过剩、产能过剩，城市化已经走入了边际效用严重衰减的边缘，大家才开始认真思考三农，而不只看成一份例行公事的口号式文件。
改开40余年，全国资本向城市高度集中，形成了庞大的产能。原本指望海外市场消化，如今海外被美帝所限；形成了庞大的资本，同样走不出去，只能锁在土地里自循环，造成社会运营成本上升；产能过剩与资本过剩，则直接导致了增长乏力，提供新增就业的能力逐步衰减。
过剩的资本为什么不能引导至农村？农村市场的消费能力怎么提升？农村过剩劳动力如何实现在地就业？这些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三农问题，这将直接影响到已经成型的城市化成果能否留存。
没有兴旺的农村来化解城市积累的风险，那就是下一个阿根廷。
各种过剩冲刷肌体，急需血管来传导压力。万一传导不开，就是高血压，就是脑卒中。
发晕了，我们才开始想：
要是之前有锻炼就好了、要是之前有练心肺能力、有刺激毛细血管就好了。
于是大众开始关注温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