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自6月中旬開始，湖南遭遇今年以來最強降雨，導致洞庭湖水位持續上漲。7月5日，湖南嶽陽市華容縣團洲垸洞庭湖一線堤防發生管湧險情，緊急封堵失敗後堤壩決堤。決堤發生後，湖南省政府全力開展搶險救援工作，已於7月8日對決堤口完成封堵。7月10日，洞庭湖全線結束警戒水位，琓內積水抽排工作也在持續進行。
此次險情發生後，也引發了大家對洞庭湖水文環境的關註。作為中國第二大淡水湖和湖南的「母親湖」，洞庭湖的演變是一個延續千年的動態過程，「八百裏」洞庭並非一開始就形成的。江水和泥沙一直在持續改變洞庭湖及其周邊的環境，明清以來不斷增加的圍湖造田也對洞庭湖水浸災害產生著影響。幾百年來，在歷朝歷代延續不斷的洞庭湖水災治理中，人們一直在試圖尋找一種人與水的協調與平衡……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鄭寧】
在近年的災害新聞中，洞庭湖的出鏡率相當高。每逢秋冬季節，洞庭湖水位下降，變成洞庭河，甚至是洞庭草原的報道時常見諸於媒體。到了夏季汛期，又常見洞庭湖水位快速上漲，引發水浸災害。今年長江中遊汛情嚴峻，洞庭湖也面臨著重大考驗，牽動國人心弦。
7月8日晚團洲垸洞庭湖大堤決口封堵現場新華社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洞庭湖是「煙波浩渺八百裏」的存在，如此大的湖泊，面對旱澇災害，為何顯得有些「不堪一擊」？調蓄、錯峰的能力在哪裏？在真實的世界中，現實總比理想復雜得多，洞庭湖的前世今生亦是如此。
歷史時期的湖面盈縮
相較於動輒有上億年歷史的山脈，洞庭湖的歷史要短暫得多。先秦時期，如今的洞庭湖區還是河網縱橫的內陸盆地，分布著許多小型湖泊與沼澤。考古學家在中心湖區發現了不少早期文明遺址，而且在時間上存在著很強的連貫性。由此可以推斷，直到商周時期，這裏都沒有出現巨型湖泊。
在戰國時代，湘江、沅江等河流直接匯入長江，上遊來水未能匯聚，自然就沒有形成湖泊的條件。即便是君山附近的洞庭湖，秦漢之際方圓也不超過三百裏。但這種局面在漢末魏晉時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君山附近的洞庭湖開始擴大，還出現了青草湖、赤沙湖等面積較大的湖泊。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到了唐代，三大湖泊連為一體，方才成為了唐代詩文中動輒「七、八百裏」的浩渺洞庭湖。不過，根據一些學者的推斷，唐宋時期洞庭湖面約為3500平方公裏，按照裏程計算，應該不足八百裏。
洞庭湖濕地風光圖自網絡
洞庭湖面積的極值出現在哪個時期？學界還存在不同的說法。一種觀點認為，不太重視農墾的元朝是洞庭湖面積的極盛期。據估算，在元成宗大德年間，洞庭湖的面積約五千五百余平方公裏，已然接近八百裏之說。但也有學者根據史料記載，認為洞庭湖面積的最大值出現在晚清道光年間。當時編纂的【洞庭湖誌】記載，豐水期的洞庭湖跨越湖南四府一州，湖面超過六千平方公裏，真正做到了八百裏洞庭的規模。
晚清以後，洞庭湖區的面積總體上呈現縮小的趨勢。按照水利部門的統計，新中國成立時，洞庭湖面積約為四千三百平方公裏，六十年代縮減到三千平方公裏，如今約為二千六百余平方公裏。
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唐宋時代的浩渺煙波，還是道光年間的極限數值，以上列舉的數值都是豐水期的自然湖泊面積。在枯水期，洞庭湖總會出現明顯的萎縮。明朝嘉靖年間已有東、西洞庭湖之說，原因就在於枯水期洞庭湖水面退縮，原本沈入水下的三角洲因而裸露，將洞庭湖分割為東、西兩個部份，呈現為多個湖泊群。
水與沙的形塑
