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有回答详述了明代纸币发行中的各种失误，总体来说这是各位答主关注的重点，但仅就大明宝钞的发行错误这个方面入手的话，实际上并不足以解释为何中国前近代的纸币历史终结于明朝。
首先需要回答的是，明朝为何自建国始便坚持以宝钞为主的货币政策。关于这一点，必须注意的是，明初将蒙元政权逐出中原后，从社会经济上来说，承接的是怎样的一个局面。我们作为后人，看到的是中华的恢复和大一统的延续，但摆在新生的朱明政权面前的，却是一个南北经济状况相差悬殊的中国。
华北地区从金国、南宋对峙的时代起，便与江南地区处于事实上的分裂状态，蒙古帝国的征服带来的统一并没有弥合这样的南北分裂，恰恰相反，蒙元对原金国领域和原南宋领域的统治具有很明显的区别，尤其在经济政策方面，对华北，废止了存续近500年之久的两税法，建立起以丁税（人头税）为中心的赋税制度，包含地税（土地税）和以新设的「丝料」、「包银」合称的「科差」，并引入了商人包税制；而对江南，则承袭了南宋以来的两税法，甚至在大多数地区仍然沿用南宋时期编造的土地账册进行征税，又普遍在南宋基础上降低税率，并接收南宋末年公田法造就的大量公田为官田。
相对而言，在历经蒙古灭金时已备受摧残的华北社会经济所承受的税负，要远远大于在南宋灭亡过程中遭受战争破坏较小的江南。再加上江南地区的商业、运输业、海外贸易都在蒙元时期较为自由地发展，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彻底压倒华北地区，而在元末的黄河泛滥、疫病频发等灾害和长期战乱中，后者尤其是河南、河北、山东，残破的程度远胜于同样遭受不小打击的江南。
更糟糕的是，蒙古利用包银制，源源不断地收取中国社会上积存的白银并经斡脱商人之手流入伊斯兰世界，在蒙古统治的前30年里，华北就已经流出了多达9000万两之巨（亦有学者估计为2900万）的白银，以致在元末恶性通胀下交钞制度崩溃后，原本就在交钞的推行和对纸币的依赖的程度上相对于江南更甚的华北，更因贵金属存量枯竭而陷入了几乎无钱可用的境地。所以在明初达成的政治、军事上的混一之后，急需解决的是南北方在社会经济上的断层。
由于蒙元时期的货币政策以纸币为重心，只短期发行过铜钱，甚至在1277年至1285年之间一度严禁使用铜钱交易，使得整个社会上的铜钱流通量相比于宋代大为衰减，再加上元末乱世，江南所保有的相对于华北更多的金银等贵金属和铜钱也被民间大量贮藏，退出流通领域。对于明初来说，试图促成南北的经济一体化的首要任务就在于统一货币，挽救因为元末通货制度解体带来的全方位经济倒退。那么，此时可以有哪些选择呢？无非四种，一是延续金元以来以纸币为中心的做法；二是恢复直至北宋末年以铜钱为主体货币的惯例；三是复活宋代以前在货币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实物货币（以布帛为主）；四是在宋、金时代白银部分货币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贵金属货币制度。其中，前三种都是前代故事，相比最后一种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举措而言，显然易于施行，但最终成为明代国策的却是第一种，而在明中后期自然形成的又恰恰是最后一种，中间两种在历史上都长期存在的货币制度为何被弃而不用呢？
其实理由很简单，首先，如前所述，元代发行铜钱极少，民间小额交易时主要使用的铜钱要么是宋钱，要么是私铸钱，虽然宋钱至今出土量巨大，但并不代表宋代发行的铜钱量等同于后世的宋钱流通量，需知，铜钱是极易磨损的，而且铜价高时又会被大量违法熔铸成铜器牟利，这样的事情在整个宋代即已屡禁不止，更何况南宋的铸币量不及北宋的十分之一，又通过海贸被大量出口至日本等周边国家，故而进入蒙元时期，真正能够流通在中国社会上的宋钱总量已远不及宋时。若欲以铜钱来满足南北方经济复苏的货币需求，则需要发行的数量必然十分惊人，而官铸铜钱在南宋时已常常是亏本买卖，显然铸造如此巨额的铜钱所消耗的成本绝不是明初政权所能承受的。其次，曾在汉末至唐前期的五个世纪里盛极一时的实物货币早在唐玄宗时期便已为民间交易时所不喜，及至唐后期，朝廷虽然反复强调需得钱帛兼用，却再也无法挽回实物货币在日益发达的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地位，进入宋代，除民间零星交易使用之外，可以说布帛等实物基本退出了货币的范畴，所以，对于先后以铜钱、纸币为主的货币制度所笼罩了四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社会、尤其是自南宋以来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江南，早已不可能再退回商品流通程度低下时方才兴盛的实物货币时代了。
