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最近互聯網越來越多球迷認清貝利和馬勒當拿?

2024-05-25體育

在我寫的文章裏，我化用的最多的一句話是：

一個球員的成就啊，當然要靠自我奮鬥，但是也要考慮到時代的行程 。

我記得之前知乎上有一個話題，如果梅西和馬勒當拿對調人生，兩人的成就會如何？

我沒有去答，理由也很簡單：

去到馬勒當拿的年代，梅西的病大概率治不了；

來到梅西的年代，你也不知道馬勒當拿會不會直接被自己的場外給毀了。

我的這個分析邏輯同樣適用於我對於任何歷史人物的評價。

任何分析貝馬的人，基本上都會有這麽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聽說貝馬的成就很高，基本上占據了足球史前三的位置，所以他們一定是很厲害的人物；

第二個階段，知道了貝利第二個世界杯是躺冠，也聽說了馬勒當拿場外的斑斑劣跡，看了一些上古片段，得出「不過爾爾」的結論；

第三個階段，承認貝利和馬勒當拿的局限性，認可二人作為「符號」對於歷史的推動作用。

人人都會念經，足球是世界第一運動，足球是歐洲人的玩物南美人的信仰。

但是，

大家有沒有思考過一個問題：

為什麽英國人發明了這麽多的運動，有且只有足球能夠契合了有關社區、國家和民族間的身份認同；能夠暗含了國際政治、階級鬥爭、民族獨立等左翼話語；能夠強化民族的自我想象與建構；能夠展現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公民風貌；能夠在個人色彩愈發重要的當下，讓個體也樂意將自身置於某個強大勢力的旗幟之下，最終成為族群的精神寄托？

這就是時代的背景：

在歐洲，足球開始興起的時候，正好是完成早期的城市化，大量工廠的設立讓由於圈地運動和農業技術的改良導致的許多從農村移入都市的剩余人口逐漸變為了工人的時候。

當歐洲的工人階級開始「獨立自主」地踢足球的時候，勞工的權利意識也在蘇醒，普選權、罷工、社會改良是那個時代社會運動的主旋律。稍作留意，你就會發現，歐洲職業俱樂部成立的時間與旨在謀求勞工福利、改良社會的費邊主義思想形成的時間大致吻合。

這種抗爭直到馬勒當拿活躍的八十年代依舊存在——戴卓爾夫人為什麽如此痛恨足球，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球會作為工人的基本盤，對抗其要求地方政府削減公共開支、私有化和提高地方稅率的政策。

從人民史觀的角度：

是人民選擇了足球

這個理論在南美也是一樣的。

對於南美足球來說，1920年代是個比較重要的分水嶺。

在此之前，足球在阿根廷代表著地位和權力；在巴西，俱樂部的成員基本上由社會精英階層組成。

而在1920年代的時候，以瓦斯科達Gamma隊為代表的足球俱樂部開始接納了黑人和窮人球員，並給這些球員支付薪水——在當時，巴西社會能給予黑人的工作崗位並不多。

一開始，賽場上的歧視顯而易見：

白人球員犯規不會被重罰；但黑人球員卻不可以推搡、沖撞白人對手，否則將會面臨非常嚴厲的懲罰。

這種雙標，反而塑造了巴西人 避免身體接觸，只透過盤帶、周旋，充分利用自己身體的柔韌性協調性和速度，達到克敵制勝目的迂回道路 的賽場風格。

1923年，瓦斯科達Gamma隊在四名黑人球員的率領下一舉奪得了裏約市聯賽的冠軍，他們的職業分別是出租車司機、粉刷工人、搬運工人和卡車司機。

這個壯舉吸引了大批球迷的關註，巴西足球得以逐步地跨越種族和貧富的鴻溝，開始在普通民眾中普及；

同期，阿根廷的足球也開始了職業化改革，為社會下層發薪金。

在這股浪潮之下，1928年，阿根廷作家博羅科托（【博卡青年史】作者）建議為一個想象中的「Pibe」（西班牙語，小子）建一座雕像，以此滿足阿根廷的足球文化與自我想象：