在洞庭湖的衍生過程中，長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浩浩江水從三峽奔流而出，進入中下遊平原地區，需要尋找宣泄洪水的空間。最早承擔這個任務的，是史書中大名鼎鼎的雲夢澤。秦漢以後，隨著雲夢澤的消亡，長江荊江段的河床逐漸形成。這一過程不止是雲夢澤與長江的互動，還同時直接影響了洞庭湖。
隨著雲夢澤的消亡和江北湖泊群的縮小，長江需要新的調蓄空間，南北兩岸都出現了洪水沖決的穴口。隨著北岸的穴口陸續被人力堵塞，長江持續南侵，洞庭湖區的水環境出現了重大改變。一方面，湘江等四條河流匯入洞庭湖，進而由城陵磯匯入長江。另一方面，由於上遊帶來的泥沙，汛期的長江河床逐漸高於洞庭湖，在唐代出現了「江高湖低，江水入湖」的情況。宋朝初年的【太平寰宇記】中，有長江「東流入洞庭」的記載。從此，長江與洞庭湖形成了互動共生的關系。
此後的數百年間，長江與洞庭湖大體維持著平時湖水入江，汛期江水倒灌入湖的樣貌，所謂的調蓄、錯峰，亦由此顯現。但這種平衡存在危險，荊江南岸的穴口使得汛期的江水有更多的通道匯入洞庭湖，大量的泥沙由此進入湖區，使得荊江三角洲向洞庭湖區伸展。這使得洞庭湖的深度逐漸下降、庫容量減少，導致湖區面積持續擴大。
考慮到自唐宋到晚清洞庭湖的演變歷程，盡管江水與泥沙持續改造著洞庭湖的環境，但發展速度並不快。直到19世紀60年代，這種緩慢的互動狀態被徹底打破了。鹹豐二年（1852）五月，荊江區域的藕池堤發生潰決。按照以往的管理，清朝應該調撥人力、武力堵塞潰口。但就在這年年初，太平軍從廣西出發，轉戰湖南、湖北，在年末攻克了武昌。顯然，清朝無心關註長江、洞庭湖。至鹹豐十年，累經洪水之後，南岸的水環境出現了重大變化，出現了調弦、藕池、太平、松滋四口分流匯入洞庭湖的狀態。
清代 洞庭秋月圖
對於長江而言，大量洪水泄入洞庭湖顯然是有利的。由於水量、泥沙都顯著減少，此後幾十年間，荊江河段快速發育，形成了「九曲回腸」的樣貌。但對於洞庭湖來說，「四口江流」可謂是災難。新出現了四條水道不僅帶來了長江水，還裹挾著巨量的泥沙。早在道光初年，有心考察湖廣水利的魏源就發現洞庭湖面臨著嚴重的淤塞問題，當時西洞庭已經因為水淺而難以行船。四口江流湧入洞庭之後，沙與水的脆弱平衡再也難以維持。
根據水利部門的統計，在1958年堵塞調弦口之後，洞庭湖平均每年入湖泥沙量約為1.32億立方米，其中來自長江的三口貢獻了1.09億立方米，占比八成以上。作為洞庭湖最主要的輸出口，城陵磯平均每年輸出的泥沙量僅為0.35億立方米。這意味著，約有七成以上的淤積在了洞庭湖區。
在短時間裏，洪水和泥沙的湧入沖毀了圩田，拓展了湖區的面積。但在持續不斷地淤積之後，原本淹沒在水下的三角洲越積越高，洞庭湖的面積也在短暫擴大之後迅速減小。至20世紀初，曾經方圓數百裏的西洞庭已經大半淤塞，事實上不復存在。伴隨著長江水流與泥沙的匯入，洞庭湖從小到大，又從大到小，可謂經歷了奇幻的輪回。
人與水的協調
如今談論環境問題，人為因素的破壞作用往往尤受關註，洞庭湖亦是如此。面對百年來湖面縮小、湖區淤塞的狀況，圍湖屯墾、破壞植被等人類活動常被視為重要原因。但在更長的歷史行程中，改造環境與適應環境、利用環境往往並列存在，人與水的關系實際上是復雜而多樣的。
在洞庭湖地區，最為頻繁且最受關註的人類活動莫過於開墾湖區。自唐代以來，當地就開始了大規模的農田開墾，有學者統計，僅武陵一個縣，唐代就圍墾四十余萬畝土地。這麽多土地不可能都來自湖面，但在人口南遷、經濟重心南移的歷史背景下，洞庭湖區的農業生產顯然正在走向高潮。按照宋人的記載，北宋時期洞庭湖周邊的不少地方還是荒涼之地，而到了南宋淳熙年間，已是「桑麻蔽野」。由於大規模築垸圍田，官府已經無法按照田畝數量征稅，只能尋找臨時解決辦法。
這種大規模的圍湖造田不完全是民間行動，也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南宋設立了營田大使，任務之一就是推進湖區的農墾。清朝康熙、雍正兩位君主專門關註湖區堤垸，並撥付了巨款資助修堤。為了促進圍墾，清朝還制定了獎懲政策，湖區州縣每年新墾土地百頃以上，地方官可以得到敘升。為了達成這項KPI，有的地方官幹脆把任務攤派到戶，即所謂的「責民認墾」。在鼓勵、督促，乃至是強制手段下，屯墾浪潮可想而知。以當時位於洞庭湖西南的安陽縣為例，乾隆末年登記在冊的官垸、民垸就有六十余處，幾乎達到了「無土不辟」的地步。
