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9月24日，美國亞利桑那州坦佩市警方表示，美國副總統、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裏斯競選團隊工作人員在該市使用的一處辦公室日前遭槍擊破壞。本月15日，美國前總統、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杜林普在佛羅裏達州打高爾夫球時遭遇未遂刺殺圖謀。這是杜林普時隔兩個月再次遭遇未遂刺殺。
暴力已經成為美國政治表達的醒目部份。
這張影片截圖顯示，2024年7月13日，美國前總統杜林普在賓夕法尼亞州巴特勒市的競選集會現場被護送離開。新華社發
這不禁讓人懷疑，自詡為「民主燈塔」的美國，現在是否正從燈塔的頂端滑向無底的深淵。這個問題不僅關乎美國的政治未來，也值得全球的關註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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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升級速度驚人
美國政治暴力的頻發，並非一夜之間出現的。實際上，過去十年間，美國政治暴力的「升級」速度令人瞠目。毫無疑問，杜林普的崛起與「美國優先」理念的傳播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但這只是表面現象，深層次的問題其實更為復雜，甚至可以追溯到美國建國之初。
美國的民主制度歷經兩百多年的發展，原本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核心信條，然而，隨著全球化、科技革新、社會變遷的加劇，美國社會的內部裂痕逐漸顯現。尤其是人口結構的變化，白人占人口總數的比例逐年下降，逐步形成了一個憤怒且焦慮的保守派群體，他們認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認同正在受到威脅。這種恐懼被右翼媒體和社交網絡進一步放大，最終演變為政治暴力的溫床。
2021年1月6日，美國警察在華盛頓國會大廈內隔著障礙物與門外的示威者對峙。新華社/美聯
自2016年以來，美國的政治暴力事件顯著增加，尤其是在杜林普競選總統期間和右翼極端主義的影響下。對國會議員的威脅從2016年的902起增加到2021年的9625起，顯示出政治暴力的上升趨勢。FBI的國內恐怖主義調查數量也顯著增加，從2013年的1981起增加到2021年的9049起。與此同時，公眾對使用暴力解決政治分歧的支持率也在增加。這一趨勢在2020年杜林普敗選後達到新高。
有趣的是，盡管杜林普常常被視為暴力事件的推動者，他實際上不過是問題的「癥狀」，而非「癥結」。同樣，杜林普的民粹主義言論固然引發了暴力浪潮，但其背後是美國社會深層次的文化沖突，特別是在關於「誰可以成為美國公民」這一核心問題上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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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引爆火藥桶？
在這場政治暴力劇中，杜林普無疑是站在聚光燈下的主角之一，但他並不是唯一的演員。美國政治的暴力化，是多方勢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杜林普還真是個「內建流量」的主角。他從電視真人秀中崛起，帶著「你被解雇了」的口頭禪進入政壇，搖身一變，成為了「政壇玩家」。他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口號聽起來像是呼喚復興，但對許多人來說卻更像是找回過去的「白人至上」時代。杜林普的支持者們高呼「讓美國再次偉大」，但他們的行為卻更像是「讓美國四分五裂」。杜林普無疑加劇了美國社會的分裂，他不僅激起了保守派對「外來者」的敵意，還刺激了「紅脖子」群體對「精英腐敗」的不滿情緒。
【編者註：「紅脖子」專指美國南方支持共和黨的白人，後來成為一種文化標簽，泛指一切立場偏保守的人。】
從杜林普在2020年總統大選辯論中親自點贊的「驕傲男孩」（Proud Boys），到國會大廈襲擊事件的中堅力量「誓言守護者」（Oath Keepers），再到形形色色的白人至上主義組織和異軍突起的民兵組織，美國的極右翼組織已是漫天遍地，狼奔豕突，群魔亂舞，興風作浪。這些團體不僅在社交媒體上傳播極端言論，還在現實政治中參與暴力活動。他們認為現存的民主制度已經被「腐敗精英」所控制，暴力是唯一可以「拯救」國家的途徑。如果說杜林普是美國政治暴力劇的主角，那這些民兵組織和極右翼團體就是蠢蠢欲動的「群演」。他們以「民主衛士」和「愛國者」自居，但實際上，他們更像是「拯救美國」版的電影【生化危機】中的「群演」——面目猙獰的喪屍。
