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的阿斯伯格特质研究（二 晚年为什么取消高考）
这几天正是高考出成绩的日子，考生家庭都很关注。但是，有多少认知道，六十到七十年代，是没有高考的。
取消高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有很多台面上可说的因素，也有很多台面上不可说的因素。
不可说的因素里最重要的一条当然是导师个人因素，毕竟，在那个特殊时期，他不同意取消高考就不可能取消高考，他不下令恢复高考也不可能恢复高考。
所以，我们就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角度，分析下导师的求学经历可能对他晚年做出这些决策的观念层面的影响。
以下是斯诺【西行漫记】中在延安采访导师关于其从私塾到长沙上学和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的部分节选，我将重要部分加粗，最后再统一分析。资料部分没有兴趣的可以跳过直接进入后面的分析部分，有强烈兴趣的推荐看原书：
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 白天做—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帐。 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读书，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经书除外。这教我父亲很生气，他希望我熟读经书， 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对造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使他败诉之后，更是这样了。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象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 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厚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我说我是湘乡人，以为这所学堂只收湘乡人。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我缴纳一千四百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 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时我十六岁。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绐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 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 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员，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无心读古文。 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当时我以为他是很进步的，但是他后来变成了反革命，变成了一个豪绅，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派。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 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盂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 。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 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我在一九一二年进师范学校，一九一八年毕业。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块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 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 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 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 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 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走了那么久，离家才八里路。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在我的学堂里，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为了发泄排满情绪，他们反对留辫子。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剪去了我们的辫子，但是，其他一些相约剪辫子的人，后来却不守信用。 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强剪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个人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 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主张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是怎样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呵！
在剪辫子事件上，我和一个在法政学堂的朋友发生了争论，双方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的看法，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 我自己和反对蓄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了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
这所新学校有许多校规，我赞成的极少。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我尤其讨厌一门静物写生必修课。我认为这门课极端无聊。我往往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教室。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上一个半圆，表示‘半壁见海日’。又有一次，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四十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各课得到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扯平了其他课程的坏分数。
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另外一件事值得一提，教员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他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大家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很少农民供得起于弟上这样的学堂。 我的穿着比别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象样的短衫裤。 学生是不穿大褂的，只有教员才穿，而洋服只有‘洋鬼子’才穿。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可是在他们当中我也有朋友，特别有两个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
人家不喜欢我也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在这个学堂，是不是湘乡本地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要看是湘乡哪一乡来的。湘乡有上、中、下三里，而上下两里，纯粹出于地域观念而殴斗不休，彼此势不两立。 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根本不是本地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
那时候我没有钱，家里不肯供养我，除非我进学校读书。 由于我在会馆里住不下去了，我开始寻找新的住处。同时，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差不多已经作出结论，我最适合于教书。我又开始留意广告了。这时候湖南师范学校的一则动听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我津津有味地读着它的优点：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有两个朋友也鼓励我投考。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我把我的打算写信告诉家里，结果得到他们的同意。 我替那两位朋友写了作文，为自己也写了一篇。三个人都录取了——因此，我实际上是考取了三次。那时候我并不认为我为朋友代笔是不道德的行为，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义气。