由此可知，在第二、第三种方案都没有可行性的前提下，明初选择继续金元以来独尊纸币的政策也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了。无论是对于铜钱与贵金属都很匮乏、货币流通早已依赖于纸币的华北，还是对于虽然铜钱与贵金属的流通量都远大于华北、但亦习惯于南宋以来的纸币—铜钱二元货币制度的江南，两者都能够很容易接受新发行的纸币。然而仅仅统一了主要货币仍不足以完成南北方的经济一体化，因为在蒙元时期，南方与北方的经济联系反不如宋元以降发达的海贸所带来的南方与海外世界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而在海贸中，金银作为国际之间普遍接受的通货，愈发显现其重要性，致使江南地区贵金属的流通比宋代更加频繁，已经出现了在国内亦被广泛行用的趋势，如此一来只会进一步加深南方与海外的经济联系，而与贵金属几乎没有流通的华北经济更加隔绝。正是有鉴于此，海禁与宝钞相伴而生。
关于明代的海禁，历来从国际秩序的角度与朝贡贸易捆绑在一起解释其产生的原因，限于本篇回答的主旨，这里暂且只谈其中往往被忽视的经济因素。所谓海禁，对于原本就没有什么海外贸易活动可言的华北，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禁的真正对象，主要是与海外经济往来密切的江南，海禁所切断的自然是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金银丧失了重要的流通渠道，同时，明朝又禁止民间将金银作为货币使用，迫使金银从国内市场退出，从而彻底从内外两个方面遏制了贵金属货币的普及，进而限制了南方商品经济成长的猛烈势头，也就减缓了南北方经济差距的不断扩大。于是，在宝钞与海禁的双重政策下，南北方的社会经济被统合在单一的纸币制度之下，且通过打压南方商品经济发展的方式试图平衡南北方的经济状况，以达到在经济上实现真正大一统的目的。
其实知友们看着这里，对于本篇开头所指出的尚未被之前的答主们解释清楚的问题——为何中国前近代的纸币历史终结于明朝，想必已有了些头绪。概而言之，无论明朝政府发行的宝钞是否有足够的保证金、是否可由国家回收、是否过量发行，都不可能在明代长久行用下去，因为在明中期白银使用的普遍化倒逼政府承认其货币地位以前，刻意树立宝钞的地位，是与切断南方对外经济联系的海禁措施相辅相成的，对唐宋以来的南方而言，这无疑是打断了其通过海洋贸易加速商品经济发展甚至进行资本积累的进程，而进入明中期之前便愈发严重的东南走私、嘉靖时的再次厉行海禁招致走私海商集团的武装反抗所酿成的倭寇横行、隆庆时部分解除海禁开放月港准许与海外通商（除日本之外），这样一系列事件本质上表现的是，南方在经济的复苏和成长中不断寻求回归宋元时代发展方向的过程。
所以，一旦海禁的枷锁形同虚设，纵然主要是以走私的形式开展成规模的海洋贸易，只要东南地区与海外的经济联系重新恢复，原本被明初强大的国家力量所约束的白银，其作为比黄金易得的贵金属货币，具有国际通货的性质，随着海外贸易的渠道及关联的国内贸易网络，便会迅速流入中国并四处蔓延开来。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是等到因日本石见银山开采和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而先后大量舶来白银才开始的现象，早在一个世纪之前、永乐帝死后的15世纪前半期就已经存在以福建商人为主的大量走私贸易，当时的月港即已是重要据点，而依托于此渐渐拉开的，正是白银经济的序幕，也正是始于同时期的江南100万两金花银和京官以银发俸等制度得以产生并维系的缘由所在。
尽管可能有些历史宿命论之嫌，但明代宝钞与白银的兴衰沉浮，放到唐宋变革时代以来，中国货币经济演变与对外贸易发展互相交织前行的历史长河中来看，确实不得不说，白银取代纸币几乎是历史的趋势甚至必然，而宝钞的发行与崩溃，不过是其中一段弯路罢了。至于回归宋元以来历史发展本来轨道的江南商品经济的繁荣，亦被称为第二次商业革命，除了在经济规模上相比于宋代第一次商业革命更加扩大之外，又还有哪些新的变化，则是另一个说来话长的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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