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文
滕泰 張海冰/文
中國經濟需要大力提振消費,已經逐漸成為共識,但前期出台的政策,效力尚未完全顯現。只有深入研究中國消費不足的程度、原因,進一步出台有力度的政策,才能讓中國居民能消費、敢消費,加快向消費型社會轉型。這不僅關系到市場復蘇和經濟回升向好,長遠來看還將決定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
家庭消費占比低於美國30個百分點
從人均GDP來看,中國正逐步向高收入國家靠攏,與美國、日本、歐洲經濟已經具備一定可比性,但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明顯低於上述已開發國家。
2022年,中國家庭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為37%,這意味著中國人辛苦一年創造的財富中,自己只消費了三分之一強,剩下的三分之二都用於投資或者出口。而美國和日本家庭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分別為68%和56%,分別比中國高了31個百分點和19個百分點。
同年,中國最終消費(包括政府消費和家庭消費)占GDP的比重為53%,而美國為82%,比中國高了28個百分點。歐洲和日本等已開發國家,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已經普遍在70%以上,南韓為67%,印度為72%,均明顯高於中國(為保證可比均采取世界銀行2022年數據,2023年數據不全)。需要指出,這兩個比重偏低並非是近年才出現的,而是長期呈現下降趨勢的「頑疾」。
消費,既是經濟迴圈的起點,也是經濟迴圈的終點,是人類一切投資和生產活動的終極目的。無論是搞投資還是搞生產,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提高居民的消費規模和消費水平,改善居民的生活質素。消費占GDP的比重長期嚴重偏低,意味著經濟迴圈出現了堵點,大量的產品和服務不能「消化」,進而導致產能閑置,經濟增長自然就變慢。
美日等已開發國家普遍在快速工業化階段,就將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提升到50%以上,此後基本呈緩慢上升趨勢,逐步完成了向消費型社會的轉型,為經濟持續增長打下了基礎。消費型社會是走過短缺經濟階段、高積累低消費階段、重生產輕消費階段之後,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經濟發展目的的正常經濟社會發展階段。
當前中國快速工業化階段已經基本完成,但最終消費占比低於60%,是內需不足、經濟增長乏力的重要原因。從中國經濟的發展水平看,目前應該盡快提升居民消費占比,加快向消費型社會轉型。
居民消費傾向低於已開發國家20個百分點
在人均GDP從5000美元提高到2萬美元的過程中,美國平均消費傾向(消費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87%上升到89%,日本從72%上升到81%,澳洲從73%上升到87%,法國從81%上升到88%,南韓從73%上升到89%[1]。
這些已開發國家平均消費傾向上升,有力地推動了向消費型社會轉型的行程,推動了總需求持續擴張、經濟增長,也推動了居民生活質素改善。背後的原因則是多方面的:如經濟增長帶來就業增加和收入增長;合理的收入分配機制保證了居民收入份額增長;財政政策及時轉向民生方向,更好的社會保障體制消除了居民消費的「後顧之憂」;寬松的貨幣政策推動資本市場發展帶來了「財富效應」;不斷出現的新產品、新服務創造了新的需求;等等。
疫情前,中國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已經下降到70%左右,其中農村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大約為73%,城鎮居民為66%,疫情期間居民平均消費傾向進一步下滑,城鎮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已經下滑到63%左右。與已開發國家相比,中國平均消費傾向大約低了20個百分點[2],十分不利於向消費型社會轉型。
消費型社會,越消費,越增長
在工業化的早期和中期階段,往往是投資和出口驅動高增長,而到了快速工業化的後期,消費成為需求側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從已開發國家的實踐來看,建成消費型社會的標誌是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超過70%。
例如,2021年,最終消費對美國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93%,私人投資的貢獻率為30%,政府消費支出和投資的貢獻率只有1.6%,凈出口貢獻率為-24%;2023年,歐元區12國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90%。