我在师范学校读了五年书，抵住了后来一切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但是，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 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 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恬过——后来也投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到她。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恬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 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我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我同住在其他大小城市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 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一九一七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学会。 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现任党的组织委员会书记；夏曦，现在在二方面军；何叔衡，中央苏区的最高法院法官，后来被蒋介石杀害；郭亮，有名的工会组织者，一九三〇年被何健杀害；萧子（日章），作家，现在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被蒋介石杀害；易礼容，后来当了中央委员，接着‘转向’国民党，成了一个工会的组织者；萧铮，党的一个著名领导人，是在最早发起建党的文件上签名的六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中都被杀害了。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 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采、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于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梅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我在北海湾的冰上散步。我沿着洞庭湖环行，绕保定府城墙走了一圈。【三国】上有名的徐州城墙，历史上也有盛名的南京城墙，我都环绕过一次。最后，我登了泰山，看了孔墓。这些事情，我在那时看来，是可以同步行游历湖南相比美的。
综合来看，可以把导师求学时的经历归纳出几点：
一、（蓝色字体部分）学习兴趣：爱独自读书看报，特别是文史类。
但是讨厌自然科学相关科目，属于偏科，比如我高中时就非常担心考不上大学。
偏爱自己看书，随时随地都在看书，特别上课期间也将小说盖在课本下偷看，这是非常典型的阿斯伯格少年兴趣的特点，包括马斯克等传记记载也是类似情况。
从阅读获得知识，而不是听课的模式，这是阿斯伯格特质人士学习的特点。
至于原因，用孤独症相关领域研究理论来解释，就是独孤症在幼年和青少年阶段持续关注能力和共同关注能力弱，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老师身上，这也是他们日常交谈不看人眼睛和表情的原因，甚至部分人还脸盲，当然每个人程度不一样，而且随着年纪增长，神经系统发育会变化，还有老师的语言表达能力，肢体动作吸引力，甚至私下与孩子的私人感情和信任度都会影响这种关注，比如很多人遇到喜欢的老师该科成绩就好，换一个不喜欢的老师就变化很大。总之，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很多方面综合影响的。
但是，喜欢阅读的阿斯伯格，如果在书本题材内容上有所选择，比如提供一些数学，生物、物理，化学、医学的科普类书籍，可以拓展自然科学兴趣，有利于拓展视野。
如果长期局限于文史类，则会影响到知识结构基础和视野。
总结下来，很可能是早年学校生涯的学习经历，让导师认为，自己看书学习和各种实践才是获得知识的可靠途径，教室上课意义不大。
有了这样的经验，那么，学校教室的集中学习也就没有必要了，学校教室的集中学习没有必要，那选拔学生进入大学去学习的高考自然也没有必要了。
二、（红色字体，校规遵守方面）讨厌学校的各种规矩，包括行为规范，考试规矩等。
十岁时私塾期间被体罚从而离校出走，这对导师的心灵和精神造成什么伤害，出走的三天里，其间肚子饿是怎么解决的？
睡觉又是怎么解决的？
荒郊野岭遇到蛇虫或者其它危险了吗？
夜晚黑暗有没有恐惧？
对导师在精神和心理层面造成了什么影响？
导师没有展开说。
但没说不代表问题不大，相反，从心理学上来说这属于遇到重大伤害的回避心理，就像真正经历过战争的英雄往往不愿意回忆战争，遇到过重大伤害的人都不愿意提及事故一个道理。
因此，
有过被体罚经历的人可以自行体会。
有过幼年离家经历的人可以自行体会。
有过暗夜在野外独宿经历的也可以自行体会。
在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内地乡村读书的经历看，除了风霜雪雨的路途，还有放学后割草放牛各种做不完的家务，受家长鼓励老师对不听话的各种体罚。和很多朋友聊起小学初中的经历，很多发小都说，假设让现在的自己再重新上学，几乎都觉得更愿意辍学。
但是，并不是说阿斯伯格都会讨厌所有规则。
恰恰相反，阿斯伯格会很愿意遵守自己认可的规矩，还常常把自己认可的规则强加于人，强迫起别人来手段更激烈强硬。
譬如导师也说到给人强行剪辫子的事。
总之，阿斯伯格可以被引导遵守规矩，但需要找到其认可的理由和逻辑去说服，而不能靠强力压制，过度惩罚强制容易导致抑郁和情绪失控，对抗起来往往又很激烈。
很多学生跳楼事件新闻中，很少看到总结事故经验，提出预防事故要分析孩子性格针对性提出解决方案的，通常是站学校和老师角度责怪家长溺爱过度，或者站家长角度责怪学校和老师不当处罚的，两派互相指责，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走极端的新闻依然一次又一次在重复上演。
因此阿斯伯格孩子非常费老师和家长。
这也是阿斯伯格亲子关系普遍比较紧张的原因。
可是一旦工作做通，就会成为遵守某个规则的模范，这就是刻板行为。
至于不守规则还伴随多动症的孩子，在集体中生存则会更难。
三、（绿色字体部分，）求学期间社交表现
导师回忆内容里，八岁到十三岁读私塾期间完全没有提到关系较好的同学，十六岁进东山学校读书，据其他一些资料显示最好的也就肖三等少数几个人，说明总体上依然社交不强，一九一二年十九岁在湖南第一师范念书时同学才多起来，社交才好转。
导师认为地域歧视，家庭经济条件等是其被孤立的主要原因，或者至少是重要原因。
但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他自己没意识到的阿斯伯格特质的社交障碍。
在东山学校学习期间，具体时间是一九一零年秋，导师有一首很著名的【咏蛙】：
七绝·咏蛙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该诗引用和改写自清末湖北英山名士郑正鹄【咏蛙】：
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荫。
明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这首诗可以看出导师的霸气和胸怀，也不乏人际关系里的孤独和愤懑。
一个人社交上如果很霸气则必然失之于灵活，灵活不足就无法平等社交，也就没有可以互相慰藉的朋友。这点在导师一生中都体现得很明显，朱老总都有「你对你对都是你说的对」。这里就不展开了，后面会专门用一篇文章就导师的社交展开专题说明。
关于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的回忆，看得出充满着不愉快。
解放后在北京二十多年都不曾重回故地，有没有这种心结存在？读者也可自行判断。
特别导师提到的傅斯年，在内战爆发前和黄炎培等走访延安，根据双方的回忆综合来看，彼此在观念上的差距是很大的，出于礼节互相客气讥嘲而已。
比如看到会议室礼堂里密密麻麻地挂满了各地送来的锦旗，傅斯年语带讥讽地说：「堂哉，皇哉。」导师听出了其中的嘲讽意味，心里自然很是不爽，但碍于情面没有出声。当傅斯年遇见黄炎培等人时，发觉他们竟然把导师送的土织毛毯，像当作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供奉收藏，让自诩清正的傅斯年极为鄙视和反感。
二人晚上单独聊天，傅斯年与导师两人上天下地无所不聊，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称发现导师对坊间的各种小说都了如指掌，认为导师是从这些材料里研究民众心理，所以心底认为他不过宋江一流。二人在言及五四往事的时候，傅斯年一语双关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而导师在赠傅斯年的字幅中，则题了唐人章碣的【焚书坑】回敬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这是顺着傅斯年的话，以「刘项原来不读书」自比，自谦没有你们书读的多，言下之意耐人寻味。
综合导师上学时期以自主阅读为主的学习方式，与同学和老师特别是学霸同学们的复杂关系等经历来看，我觉得都非常符合阿斯伯格特质学生的表现。
至于这样的经历，究竟有没有影响到他在晚年做出取消高考，关闭学校的决定？
或者说影响有多大？
那就需要读者们自己判断了。
我只能分析到这里。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