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指揮家小澤征爾在家中去世，終年88歲。這則訊息迅速刷屏了中國樂迷的朋友圈，無數人為之哀痛。
這麽多年來，小澤征爾因為疾病纏身，鮮少登台，但這位日本老人一直牽引著中國樂迷的視線。
2005年，小澤征爾在上海大劇院。攝影 郭新洋
與中國的不解之緣
1976年至今，小澤征爾是來訪中國次數最多、與中國關系最為密切的外國指揮家。
他與中國的緣分，早在出生那一刻就結下了。
1935年，小澤征爾出生於中國沈陽，後隨家人遷居北京，在那裏度過了6年的童年時光。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父親帶全家人匆忙回到了日本，上小學之前，小澤大腦中的所有記憶都是對北京的印象，包括自己被人力車弄破鼻子，哥哥們用手槍在門柱上留下彈眼，還有門前的兩個大門墩兒。
直到1976年，他才找到機會回到北京。那是一次私人尋根之旅，小澤帶回了父親的遺像，完成了父親想回中國看一看的夙願。接待方帶著小澤參觀了北京和上海的音樂學校，這一看，他看到了中國人對古典音樂的渴望，也開啟了自己與中國音樂界的合作之門。
幾個月之後，小澤應邀第二次到訪中國，成功指揮了中央樂團。演出盛況空前，中央音樂學院學生姜建華的二胡演奏【二泉映月】更讓他震撼，小澤當時從椅子上滑下，跪了下去，校方以為出了意外，過去看時，才發現他已經淚流滿面。他說：「這首曲子是應該跪著聽完的。」
有人統計，1976年至今，小澤來華10余次，大大超越了任何一位世界級指揮家。
有一回在北京待了一周，他早中晚都吃中國菜，「從早上就喝粥，吃那種炸麪包圈似的東西（油條）。我在紐約的經紀人就說，我和普通日本人不一樣。」
2000年，上海大劇院，小澤征爾與羅斯特洛波維奇「愛之音樂會」。
2004年，上海大劇院，小澤征爾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攝影 郭新洋
「仍是那頭銀發，仍是灰色圓領衫，指揮大師小澤征爾的招牌打扮讓人一眼就認出了他。」2007年9月，小澤率領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登台上海東方藝術中心出演【費加羅的婚禮】，【東方早報】曾這樣記述。
「排練從早上十點開始，一直持續到下午兩點，中間小澤沒有任何休息，也沒有吃飯。兩點之後，僅僅休息了幾個小時，六點他又與樂隊、合唱團和演員們準時出現在排練場，一直聯排到晚上九點半，狀態一直非常飽滿。」一位工作人員說。
這位在台上魅力四射的指揮家，在台下被工作人員稱作「像小孩一樣可愛的老先生」。他總是在脖子裏掛著三副眼鏡；喜歡喝中國茶和巴黎水；對媒體並不熱情，卻熱衷於兒童音樂教育。他總是說：「不需要曝光，但培養孩子很重要。」
熟悉小澤的人都知道，他很少用指揮棒，而是用靈活的手指代替。常年與之合作的小提琴家沃納·海克毫不吝惜溢美之詞：「小澤一指揮，馬上就能讓曲子‘活’起來，變得有頭有腳。」
「現在有很多優秀的人才，各國的技巧也都很好，人數也很多。但今後的問題是，有多少人能真正懂音樂，這才是關鍵。我想把在日本所教的東西，讓中國人也能掌握起來。」2008年接受采訪時，小澤曾這樣說。
音樂就是他的生命燃料
除了天分，小澤擁有更多的是勤奮。
日本作曲家武滿徹曾在小澤寓所住過一段時間，目睹過他的勤奮，「每天清晨四點鐘，小澤屋裏就亮起了燈，他開始讀總譜。真沒想到，他是如此用功。」
從青年時代，小澤就養成了晨讀的習慣，一直堅持到今天，連他自己都說，「我是世界上起床最早的人之一，當太陽升起的時候，我常常已經讀了至少兩個小時的總譜或書。」
作家村上春樹也常常驚訝於小澤的勤奮。兩人聯手出過一本對談集【與小澤征爾共度的午後音樂時光】，2014年出了中文版，最近剛出了英文版。
因為小澤的女兒征良，村上認識了小澤，才有了與他對話的機會。
2009年12月，小澤征爾被診斷出食道癌，接受切除手術後，音樂活動受到大幅限制。療養和痛苦的康復訓練取代了音樂，成為他生活的重心。村上說，也不知是否出於這個原因，他倆竟然開始一點點聊起了音樂。
聊天始於2010年11月，止於2011年7月，從東京、檀香山到瑞士，村上抓住各種機會與小澤進行了一連串訪談。
「他身體欠安，可一談起音樂，神情卻豁然開朗。就算和我這個門外漢交流，只要能幫他以某種形式重新接觸音樂，或許就能幫他轉換一下心情。」
作家村上春樹、指揮家小澤征爾和中國青年指揮家俞潞。2015年春攝於東京的指揮後台。
