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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加拿大央行原行長史帝芬·波洛茲:留好現金、保持靈活性

2024-07-27社會
一個經濟波動更大的未來,意味著事情可能比我們預期的更糟或更好,可能產生的結果範圍也更廣。
7月26日,著名經濟學家、加拿大中央銀行原行長史帝芬·波洛茲接受了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的獨家專訪。他表示,經濟不確定性增加,錯誤決策所帶來的風險也會增加。未來,影響經濟執行的力量將使就業、通貨膨脹、房價、利率和股票市場經歷更加頻繁、更加劇烈的波動。例如,在考慮購房時,我們需要考慮到失業風險,以及因失業而失去償還房貸能力的風險,而這些風險都將比過去更大。
史帝芬·波洛茲。受訪者供圖
未來越不確定,我們在做日常決策時承擔的風險就越大。面對不確定性,人們是如何做出決策的?史帝芬·波洛茲談到,他在擔任加拿大央行行長期間,養成了誠實面對經濟前景不確定性的習慣,而不是依賴經濟模型和統計數據,這一點在經濟受到重大幹擾時尤其重要。
他在采訪中表示,依然對未來抱有樂觀的預期,經濟會表現出一定的韌性。
正如馬克·吐溫所言,歷史可能並不總是重演,但它常常押韻。史帝芬·波洛茲談到要重視技術變革、人口老齡化、收入不平等加劇等「構造力」在全球範圍內的相互交織及對經濟基礎產生的重要影響。他提醒,無論是企業和個人都要做好計劃,並準備好額外的現金,保持靈活性。
人工智能驅動效率提升,就業市場的波動性和復雜性將增加
新京報貝殼財經: 你在新書【下一個不確定的時代】中提到,全球經濟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能否詳細闡述一下你認為這些不確定性主要來源於哪些方面?
史帝芬· 波洛茲 : 全球經濟在未來幾十年將面臨不確定性,技術變革、人口老齡化、收入不平等加劇等「構造力」將對經濟產生重大作用。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技術變革。技術變革會影響我們所做的一切。例如,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的電腦技術和互聯網,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的電力,第一次工業革命中的蒸汽機,這些重大技術的出現對世界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收入不平等加劇是當前世界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技術進步和全球化是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兩個主要因素。技術進步使得一些工人面臨失業,而全球化的貿易模式和供應鏈最佳化也減少了某些地區工作對工人的需求。這些不平等導致了政治緊張和地緣政治緊張。
新京報貝殼財經: 你如何看待技術變革、人口老齡化、收入不平等加劇等「構造力」在全球範圍內的相互交織及其對經濟基礎的影響?
史帝芬· 波洛茲 : 技術變革、人口老齡化、收入不平等加劇等因素之間互相影響值得我們重視。在人口老齡化方面,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勞動力市場將會緊張,而且在未來10到15年這個情況只會變得更糟。人口老齡化將與技術進步和勞動力市場相互作用。由於人工智能驅動效率提升,就業市場的波動性和復雜性將增加。
新京報貝殼財經: 你認為當前的經濟不確定性是否加劇了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動?這種波動對各國央行政策制定帶來了哪些挑戰?
史帝芬· 波洛茲 : 中央銀行的業務具有復雜性,中央銀行出政策是風險管理的一種形式,而不是一個簡單的偵錯機器工程。 很多人認為中央銀行就應該像機械工程師一樣,在看到正在發生的事情想要阻止時,調整一下機器就能解決。例如有人希望當通貨膨脹上升時,中央銀行簡單調整一下機器,使通貨膨脹回到目標水平。但事實不是這樣,中央銀行在制定政策時需要不斷評估各種風險,包括通貨膨脹、經濟風險、失業率等,並從中取得平衡。
所以更應該把中央銀行看作一個天氣預報員,今天下雨的可能性有50%,那麽應該帶上雨傘嗎?答案是應該帶上傘,因為即使有10% 的風險,也需要管理。
政策框架應該足夠靈活,讓企業能夠做它們最擅長的事情
新京報貝殼財經: 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雲端運算等新興技術的快速發展,你認為這些技術將如何重塑全球經濟格局?