這小子面部很臟，有一雙宛若騙子的眼睛，眼睛狡詐又明亮，頭發蓬亂而濃密，穿阿根廷式的條紋衫，膝蓋上布滿了塗消毒水的傷口，帶著一個用舊襪子綁成的足球。

到了1950年的「馬拉卡納失敗」後，巴西劇作家尼爾森·羅德裏格斯提出了巴西國民性中的「雜種狗情結」：

驚慌失措的雜種狗翻遍垃圾桶，希翼找到一點兒殘羹剩飯 。

在巴西人看來，馬拉卡納失敗代表的是巴西作為一個國家的巨大失敗：

「 巴西人創造不出奇跡 」

巴西足球隊的黑人和混血再度受到白人的歧視和排斥，直到8年後，17歲的黑人窮小子貝利橫空出世，贏了蘇聯、贏了冠軍，贏得了巴西人所渴求的全世界對它的肯定。

貝利的橫空出世，成功驅散了巴西的「雜種狗情節」，他以擦皮鞋貼補家用的窮黑小子的出身成為了巴西這個新興國家有史以來最為勵誌的物件—— 巴西人民，無論是黑人，還是混色人種、白人，都將這顆新星視為巴西的希望，甚至是巴西解放和團結的象征 。

尤其是貧民窟裏的男孩子，他們在貝利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希望終有一天，也能像貝利一樣。

由此，貝利開始成為巴西的代名詞：

「你來自哪兒？」
「巴西。」
「哦，貝利之國。」

巴西足球徹底成為了一種融合劑，變成了各階層人民間的紐帶——在巴西，只要熱愛足球、只要展現出足球天賦，那就無論宗教種族之分，沒有貧窮富有之別，都可以團結在巴西綠色的旗幟之下。

在巴西，政府只代表了一部份人，巴西國家隊卻代表了所有人——每當巴西的社會出現動蕩，就會有大量民眾身著巴西隊球衣上街頭表達自己的訴求。

當1970年「首次全球電視直播」和「首次彩色電視直播」技術第一次運用在世界杯的轉播中時，貝利和他的巴西隊在被廣泛公認為歷史上最精彩的一屆世界杯的決賽中戰勝了同為二星的意大利隊，為巴西人永久保留了雷米特杯。

那次世界杯對國家更重要，如果巴西輸了1970年世界杯，當時的局勢會變得更加糟糕，當我們成為冠軍時，整個國家都可以喘口氣。

除了對於巴西國度的影響，貝利對全世界的足球推廣運動以及黑人的地位也有極大的提升作用：

同期的非洲正在搞民族解放運動，非洲大陸上的各國紛紛脫離舊的殖民體系，成為新的獨立國家。

在那個年代，世界上極度缺乏令人難忘的黑人故事和廣受贊譽的黑人英雄。在黑人眼裏，這個世界被白人至上主義的暴力政治和經濟力量所摧毀——無論是政治、科學、商業還是體育，白人已經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可以想象到的領域，並系統地將黑人排擠到人類生存的邊緣。

尤其其時的政治風貌，白人利用十分殘酷的手段鎮壓黑人爭取社會經濟平等和政治獨立的鬥爭。

此時，貝利，給了黑人一線希望——他無視那些居高臨下的刻板印象和令人窒息的挑戰，這些都是白人至上主義者強加給我們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黑人的。

貝利去世時，有非洲的專欄作者如是寫道貝利之於他們的意義：

早在我長大到可以欣賞他無數的成就並自信地將他列為足球史上最偉大的萬神殿之前，這位巴西足球明星就已經深深植根於非洲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覺醒。他與穆罕默德·阿裏一起作為黑人驕傲的崇高而不可磨滅的象征而存在。
在非洲和中國歷史的關鍵時刻，貝利的故事幫助激發了對黑人身份的熱愛。對於一個因壓迫和經濟剝削而深受創傷的民族，他無與倫比的成功給我們帶來了自由，讓我們為未來的無限可能性而感到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