如果說杜林普是火種，社交媒體就是「超級鼓風機」。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虛假資訊和陰謀論的傳播變得前所未有地便捷。Facebook、X（原Twitter）、YouTube等平台不僅成為了極端主義的溫床，還讓這些言論擴散到了主流社會。演算法的推波助瀾讓人們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內容，造成了「資訊繭房」，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分裂。杜林普在最近的總統大選辯論中發表關於海地移民「吃貓和狗」的言論，就是「資訊繭房」的典型例子。這種毫無根據的謠言，進一步加深美國社會對（海地）移民的偏見和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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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暴力的影響有多惡劣？
美國國內的暴力事件頻發無疑削弱了其國際形象。
2023年1月6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會大廈外，一名前國會警察遺孀在紀念「國會山騷亂」兩周年紀念儀式上流淚。新華社記者 劉傑 攝
曾幾何時，美國以「民主燈塔」自居，慣常以「民主教師爺」的姿態對其他國家說三道四，常常以「民主捍衛者」的姿態對其他國家指手畫腳。然而，當美國自己國內的民主制度岌岌可危，政治暴力頻發時，外界必然對其所謂的「民主領導力」產生質疑。美國國內混亂的局面讓其他國家，尤其是那些被美國批評為「民主不足」的政權，作何感想？畢竟，美國國內頻繁的政治暴力事件，足以證明西方民主的「虛偽性」和「無效性」。例如，美國指責「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侵蝕民主」，引發後者強烈的外交抗議。
2024年3月，印度因大選前逮捕反對派高官一事而召見了美國駐印度大使館代理副館長格洛麗亞·貝爾貝納，就美國務院發言人針對該事件發表的評論提出「強烈抗議」。
政治暴力的蔓延不僅影響美國的社會穩定，還對經濟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企業對社會不穩定的擔憂加劇，投資者信心下降。分析師提埃裏·魏茲曼警告稱，政治暴力對市場「非常不利」，一旦社會陷入長期暴力，將對市場和風險承擔造成嚴重沖擊，最終導致投資減少、人才流失和旅遊業衰退。此外，政治兩極化讓美國政府在重大經濟議題上難以達成一致，導致政策不確定性加劇，這也會進一步影響全球市場對美國經濟的信心。
美國社會的分裂不僅體現在政治暴力上，還體現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從種族關系到性別平權，從移民政策到槍支管控，美國社會中的每個議題都在成為意識形態的戰場。支持政治暴力的人群也並非僅限於社會邊緣人群的極端主義分子，許多中產階級甚至精英群體也開始對現有體制失去信任，認為暴力是解決問題的「最後手段」。這種現象表明，美國的社會裂痕已經深入到了文化層面，甚至影響到普通民眾的日常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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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何在？
現在我們不得不問：為什麽政治暴力在美國成了常態？
民粹主義的崛起自然難辭其咎。
民粹主義的本質是反精英、反建制、反全球化，它利用普通民眾對現狀的不滿，煽動情緒，提出看似簡單而極具吸重力的解決方案。然而，民粹主義者通常忽略了制度的復雜性和全球化的不可逆性。
杜林普試圖透過增加關稅來解決對華貿易赤字問題，就是典型的民粹主義策略或政策。杜林普的關稅政策具有以下幾個民粹主義典型特征：簡單化的解決方案，「簡單直接」地解決貿易赤字問題；反建制派，反對傳統的國際貿易體系和多邊貿易協定，「推倒重來」；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強調保護本國產業和工人。
然而，關稅政策的實際效果和長期影響遠比杜林普想象得更為復雜。加征關稅導致進口商品價格上漲，影響消費者實際利益，引發曠日持久的貿易戰，並對全球經濟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
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政治素人杜林普成功入主白宮，證明民粹主義不僅是一種有效的政治策略，更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許多美國人認為現有的民主制度已經失效，無法代表他們的利益，他們認為只有透過「打破規則」才能實作「真正的民主」。這種情緒，恰恰為政治暴力提供了合法化的基礎。