消費需求的持續增長,不僅能夠提升短期的經濟增速,還能夠透過分工和創新兩個維度提升潛在經濟增速。有學者指出,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了「增長源泉是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的命題,這就將消費因素引入了增長的動因分析[3]。
消費需求持續增長,能夠推動分工細化,推動經濟增長。消費繁榮帶來市場規模擴張,更大的市場規模能夠容納更多的分工,而分工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頭。例如,最初開一家火鍋店需要一家人負責從買菜到服務的全流程工作,分工程度很低,隨著火鍋消費需求的增長和市場規模的擴大,分工逐漸細化為食材、底料、蘸料、耗材甚至店面裝修等細分行業,還出現了堂食、電商、外賣等不同的業態。數據顯示,中國的火鍋行業在很長時間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長率,2023年整體銷售收入已經超過6000億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需求擴大、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的結果。
消費需求持續增長,能夠激發更多的創新,推動經濟增長。消費繁榮就意味著企業開工增加,效益改善,利潤增長,為研發等創新活動提供了支持。正是福特等美國汽車廠商成功地擴大了汽車的需求,使美國成為「車輪上的國家」,每年數百上千萬輛的汽車銷量,支撐著美國汽車工業貢獻出了車用空調、渦輪增壓、轉向助力、定速巡航等先進技術。
為什麽流水線生產、按揭銷售、超市、網約車、社交媒體等新模式、新服務和新產品都出現在美國,美國經濟能夠持續保持增長?這與它作為全球第一大消費市場,能夠容納、引發更多的創新和分工是分不開的。如果中國的消費市場持續繁榮,消費需求不斷擴大,對於提升中國的潛在增長水平,也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加快從「投資與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轉變
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投資在總需求中占主導地位,社會觀念更重視生產,可以稱之為「投資與生產型社會」;而在工業化社會後期,消費逐漸在總需求中占據主導地位,人們把消費作為所有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生產和投資都為消費服務,這就進入了消費型社會。
在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從投資與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轉變,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隨著基礎設施越來越完善,工業產能逐漸飽和,居民住宅也擺脫了短缺,投資的微觀效益和宏觀乘數都逐漸下降,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投資會逐步減少,與此同時隨著居民收入增長、社會保障水平提升、資本市場財富效應以及消費信貸等因素推動下,消費需求不斷增長。
當前,中國向消費型社會轉型步伐遲緩的主要原因是,快速工業化階段形成的政策、機制和觀念仍然在發揮作用,將過多的資源配置到投資上,導致中國的投資占比明顯偏高,而最終消費占比嚴重偏低。
因此,提振消費、暢通迴圈,實作經濟回升向好,要調整宏觀經濟管理的政策、觀念和利益機制,推動中國經濟向消費型社會轉型。當前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減少低效無效投資,減少不必要的生產補貼,減少出口補貼,每年可以節省10萬億元級別的資金,用於補貼消費、提升社保、改善民生,加快重新開機經濟迴圈,推動市場復蘇繁榮。
不僅財政支出需要向補貼消費和改善民生方向傾斜,貨幣政策也應當加大、加快降息降準力度,在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同時,為資本市場發展和居民消費提供更加充足的流動性,讓資本市場形成的財富效應促進消費繁榮,形成貨幣政策傳導新機制,加快向消費型社會的轉型。
當前,已開發國家都已成功轉型為消費型社會,消費擴張為經濟增長提供持續的需求動力,而中國家庭消費占比長期顯著偏低,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遠遠沒有發揮出來。如何采取有力措施,提升家庭消費占比,加快向消費型社會轉型,不僅是經濟企穩復蘇的手段,更是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目的。
[1]王蘊 等,消費傾向的國際比較與促進中國消費傾向穩步提升的建議,宏觀經濟研究,2022年第3期
[2] 同上
[3]匡賢明,消費能否拉動經濟增長?——基於消費-增長路徑的分析,經濟體制改革,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