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着力扩大内需」放在了2023年经济工作的首位，国内宏观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也将从过去的以投资为主逐渐向消费倾斜。扩内需、促销费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增长重要的动力。
消费是未来收入及其预期的函数，刺激消费的发力点和落脚点应该聚焦改善居民收入，提振消费预期的环节上，没有收入增长，刺激消费就是无源之水。作为刺激消费的两种手段，消费券和现金补助是当前学界热议的焦点。不可否认，两者对于消费都具有正面促进作用，但短期来看，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较难快速修复，因此建议直接向居民派发现金以提振消费，相比消费券在发放机制和适用范围上的「定向」和「主观」色彩，现金补助具有普惠性，允许个人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安排，是一种比较「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
具体而言，现金补助相比消费券存在以下优势：首先，消费券作为货币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使用的灵活性方面会受到一定约束，这种约束可表现为使用期限、使用场景，以及使用门槛的限制。以「爱购上海」电子消费券为例，上海电子消费券以摇号方式确定中签人群，且需要单次消费金额满足一定条件（如满100元以上抵50元券）才可使用。但消费是复杂的经济行为，涉及到价格、弹性、消费偏好、税收补贴等一系列变量，消费券在使用上的一系列限制或对消费市场的全面复苏形成一定负面扰动。相比之下，现金补助没有任何使用限制，既可以用于商品服务消费，也可以用于偿还债务，甚至可以存储起来留待未来消费，其用途和范围要比消费券广泛得多。
其次，不同地区发放的消费券通常不允许跨区域使用，例如上海消费券不能在北京使用，江苏消费券也不能在浙江使用。地方政府针对当地居民发放的消费券本意是为了刺激当地消费，并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的消费回补，但实践中以行政区域为界的划分对于生产要素和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形成掣肘，毕竟无论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其都属于全国消费市场的一部分。反观现金补助则不存在地域使用的限制，有利于全国统一消费大市场的建成和完善。
再者，消费券容易造成「过度消费」，一种可能的情形是在消费券的「刺激」下，居民购买了原本没有需求或需求很低的商品，造成个人边际效用的下降。例如某人平均餐饮消费是100元，若向其发放200元的餐饮消费券，就会形成100元的过度消费，无形中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相反，若向其发放200元现金，则剩余的100元可以用于其他领域的消费，形成「有效需求」。在「有效需求」的牵引下，社会也将形成「有效投资」，而有效需求和有效投资又共同推动了「内循环」的顺畅运行，最终构成一个良性的经济循环。
此外，消费券还容易造成替代效应和挤出效应。一方面，对于特定行业发放消费券会使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优先考虑可使用消费券的商品，对于其他同类商品和服务造成了消费替代。另一方面，消费券使消费者对于特定行业的支出倾斜也会造成对其他领域的消费下降，形成消费挤出。
有人会反驳恰恰由于消费券具有使用期限和使用范围的限制，使得它的短期刺激力度和定向刺激作用更加明显，尤其是在拉动特定领域消费的快速反弹方面具有优势。但我们认为这种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是劣势，因为可能涉及过度消费和透支消费，一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应该是基于市场规律的可持续的发展，而不应该是靠强打「兴奋剂」获得的昙花一现式的反弹。换言之，即便消费券在短期内确实可以促进相关领域消费的反弹，但当消费券力度减弱甚至退出后，这种繁荣能否持续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另有观点诟病面向全体居民的现金补助对拉动即时消费的作用可能被高估了，因为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居民更倾向于防御性储蓄。因此，持此观点的人担心向居民发钱的结果可能会与政策初衷有所违背。但仔细想来，居民的高储蓄和是否发放现金补助关联度并不大，当前我国并没有实行大规模的现金补助，但储蓄存款也创出了新高，2022年末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20.3万亿元，较2021年末大幅增加17.8万亿，而企业、机关团体和财政存款余额分别同比增加5.0万亿、1.8万亿和-375.8亿，与储蓄存款的大增形成鲜明反差。研究发现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品和消费之间存在挤出效应，在公共资源供给相对不足的背景下，居民会增加防御性储蓄，由此对商品和服务消费造成挤出。因此，我们认为现金补助和居民存款储蓄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倘若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健全民生保障建设，那么高储蓄反而赋予了高消费的潜力。