史帝芬· 波洛茲 : 這是一個很大的未知數。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等新興技術預示著全球化和生產力的新時代,可能重塑全球經濟,並給政策制定者帶來不可預見的挑戰,包括通縮壓力和對經濟增長的統計低估。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的工業革命使世界生產力大幅提高,這也意味著它將成為未來通貨緊縮的來源。這種相互影響的結果,將成為政策制定的難點所在。同時,所有公司都在擁抱技術,部署人工智能,這將產生更高的生產力,使得統計學家很難去精準測量統計,各國央行的政策制定也迎來挑戰。
史帝芬·波洛茲認為未來越不確定,人們在做日常決策時承擔的風險就越大。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貝殼財經: 如何看待中國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戰略?這對全球經濟轉型有什麽意義?
史帝芬· 波洛茲 : 中國的企業是世界上最具創新性和適應力的一批企業。它們將越來越多地接受各種新興技術,當中國經濟強大時,每個人都會受益。我認為,政策框架應該足夠靈活,讓企業能夠做它們最擅長的事情,即創造價值、創造就業機會,這是任何企業都想要的。
新京報貝殼財經: 在技術進步的背景下,各國政府應如何平衡技術創新與經濟安全等問題的關系?
史帝芬· 波洛茲 : 工業革命所犯的最大錯誤就是允許收入不平等加劇。今天,我們仍在應對20世紀八九十年代和21世紀初發生的收入不平等加劇的問題,這也導致了政治緊張局勢和政治兩極分化。很多人覺得他們已經被技術淘汰並失去了工作。
有關收入不平等的問題,我認為我們有能力在未來做得更好。數以萬計的人因為技術進步而失去工作。我認為公司有義務關註員工,引導員工學習,找到辦法以便這些員工留在公司並為公司創造價值,確保每個人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政策制定者也應該為公司、員工提供幫助。
保留額外的現金,靈活性是在執行計劃中最重要的東西
新京報貝殼財經: 世界經濟未來的發展趨勢是什麽?
史帝芬· 波洛茲 : 過去50年,世界經濟增長受到二戰後嬰兒潮的推動。現在我們正在回歸正常,正常是一個長期的概念,在歷史長河中,過去的50年不算什麽,只能算一個不尋常的時期,歷史導致世界經濟增長放緩,這不是我們可以短期修復的事情。
我們可以做的是促進增長,以一種對人們有益的方式擁抱技術,而不是選擇加劇不平等。正如那些不理解歷史的人註定會重蹈覆轍,在本次工業革命中我們要吸取前三次工業革命的教訓,並在前進中做得更好。真正促進新技術的產生和部署,並進行大量的投資和研發投入以提高全球經濟的增長率。
新京報貝殼財經: 你在書中談到要理解不確定性,那麽,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國經濟應如何調整自身發展戰略,以應對外部挑戰並推動自身的高質素發展?
史帝芬· 波洛茲 : 我認為能促進經濟增長的是公司,而不是政府。當然,政府可以創造良好的基礎設施、內外部環境。例如數碼化時代,政府為企業保證通訊基礎設施的完善。政府應該確保每個人都能受益,允許公司在所在領域進行最大化的創新和行動。
新京報貝殼財經: 在國際合作與競爭並存的全球格局下,中加兩國應如何在經濟、金融等領域加強合作,共同推動全球經濟的穩定與發展?
史帝芬· 波洛茲 :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就像我們與同事、鄰居去相處一樣,透過相互理解、經常交流,幫助理解彼此的問題,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新京報貝殼財經: 對於各國政府、企業和個人來說,你有哪些建議以應對這些挑戰並抓住未來發展的機遇?
史帝芬· 波洛茲 : 制訂計劃、試圖堅持這個計劃,盡管計劃將會改變。
這就像足球比賽或曲棍球比賽中的計劃一樣,可能計劃永遠不會奏效。但你必須準備好隨時采納這個計劃,這是良好的風險管理實踐。各國政府、企業和個人做到這一點的方法是保持更多的選擇余地。保留額外的現金,可以幫助你在公司出現負面後果時及時處理,或者在機會出現時幫助你抓住機會。但無論哪種方式,都需要靈活性,靈活性是在執行計劃中最重要的東西。
波動本身是極具挑戰的。無論是各國政府、企業還是個人要決定自己可以承擔多少債務,多少風險。一個人可能會失去工作超過五年,也有可能離職後火速找到新工作,這都需要提前去考慮。各國政府、各家公司可以透過建立一個良好的安全網來減少風險以應對不確定性,而每個家庭則需要考慮好自己所能承擔的一切。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程子姣
編輯 陳莉
校對 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