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心日本人！
1934年4月美国『互惠贸易协定法』（reciprocal trade agrcement）递交参议院审议期间，曾任胡佛内阁国务卿，九一八事变期间主持对日强硬政策的 亨利·史汀生 （共和党）发现自己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当共和党在国会上猛烈抨击罗斯福政府（民主党）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推行的低关税政策的时候，史汀生本人自1892年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投票以来就是个坚定的贸易自由主义者，反对在国际上竖立关税壁垒，更不必说1933年伦敦经济会议上，当史汀生与科德尔·赫尔见面后，两人就成了好朋友。
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 亨利·史汀生 发表了同情法案的演说，共和党对此很生气，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则邀请他参加了自己的午餐会，两人逐渐发展起特殊关系。
尽管史汀生后来会成为新政的反对者，他发现自己与罗斯福在外交领域有许多共同语言，比如他们都主张承认苏联，都希望建立一支大舰队作为在远东地区立足的重要基础。史汀生说他主张在菲律宾建立自治政府，罗斯福对此怀有同感，但他也强调，任何不负责任、缺乏信念地要求放弃这些岛屿的行为也是不可接受的，特别主张要用贸易手段将美国与菲律宾绑定（Strangle）在一起。
1934年5月17日的午餐会上，两人谈到了美国远东政策最核心的部分，发现他们在「 对日本采取强硬姿态 」的问题上有着极为亲近的共识，对此惊喜万分。
这时，罗斯福总统为史汀生讲了个故事，一个据说萦绕他心头三十多年的梦魇。
1902年，学生时代的富兰克林·罗斯福（22岁）还在哈佛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个要好的、出身名门望族的日本同学给了他一份据说是 1889年 做成的『 日本王朝百年计划书 』（The one-hundred-year Japanese plan for the Japanese dynasty）。他至今忘不掉其中的内容，里面是这样描述日本未来扩张路线的。
- 向中国发起一场正式战争，展现日本有对抗、战胜中国的实力（1894年甲午战争）。
- 日韩合并。
- 在一场防御战争中对抗俄罗斯。
- 夺取满洲。
- 夺取热河。
- 使华北地区（长城至长江以北）成为日本的保护国。
- 将蒙古至西藏地区置于日本势力范围内，防备俄罗斯与印度的威胁。
- 夺取包括夏威夷在内太平洋上的所有岛屿。
- 夺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以某种父权式的办法，罗斯福说他记不太清了）联合包括马来人在内，世界上所有的黄种人对抗欧洲文明。
看过这份东西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向那位朋友提问道，那么日本准备如何处理美国的问题呢？此人骄傲地回答，日本只会在新大陆的拉丁美洲建立一些据点，一个在墨西哥，一个在秘鲁， 请美国不必担心，他们会放过我们的 。尽管如此，他恳请罗斯福记住，日本是个温带民族，他们必须在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扩张。
以1902年的氛围来说，这个故事太过玄幻。但如今是1934年，诸如『田中奏折』之类宣告日本帝国野心与人种战争威胁的论调在西方世界如旱柴烈火般急速蔓延之际，愕然回首，那个人的预言不是已经进行到第六步了吗？史汀生评价道，自那以后直到1941年为止，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十条预言中有任何一个是玩笑。
在1948年的自传中，史汀生没有记下那名「 出身高贵武士家族」 学生的名字。考虑到『百年计划』的内容太过诡异，再加上当时是日本威胁论积极传播的时代，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受到质疑，也没有引起后世的特别关注，直到2000年前后，日本产经新闻社驻华盛顿支部长前田彻在罗斯福总统的堂妹兼私人秘书玛格丽特·萨克里（Margaret Suckley）的日记中找到这段内容后，才验明了此人的正身。
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介绍过他在哈佛大学认识的日本名门Matsukata Otohiko（ 松方乙彦 ）提到的日本计划……那是个关于日本向满洲、中国渐次扩张，夺取暹罗与印度支那的计划。虽然没有冲着美国本土而来，这份据说是百年计划的东西，对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1900年以来日本人似乎始终在按照这份计划的内容行事。——玛格丽特·萨克里，1934年1月31日
