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裂建议改变宣传导向和叙事方式，彻底抛弃苦情路线，让科研人员 只牛逼不苦逼 成为社会共识，自然留得住人才！
2000多年前，孔子就严重警告过世人不要宣扬超越人性的壮举，可惜，谁也没听进去。
春秋晚期，鲁国曾出台一项仁政，凡是本国公民在外国沦为奴隶的，不论谁把他们赎出来，都可以回国找政府报销赎金。
对这样的好政策,孔子眼中「瑚琏之器」的学生子贡自然积极响应，但他作为富甲天下的大财主，对报销那几个「小钱」当然是看不上眼的，甘当「无名英雄」，还在孔子面前沾沾自喜、「邀功」「求赞」。
孔子曾对子路搭救一个溺水者后收了人家一头牛大加表扬，知道子贡的「高风亮节」后，非但没有夸奖，反而把他劈头盖脸训了一顿，「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孔子的逻辑很简单。你这么起高调，别人赎人后是报销还是不报销？
不报吧，要承担经济压力，报了吧，要背上道德压力。
像子贡这种极少数既富且仁的君子，自然乐得「举手之劳」，然而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能有多少选择余地？
不赎人固然不会被捧为善人，起码也不会被骂成小人。
由此，赎人善政日益曲高和寡，乏人问津。
社会运行规律就是这么吊诡，出发点如此高尚的德政，竟然会被如此高洁的君子和如此高调的导向消解到名存实亡。
孔子虽然只是就事论事，但他显然并非仅仅是担心赎人这一个问题，而是敏锐预见到，一旦子贡这类事迹得到鼓励、褒奖、甚至吹捧，导向一成，弊病必生。
社会道德标准会被无限拔高，但大众根本学不来或者不愿学，做了善事反倒尴尬，只能索性不去行善、不求善名，导致社会道德水准反而逐渐走低，完全背离树标杆、立牌坊的初衷。
不幸的是，两千多年来，孔子担心的「社会道德标准拔高反而导致社会道德水准走低」的悖论却周而复始、轮番应验。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在宣扬偶像时，不知立了多少高高在上的「贞节牌坊」，搞了多少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但理论正确和统计正确往往大相径庭，动机美好和结果美好常常背道而驰。
传统叙事中，君子只言「义」，小人才言「利」。
所有站上神坛的英模必须「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必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必须「只讲大我，不计小我」，必须「没有槽点，无懈可击」。
曾参、闵子骞这样苦出身的孝子才是至孝，豫让、荆轲这样死得惨的侠客才算猛士，李煜、朱由检这样丢了江山的皇帝才值得同情，岳飞、于谦这样没有好下场的功臣才会被铭记，刘兰芝、祝英台这样主动殉情的烈女才会被推崇，海瑞、于成龙这样穷得叮当响的清官才会被传颂……
在这样的舆论导引下，人们的观念趋于刻板。「做好事留了名」算什么好人？「拾金不昧但收了礼」有什么了不起？医生怎么能拿高薪？科学家怎么能不清贫？军人当然得让座，教师自然要义务补课，戴名表的公务员一定是贪官……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希望肉食者认真谋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