有趣的是，盡管明清時期的圍湖屯墾到達了新高峰，但若以道光年間洞庭湖面積最大的統計來看，湖面的盈縮與屯墾的擴張竟然達成了某種一致。一方面，這可能緣於前工業化時代人類有限的生產能力，另一方面則是上文提到的長江的影響。而在長江的影響過程中，人為因素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沅江市南洞庭湖下塞湖矮圍集中拆除專項整治行動施工現場
洞庭湖的盈縮與來自長江的水、沙密切相關，江水的流向與穴口有著直接的關聯。在魏晉時期，荊江南北兩岸都有不少可供洪水宣泄的穴口，北岸數量可能還要多於南岸。但自唐宋以來，隨著江漢平原的大規模開發，北岸的大量穴口被堵塞。到了萬歷八年，明朝調集人力，堵塞了江北最後的穴口：龐公渡。盡管天啟二年這裏又被洪水重開，但在順治年間，又再度被封堵。
隨著江北穴口的堵塞，荊江洪水只留下了南岸的分流通道，流入洞庭湖成為了必然。在很多當時人看來，江水入湖既減輕了北岸的壓力，又為湖區帶來了可供圩田的泥沙，可謂雙贏。但這也導致洞庭湖區的淤塞愈發嚴重，即便湖區面積有所擴大，實際的容積卻未必能夠增加，使得洞庭湖區水浸災害頻發。
面對由此衍生的問題，人們始終在試圖尋找解決辦法。乾隆中葉，湖廣總督陳宏謀認為百姓私自修築的垸田堵塞了水道，在請示朝廷後，他下令刨毀私圍六十余處，期望以此解決泄洪問題。到了嘉慶年間，湖南巡撫馬慧裕也做了類似的事情，而且拆毀數量更多。
長江與洞庭湖也引起了人們的重視，早在清朝初年，倡導經世致用的顧炎武就撰寫了【開穴口總考略】，提出在荊江北岸重開穴口，透過南北同時分洪緩解洞庭湖的洪災。晚清藕池崩決後，洞庭湖區的災害更為嚴重，終於在官方層面出現了修築荊江南岸堤壩、堵塞藕池口的建議。但這個計劃遭到了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強烈反對，最終未能實作。此後，湖南官員又多次上書，提出了諸如封堵決口、疏通河道，甚至拓寬長江幹流的想法。但在清末的時局下，這些意見只能是「空言號召，歷年無功」。
民國時期，洞庭湖的災害呈現愈演愈烈之勢，人與環境的關系變得更為緊張。為此，湖南地方與國民政府多次進行過研究。特別是從1935年起，長江水利工程總局著手擬定洞庭湖整理計劃，最終在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完成了【整理洞庭湖工程計劃書】。這份內容豐富的計劃書是否合理，暫且不談，但實際效果顯然趨近於零。
1948年，洞庭湖區遭遇重大洪災，國民政府方面雖然拿出了疏浚計劃，還成立了中美聯合的復興委員會，甚至與湖南省府簽訂了協定，但最終只是在年末擬定下撥金圓券2.5萬元，用於搶修堤壩。即便這筆款項能夠分毫不少地下撥到地方，等行政院走完層層審批，金圓券到達湖南的時候，只怕連杯水車薪都算不上了。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前，所謂的洞庭湖區水利工程，都只停留在想象層面。
在如今的網絡上，常有人主張擴大洞庭湖的面積，認為只要恢復洞庭湖鼎盛樣貌，就能解決所有問題。無論是從洞庭湖的演變過程來看，還是考慮湖區人與自然的關系，這種機械的復古提議都既不現實，也不可行。千年來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自然環境的變遷存在著復雜的運作機理，其中又牽動著廣泛的利弊取舍，唯有尊重現實、尊重科學，才有可能找到最優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