玛格丽特·萨克里还提到，罗斯福将日本帝国的『百年计划』告诉了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两人在1933年春季商定，将来决不能（在未来的海军军备谈判中）允许日本的海军吨位规模达到与英美平等的地位。
松方乙彦 是明治元老松方正义（萨摩派）的第七个儿子，因为松方侯爵的婚姻生活多姿多彩，当明治天皇问他到底有多少子女的时候，松方竟然说要调查下再报告——考虑到他一生留下十五个儿子、十一个女儿（包括童年夭折的），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正因如此， 松方乙彦 作为家族中不大不小、没有进入政坛的孩子也没有引起过外界太多关注。
1902年，在父亲松方正义为打通英日金融关系，访问英国借贷5000万日元国债（510万英镑），被授予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的那一年，学习院毕业的松方乙彦被送往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凭借开朗的性格与阔绰的出手很快成为学生社交活动的名人。因为在奢华的交际中花了太多钱，父亲松方正义对他的铺张浪费感到难过，抱怨家里的钱全被他花光了，但他的母亲雅子很宠她的小儿子，让父亲不要管他，也许总有一天他能帮上忙的。
就这样，松方乙彦凭借金钱与卓越的社交才华成功打入波士顿与哈佛的菁英圈子，起初隶属于速成布丁俱乐部（Hasty Pudding Club），很快又作为该俱乐部的积极分子被选为 德尔斐俱乐部 （Delphic Club）成员，与同俱乐部的 富兰克林·罗斯福 成为好朋友，又与富兰克林的表妹， 劳拉·德拉诺 （Laura Delano）结为私定终生的恋人。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是纽约政治世家的詹姆斯·罗斯福（James Roosevelt）与鸦片商人小沃伦·德拉诺（Warren Delano Jr.）之女萨拉（Sara）的孩子，这也是他中间名「德拉诺」的由来。小罗斯福的大表弟 莱曼·德拉诺 与松方乙彦是同宿舍的室友，他的外公沃伦·德拉诺一家事实上负责了松方在美国的生活。
想要香槟和威士忌吗？富兰克林和奥托有的是！
作为当时哈佛大学校内 唯一的日本学生 ，松方乙彦（Matsukata Oto hiko）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作 奥托 （Oto），因为与罗斯福一样出手阔绰，德尔斐俱乐部的成员也乐于称颂他们，其中也包括后来的两任美国驻日大使——威廉姆·卡斯特（William Castle）、卡梅隆·福布斯（Cameron Forbes）。
1905年对马海战胜利后，松方还花钱为哈佛大学的伙伴们办了场盛大的庆功宴。
尽管在社交生活上非常成功，松方乙彦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他的英语水平也谈不上卓越，被语言隔阂限制了更长远的发展，以致于连毕业都成了问题。幸运的是，在哈佛大学董事会秘书杰罗姆·格林（Jerome Greene）帮忙说情下，他在延毕一学期后得到了学位证书，在1907年2月成功毕业。然而，当松方乙彦与劳拉·德拉诺私定的婚事被摆上台面时，遭到了双方家人的反对，于是松方乙彦在那一年回到了日本。
有趣的是，松方乙彦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一名「 军国主义者 」。他被视为一名实业家，日美交流的纽带，时髦好莱坞文化的赞助人，也是日本电影事业的早期开拓者。
1907年回到日本不久，松方乙彦就在父亲的安排下与「日本海军之父」 山本权兵卫 （萨摩派）的第五个女儿登美成婚——他的新夫人也在国外生活了十四年，英语讲得非常好。松方自己也不愁找到一份好工作，在他回国不久，日本新潟县就发现了石油，而他在1910年被聘请为日本石油会社的分社长，1915年晋升为常务取缔役，在石油生意中赚了一大笔钱，毕生过着衣食无忧、温文尔雅的贵族生活。
而他在哈佛大学的好朋友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了一名比他更加耀眼的政治新星，1911年当选纽约州参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伍德罗·威尔逊内阁出任海军助理部长，1920年作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与詹姆斯·考克斯（James M. Cox）联名参加1924年美国总统大选，败选后于1929年出任纽约州州长。最终在1932年大萧条最严酷的时刻以压倒性优势战胜赫伯特·胡佛，成为第32任美国总统。
