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发在经济学顶刊AER的文章——Gagnon & Goyal (2017), "Networks, markets, and inequality"——正好可以用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篇名为【社会网络、市场和不平等】的文章分析了： 传统的亲缘和邻里关系如何受到市场化改革的冲击？谁最有可能在市场化改革中成为那些「下海」的人？谁的生活在这场改革中变好了？谁的生活又变差了？
我们先看看改革开放前的社会。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市场不发达的时候，基于亲缘邻里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网络最重要的功能是它可以构成一个非正式的社会保障系统。从小的方面来说，比如你正要烧饭，却发现家里没酱油了，而最近的超市在5公里以外，那怎么办？只好问邻居借——当然你明白，邻居借给你的前提是，某天如果邻居酱油没了他也可以问你借。因此这个邻里关系就成为了一个可以保障酱油不断的保险系统。当然，人生里还有很多比酱油大得多的风险事件，比如种庄稼的遇上旱灾，打工的工厂突然关闭，又偏偏遇上家人要钱看病。在没有金融市场，也没有商业保险可以买的时候，这该怎么办？这时候只能问亲戚借了啊。——当然，有借有还，亲戚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网络就构成了一个自发的保险系统。
但是，这个基于亲缘的保险系统一般是一个不平等的保障系统，因为总是有一些人，他们有更多的「关系」。更确切地，有些人会处在亲缘网络更 核心 的位置，而有些人则处在亲缘网络更 边缘 的位置。比如下图就展示了一个很典型的社会网络结构。在这个网络里，有些人处于1、2、3、4、5的位置。他们处在整个传统关系网的中心，并相互连结，构成一个很稳健的风险保障体系。
然而，有些人却处在6、7、8、9、10这些边缘位置。由于可以和这些边缘位置的人共担风险的人少，他们在这个基于亲缘的传统社会网络里其实是一群「被遗忘掉的人」。他们没有关系可以找到铁饭碗。在市场不开放、受户口制度限制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到外地打拼的选择。尽管如此，也正是因为没有其他保障生活的渠道，他们仍然不得不加入到这个基于亲缘的保障体系中来。注意，一个保险系统总是越多人加入就越稳健越有保障，因此这些「边缘人」的加入会使得处于网络核心位置的人也受益。总之， 在市场不发达时，基于亲戚网络的保障体系有胜于无，但处于网络核心位置的人在这个保障体系里得到了更多的好处。而谁是处于亲戚网络中比较边缘的人？很可能就是问题中提到的「年轻人」。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改革开放后的社会。
在市场发达起来之后，在开放人口流动、金融市场发展起来之后，加入到传统的基于亲缘关系的保障体系中来就不是唯一选择了。只要你具有对市场有广泛价值的技能或品质，你就可以选择「下海」，在市场中获得较为稳定的收入。「关系」不再像以前一样重要了。或者说，最重要的不再是「亲戚关系」，而是「社会关系」，「工作关系」。
当然下海经商外出打拼也是有风险的，尤其在改革开放初。对很多人来说，如果手握铁饭碗，谁愿意冒更大的风险背井离乡到大城市打拼呢？所以 谁更有可能是那些下海的人呢？是那些在岸上也得不到保障的处于亲戚网络边缘位置的人。 而那些处于亲戚网络核心位置的人由于在传统体系中就可以获得一定的保障了，就会缺乏背井离乡的动力。
那处于亲戚网络边缘的人外出打拼了，会对原来的基于亲缘的自发保障体系、不同人的命运造成了怎样的冲击呢？首先，平均而言，处于亲缘网络边缘的人通过参与到市场活动中来生活水平肯定是提高了，因为在传统的保障体系中他们也得不到多大的保障，反而在市场开放以后他们在「关系」上的劣势可以通过其他方面上的优势来弥补。
而对处于亲缘网络核心位置的人来说，他们的生活相对而言却是在这场浩浩荡荡的市场改革中变差了。这是因为：首先他们没有积极投身到市场活动中来，因此他们从市场化中的得益相对较少；其次，我们说过越多人参与一个保险体系就会稳健，而如今原来处于边缘位置的人都要脱离原来的保险体系而投身到市场中来了（或者在新的城市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那留在旧体系里的人的生活保障自然就下降了。
故事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由此看来，「年轻人」和「亲戚」之间的冲突主要在于两点：
第一，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他们主要都是靠在市场中的工作活动来获得收入和保障的，已经很大程度脱离了旧有基于亲缘网络的风险保障系统了，因此也就没有动力去和亲戚攀谈维护关系了。然而对于某些亲戚来说，他们依然高度依赖于旧有的基于亲缘的风险保障系统，所以他们依然有很强的和尽可能多的亲戚维护好关系的动机。
第二，问题提到的亲戚可能在这场浩浩荡荡的市场化改革中获益并不多，因此有时说话不好听也就不奇怪了——虽然讽刺的是，可能这些在市场化中获益较少的人正是那些在旧体系中生活得最体面的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