社交媒體不僅是極端言論的傳播平台，更是政治暴力的「催化劑」。
社交媒體平台透過演算法推播和推薦，確保每個使用者都能沈浸在自己所喜歡的「劇情」裏，進入自己的「平行宇宙」。在這個宇宙裏，杜林普是救世主，精英是腐敗的壞蛋，暴力是實作正義的手段。與此同時，社交媒體平台對虛假資訊的管理不力，使得陰謀論和極端主義思想得以迅速傳播，甚至直接推動了現實中的暴力行為。
例如，在2021年1月6日的國會山暴亂事件中，許多參與者就是因為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了虛假的選舉舞弊資訊，才被煽動起來，走上了暴力的道路。
然而，無論是民粹主義還是社交媒體，都只是美國政治暴力的「助推劑」。美國社會的暴力沖突背後，隱藏著一場關於美國國家身份的深刻危機以及由此而來的文化沖突。
美國文化沖突的核心在於國家認同問題。
從1990年到2023年，自認為是白人的美國人口比例顯著下降，從76%下降到了58%左右。預計到2035年將減少至54%，並在2045年降至50%以下。隨著白人人口比例的減少，其他族裔群體的比例在增長。特別是拉丁裔和亞裔美國人，他們的高生育率以及移民趨勢預計將改變美國的人口面貌。在加利福尼亞州，拉丁裔已經成為最大的族群。
人口結構的變化改變了選民基礎，並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這就導致圍繞種族、性別及文化認同等問題的政治辯論變得更加激烈。同時，它也促使媒體和政黨采取不同的策略來吸引各自的核心選民。人口結構的變化引發了不同群體之間的緊張情緒。保守派中許多人將這種轉變視為對其生活方式的威脅，從而支持更加民粹主義的政治運動。而自由派則傾向於接受這種多樣性，或者擔心保守勢力的崛起會損害來之不易的社會進步。
問題在於，美國究竟是一個移民國家，還是一個以白人新教徒價值觀為主導的國家？這是美國歷史上一直未能解決的核心矛盾。
保守派與自由派在文化認同上的差異日益加大，特別是在種族、性別和移民問題上，雙方幾乎無法進行有效對話。美國正在經歷一場文化身份的重新定義，而這個過程註定痛苦。白人保守派擔心自己的文化傳統被邊緣化，而少數族裔和自由派則要求更多的平等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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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上升
更為致命的是，政治暴力與政治極化互生互長，螺旋上升。
近年來，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雙方的立場都日益極端化，對「另一方」的敵意大幅增加。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的一項調查發現，超過四分之三的民主黨人（77%）和共和黨人（75%）認為，另一黨派的政策不僅與自己的觀點不同，而且對國家是有害的。
這種敵對情緒不僅存在於精英階層，更滲透進了普通選民群體，形成了深層次的社會裂痕。
政治極化使得選民越來越難以接受「對方贏得選舉」的合法性。選舉本應是民主制度中和平解決權力爭奪的方式，但當選舉被視為「生死攸關」的戰鬥時，暴力便成為某些人解決問題的手段。目前，有18.7%的美國人強烈或極為強烈地認為，「如果選舉出來的政治領導者無法保護美式民主，民眾就必須自己采取行動，即便需要使用暴力」。美國國土安全部在其2024年威脅評估中預測，2024年總統選舉將是「可能發生暴力事件的關鍵活動」。有超過半數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已經處於「冷內戰」，而部份政治觀察家則認為2024年總統選舉將成為引爆「第二次內戰」的導火索。
政治極化疊加槍支泛濫，政治暴力活動頻發也就成為自然。美國是世界上私人擁槍量最大的國家,這為政治暴力提供了便利條件。
今年7月13日，杜林普在政治集會上遇刺，僥幸逃命。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杜林普堅決支持憲法第二修正案，堅定維護持槍權。
美國政治暴力的實質，是對民主制度的深刻質疑。保守派認為，現有制度已經被「精英」壟斷，不再代表「真正的美國人」，於是他們訴諸暴力，試圖透過破壞現有秩序來重新奪回「權力」。而自由派則擔心，保守勢力的崛起將會剝奪他們來之不易的權利，尤其是在性別、種族和移民等問題上的自由。因此，雙方陷入了「誰也不讓步」的零和博弈，暴力成為了彼此最後的武器。
隨著2024年大選開啟提前投票，政治暴力的陰影再次籠罩著「美國民主」。當地時間9月7日，杜林普在威斯康辛州的競選演說中警告稱，「我最好能贏，否則你們將會遇到從未遇到過的問題，我們可能將沒有國家了……這可能是我們的最後一次大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