另有观点认为面向全体居民的现金发放会面临诸多操作执行层面的难点，其中主要涉及发给谁、发多少，以及如何发的问题。我们建议面向全体居民发放现金，具体现金补助的金额可以由中央财政进行统筹，2021年全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20.3万亿元，公共财政支出达到24.6万亿元，GDP规模为109.6万亿元。若以14亿人口粗略计算，每人发放2000元现金补助，则增加支出规模约为2.8万亿元，相当于2021年全年公共财政支出的11.4%，GDP总量规模的2.6%（见图1）。对比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期间，美国财政对居民个人的现金补助规模占2020年GDP的4.5%。若再动态考虑2023年国内经济基本面好转带来的财政收支状况的改善及现金补助带来的乘数效应，公共财政支出的压力仍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伴随当前信息平台建设的发展完善，个人捆绑的社保信息和银行卡信息等也基本实现了全网的互联互通，因此针对个人的现金派发也应该不构成技术难点。现金发放不仅在操作层面上简单易行，而且也能降低受众群体标准界定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合谋寻租的风险。
至于有人担心发放现金容易造成通胀问题，其实如果发放现金会抬升通胀，那么消费券同样也有此问题，而且由于消费券适用范围的限制，造成结构性通胀的风险更高。相比通胀问题，当前我们更应该关注通缩问题，2022年我国全年CPI同比增速仅为2%，在全球范围内「鹤立鸡群」，2023年我国通胀水平大概率也不会出现大幅提升，而保持相对温和的通胀环境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反观居民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压力值得重视，居民部门新增信贷连续多月不增反降，以2022年12月为例，居民户新增信贷规模达到1753亿，同比少增1963亿。其中短期信贷录得-113亿元，中长期信贷录得1865亿元，同比分别少增270亿元和1693亿元。而现金补助更有利于缓解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压力。
实际上，不同收入层次的人群面对同等金额的现金补助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模式。譬如，高收入群体由于现金补助占其总收入的比重较低，其更可能会积极响应政府扩内需号召，拉动即时消费，例如聚餐和旅游等。中等收入群体可能会进行消费升级或增加个人保障支出，例如对家用电器等耐用品的升级换代，或者出于对生命财产安全的愈发重视，选择为自己或家人购买寿险和财险等。而现金补助对于低收入群体更能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由于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对其派发现金可以切实帮助改善生活质量，且对于弹性较低的商品的消费促进效应更加明显。因此，针对不同收入层级群体的现金发放均能取得正面效应。Baker等学者（2020）研究发现，美国居民在收到现金补助的10天内，消费支出增长了29%，主要集中在食品和非耐用品领域。
从更宏观的视角考虑，「六稳六保」的核心之一就是保就业，老百姓有就业才有收入，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周期性失业会有所增加。2022年11月末城镇调查失业率已升至5.5%，对比2019~2021年的三年平均失业率在5.1%~5.2%之间。高失业率反映了当前企业经营承压，尤其是私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正在持续恶化，自2022年3月起私营工业企业亏损数量同比每月保持两位数增长，10月末亏损单位数同比增速高达25.2%，同期国有控股企业亏损数量同比增速为9.3%。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居民收入的增长放缓，2022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比上年名义增长5.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9%。因此，适当增加转移支出以填补居民失业和收入增长放缓造成的消费力的缺失也是实施现金补助的内在要求。
综合来看，直接向全体居民发放现金，让微观主体能够根据自身需要量入而出，不仅有益于整体资源的充分流动和合理配置，而且也有益于扩内需战略的有效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