富兰克林·罗斯福成功当选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松方乙彦寄了封信庆祝他的胜利，罗斯福也在回信中亲密问候了他，在信中称他为「奥托」，两人依然维持着良好的社交。
尽管如此，1931年满洲事变以来，日美关系的急剧恶化已经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美国国内要求在远东问题上对日强硬的呼声高涨，日本国内同样汹涌着反对华盛顿体系的暗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日美关系恶化威胁到日本经济与外交安全，1932年以来，日本政府不断向华盛顿派出民间亲善大使，在老罗斯福（ 1919年去世的西奥多·罗斯福 ）的好朋友金子坚太郎主持下，向美国当局宣传日本在满蒙、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希望改变美国在远东问题上的反日立场。
这件事本来与松方乙彦没什么关系，直到1934年1月，罗斯福在会见日本民间代表时偶然提了一句「 松方乙彦最近怎么样了？好想再跟他当面聊聊啊」 ，日美协会会长金子坚太郎随即将这件事告诉了斋藤内阁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虽然松方家族在当时的氛围下是「 保守的国际主义者 」，对军国主义与狂热的民族主义持批判态度，为了避免日美爆发战争，松方乙彦决定承担这个使命，利用他与罗斯福的友谊，尝试阻止日美关系恶化。
1934年1月底，他带着儿子（23岁，东京通用汽车公司雇员）来到美国，住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重新联系到哈佛大学时代的几位老朋友，请他们帮忙写介绍信联系罗斯福的秘书，希望安排两人见面。在 大表弟莱曼·德拉诺的帮助下， 罗斯福马上安排了这样的活动，在1934年2月18日（礼拜天）邀请松方乙彦父子到白宫与他的女儿一起喝茶，1934年2月20日又与松方单独相处了一个小时。遗憾的是，这两次非正式会谈都没有留下记录，没有人知道他们聊了些什么，但松方乙彦在1934年2月26日写给罗斯福的信中如是写道：
近年来日本发生的事情，大概是你无法的理解的吧。比如说，犬养毅首相被少壮军人杀掉的事情或许让你深受震动……个人认为，如果伦敦海军会议的时候能更体谅下日本的心情就好了……尽管这些事情令人遗憾，但现在日本已经建立了稳定的内阁，这个国家正在恢复秩序，日本并没有吞并满洲的意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太偏袒中国，对日本的合理诉求过于苛刻了，只要美国愿意公平对待日本和中国，就能消除双方的紧张关系，如果美国舰队撤出太平洋的话，日本人会非常高兴的。
除此之外，他向罗斯福大力推荐新上任的 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 ，希望他能派人与斋藤大使谈谈，称他是一位希望与美国缔造长期、良好关系的外交官：
为了国际和平与友谊。如果您允许我这么说的话，斋藤博（大使）对您非常钦佩，也相信您是唯一一个愿意以公正、同情的聆听，给他机会说出多年来被他珍视的那个想法的人，他相信这个想法将保障太平洋未来的安宁。
松方乙彦没能促成这次会面。当富兰克林·罗斯福犹豫地将这件事告诉国务院（外交部）后，美国远东司司长斯坦利·亨培克显然被气到了，他完全拒绝安排这样的会面，并警告说：
不久前，一位（美国）前驻日大使告诉我，他昨晚在日本大使馆与日本大使（斋藤博）共进晚餐后，在谈话环节得知，日本大使正尝试劝说他的客人——松方先生「无限期地」留在华盛顿。我的线人告诉我，这位大使希望利用松方与总统的个人友谊，以松方先生为中介，建立总统与日本大使馆的直接联系，绕开国务院等机构的干涉。我赞成这种估计。鉴于先前发生的事情，以及有证据表明松方正在与日本大使馆合作，且可能是在大使馆指示下工作的事实，如果总统接见了他，也就意味着赋予日本大使馆特殊优势，这种优势地位是华盛顿其他外国使团所没有的，也势必让本部门（国务院）处于尴尬、被妨碍的境地，也会让他自己（总统）在处理我国与日本的关系时置身不必要的危险境地。
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也非常讨厌这种「 关系外交 」，不论如何，两人担心罗斯福如果在非正式场合与斋藤博、松方乙彦走得太近，可能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两人的反对， 罗斯福同意再也不要与松方见面 。
就这样，接到罗斯福书面答复的松方乙彦决定离开美国，1934年5月31日，在写给总统的告别信中，他如是说道：
有机会与您就我们共同担心的问题沟通，实在荣幸之至。您对我国表达的友好思想，难以用语言形容我的感激。尽管太平洋两岸偶尔会出现令人不安的观点，我相信两国的和平与友谊不会受到侵扰。只要两国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情况一定会好起来的。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最好还是交给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以坦诚的对话解决。缺乏这种友好意见的交流，始终是国际社会相互理解的障碍。我希望为美国和日本的政治家提供更多亲密交谈的机会……
相信你们承担的伟大工作不仅是为你们的国家，也是为其他国家的共同理解，相信你们能够取得成功。当我回到自己的祖国后，我会非常高兴地告诉我的同胞，特别是我的朋友们，你对维护和促进两国携手八十多年来的传统友谊很感兴趣。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回信中写道：
亲爱的奥托，非常感谢你友好的来信。真希望你离开前还能再见一面。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希望你早日再来。
尽管承担着政治使命，1934年1月-6月松方乙彦对罗斯福的访问终究停留在一场非正式的私人交际上，也没有任何实质性记录留下来，所有的经过都是通过白宫访客记录、当事人的记忆碎片与信件拼凑的。在告别信中，罗斯福说他期待早日再见到他的朋友——但很难说他是否真的是这么想的，亦或者说更像是一种礼貌而已。
自那以后，日美关系依然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1937年12月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 ，松方乙彦与他的二哥松方幸次郎再次承担政治使命前往美国，当战场上获胜的日本无可救药地被广袤的中国及内外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吞没时，美国公众舆论强烈反对日本的军事扩张主义，而松方兄弟在外务省安排下希望向华盛顿说明，日本依然有能力控制事变的进展，「中日冲突」很快就能得到解决。这次，罗斯福只在一场十分钟的短会上接见了松方乙彦的二哥松方幸次郎，当他的老朋友想方设法地往白宫投递信件和电报的时候，他没有收到任何回音，只有白宫工作人员冷峻的答复。
自那以后，松方乙彦对日美关系的未来彻底绝望了，从华盛顿归国后，他做了一份非常悲观的报告，认为反日情绪在美国社会已经根深蒂固，美国对英国的同情则迅速增长，如果英日关系恶化，美国很可能会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应该尽快结束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但显然他也知道现在已经不可能控制军部与民众盲目的好战情绪了。
1938-1941年间，松方乙彦与罗斯福的通信时断时续，1941年9月罗斯福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向总统发去唁电表示哀悼，罗斯福也像往常那样寄给他一封以「亲爱的奥托」开头的私人信函——这就是两人生前的最后一次互动，三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1941年12月日美全面开战后，松方乙彦（61岁）搬到了没有被日军占领的 上海法租界 居住，在那里躲开了战争与宣传的阴云，被成堆的书籍包围，享受上天赐予他的贵族生活，自由地与外国友人交往。犬养毅的女儿道子（20岁）当时跟他生活在一栋楼里，松方乙彦给她介绍了一名优秀的语言老师，所以她很快就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每天早上的课程结束后，犬养道子就会到松方乙彦八楼的公寓去，两人一起阅读莎士比亚锻炼英语水平。
战争结束后，松方乙彦回到了日本，尝试与一些美国朋友恢复了联系，但罗斯福已经在1945年4月12日去世了，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自那以后， 直到1952年死在日本为止，松方乙彦都没有对任何人提到过那个给罗斯福留下过深刻印象的『日本帝国百年计划』。
考虑到这份传说中作成于1889年的「大计划」几乎不可能是正式的陆海军或政府文件 ，『日本帝国百年计划』被怀疑是19世纪80年代架空文学小说的产物 。作为古人与现代人的差异，当代流行的 历史架空小说 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和平年代——特别是冷战濒临结束的80年代快速取代 近未来想象式的架空小说 成为消费主流的，是和平时代的造物。
帝国时代的人类处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下很喜欢畅想未来的战争，或者针对社会上的焦虑情绪书写有明显政治意味的「科幻想象作品」。比如1895年-1913年流行于英国的 黄祸论小说 ，就热衷于假象日本与中国「崛起」后，西方文明陷入衰落的近未来场面，表达了黄祸论思想在当时社会引发的焦虑。而就畅想日美战争来说，最有代表性的是1909年出版的『 无知之勇 』（The Valor of Ignorance）。
1909年出版时，荷马李（1876-1912）的『 无知之勇 』实际上属于架空文学的范畴，只是因为他对日美必有一战，以及战争经过的诸多「 预言 」太过神奇、精准，于是现代人把这本时间胶囊般的「科幻小说」挖出来，当成一本科学的地政学著作看待。正如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本书在美国再版时的序言那样：
后来，他惊人的预言成真了！今天的日本正在使用这些计划。比方说针对吕宋岛的入侵与荷马李预测的一模一样。其他岛屿面临的情况也正如他说的那样为事实所验证。如此详细，连同完整的地图一起，他还概述了入侵我国西海岸的实用方案。这本书在1909年出版时，一度在国内外引发恐慌，部分权威人士称赞荷马李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一，也有人认为他是个疯子。他的警告被无视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就是个幻想家，一个战争贩子，最后他的书也被人遗忘了。然而，这本著作在日本一经出版就卖出8万册，成为所有军官的必读书目（而在西点军校只是可选书目）。正因如此，毫不奇怪的是，当珍珠港事件将全体美国人的目光聚焦于太平洋战略的时候，荷马李的名字也从近乎被遗忘的境地被拯救出来，再次出现在街头巷尾。图书馆正在抢购他的书，军官们正在研究它，杂志与报纸编辑们发表关于他的专题文章，汉森·鲍德温（Hanson Baldwin）等电台评论员和专栏作家引用他的话语。为了回应成百上千的编辑、宣传者及对当今战争戏剧感兴趣的公民需求，出版商正在重新发行他的书。因为无论这个人究竟是有远见还是天才，『 无知之勇 』都是一份杰出的军事文件，对现在的每个美国公民来说都至关重要。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无知之勇 』再版序言
而当架空文学流行于欧美国家的时候，在自由民权运动、大同团结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也恰好处在被称为「 政治小说 」的虚构、启蒙读物在日本知识阶级中蓬勃发展、流行的时代，它们主要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政治思想而创作的，除了倡导民主思想、揭露社会不平等或阶级矛盾之类的小说外， 国权小说 也是当时的一种流行题材，也往往带有帝国主义、人种解放之类的主题——比如柴四郎（东海散士）书写的『佳人之奇遇』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当时有许多军人与政论家也喜欢书写日本迎接世界大战、发动人种战争的架空小说，也当然会从欧美人的文学创作中汲取灵感。
虽然松方乙彦的『 日本帝国百年计划 』似乎并不出自任何一本同时代（1889年）已知的日本政治小说，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即使是自己书写这样一份「计划「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假如你认为罗斯福并不是向其他人编造了这个故事，松方乙彦也没有在大学期间突然从日本政府那里拿到一份高级别的保密文件，并把它随意泄露给同样是学生的罗斯福的话，那么这份「文件」很可能就是两个关心政治的大学生之间一场稀松平常的「 政治社交游戏 」，只是因为罗斯福当上了美国总统，这件事就突然有了政治意义。
荷马李写了一本架空小说，荷马李被人嘲笑，荷马李被遗忘……
荷马李被奉作神明，荷马李又被人遗忘……
所谓的预言到底是什么呢？带着智慧与勇敢的想象精神，埋下一颗时间胶囊，接下来需要的就是一点小小的运气。但毕竟这个世界上那么多人，我们可以等，不论怎么说，生活本身也充满了被忽视的巧合与神奇吧。
1956年，松方乙彦去世四年后，美国历史学家、驻日大使 埃德温·赖肖尔 的夫人—— 松方春子 婚后初次搬到波士顿生活时，在哈佛广场遇到了一位老妇人，看上去像个典型的「波士顿婆罗门」。她打量了她一会，主动靠过来，问她认不认识一个叫松方·「奥托」（Matsukata Oto）的人。松方春子告诉她这个人是她的叔叔，她告诉春子，当他们还年轻的时候，自己经常跟他一起参加舞会。
1976年1月27日，劳拉·富兰克林·「波莉」·德拉诺（Laura Franklin 「Polly」 Delano）在纽约去世，她终身未婚。
她是罗斯福最喜欢的表妹，经常带着她出去旅行。1945年4月12日下午在佐治亚州的沃姆斯普林斯，罗斯福说他感到头很疼，就这样瘫倒在椅子上失去了知觉，当劳拉·德拉诺跟其他人一起手忙脚乱地将他搬到床上的时候，她听到了罗斯福生前最后一句可以模糊辨认的话「当心！」（Be carefu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