經歷數次對談，村上發現自己與小澤似乎有某些共通點，在人生態度上的傾向比較一致。
首先，兩人都能從工作中獲得一種純粹的喜悅，比起從事其他活動，埋首於工作更能讓他們感受到至高無上的幸福和滿足。
再者，兩人至今依然擁有少年時期的求知欲。「不，這還不夠，得追求得更深入，得朝前多跨一步」，這種心態是他們在工作上，甚至人生中至關重要的驅動力。
從小澤的言談舉止中，村上總能感覺到這股積極的（或者說是貪婪的）渴望，「他對迄今為止的成就感到滿意和自豪，但並不因此滿足，仍然時時期望自己做得更好，鉆研得更深入。還有一股雖然要同時間和體力上的局限對抗，但非達到更高境界不可的決心。」
再就是，有耐心，有毅力，而且頑固。一旦下了決心，不論大家怎麽說，都得做到符合自己的要求才甘心。即使最終會遭受嚴厲的批判，甚至憎恨和嫌惡，也願意無怨無悔地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在人生的旅程中，村上結識了許多人，但就這三點而言，能讓他產生共鳴的人物，還是第一次遇見。
當然也有差異，比如，「我並不具備小澤那種和善的天性。我對世界也有一定的好奇心，只是表現得不明顯。小澤身為交響樂團指揮，平時要與許多人接觸及合作，即使再才華橫溢，若成天繃著臉拒人於千裏之外，只怕也很難被人追隨。人際關系對他十分重要。他既需要誌同道合的音樂夥伴，也需要長袖善舞的社交與業務能力。身為音樂家，他還要細心指導後輩。」
不研讀樂譜，音樂對小澤來說就不成立。
對他而言，細心研究印刷在紙張上的復雜記號，從中勾勒自己的想象，將它轉化為立體的樂章，就是音樂生活的基礎。因此，他總是一早起床，獨自在清靜的空間裏花幾個小時研讀樂譜，從復雜的暗號中精心解讀來自過去的訊息。
「對小澤而言，音樂就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燃料。換個極端的說法，如果非週期性將現場演奏的音樂註入體內，他恐怕就無法維持生命。只有用自己的雙手編織音樂，賦予其鮮活的生命，再呈現於眾人眼前，他才能感覺到自己真正活著。」村上說。
因病吃過的苦和回到舞台的喜悅
早在2005年，小澤征爾接受楊瀾采訪時就表示，「不敢想象80歲」。
2006年，小澤患上肺炎和帶狀皰疹，其所在的維也納國家歌劇院不得不取消他當年的所有演出。2009年底的一次定期體檢中，小澤又被診斷出患有早期食道癌。
2010年1月，小澤緊急召開新聞釋出會，宣布自己的病況，「得病是很糟糕，不過絕對要不了半年，我會盡早出院繼續指揮。」
而後，小澤做了一場摘除全部食道的大手術，在鬼門關走了一次。
「說真的，當時覺得沒救了，得病的時候就覺得不太妙。」小澤的手術成功了，復出卻是在八個月之後。
2010年下半年，小澤重回排練場，但身體大不如前，輕了15公斤之多。他的宿病腰痛也在療養期間惡化，連站著都很痛苦，飲食也不能隨心所欲。
摘除食道後，他的胃上移了，每次只能吃少量食物，一天進餐的數量增加到四五次，以盡量恢復體力。他的手臂也開始不聽使喚，笨拙，慢，常常動不了。
「一直有想吐的感覺。用了抗生素，我身體裏都是那些東西，滿肚子的藥，但能重歸舞台還是幸福的。」
小澤曾反復表述回到舞台的喜悅，「這就是我的生命啊，在聽到音樂的時候，在揮動手臂和大家一同演奏的時候，我感到我又能指揮了，有種音樂與生命相連的感覺。」
2016年，小澤征爾和祖賓·梅塔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
2022年，小澤征爾坐在輪椅上指揮。
雖然疾病纏身，但他始終沒有離開舞台
小澤征爾活躍在舞台上超過50年。然而自2009年底被診斷患有食道癌，他飽受疾病折磨，登台指揮的次數屈指可數。
小澤征爾最後一次在中國亮相，是2009年4月。那一年，他以音樂總監的身份，親內建領「小澤征爾音樂塾」造訪上海大劇院，滬上觀眾因此得見亞洲青年音樂家的最高水平。
2011年9月，小澤征爾原本還有一次更為隆重的中國之行。為紀念齋藤紀念音樂節創辦20周年，小澤征爾提議，將音樂節「搬遷」到北京國家大劇院和上海大劇院舉行。然而，因為在日本演出時過度勞累，小澤征爾患上了輕度肺炎並伴有脫水癥狀，不得不取消中國的演出，改由其他指揮家代替。
雖然疾病纏身，但這些年來，小澤征爾一直沒有離開舞台。
2016年10月初的東京三得利音樂廳，小澤征爾與祖賓·梅塔同台指揮了維也納愛樂樂團。81歲的小澤顫巍巍上台，時而席地而坐，時而齊跺雙腳，時而俏皮地吐一吐舌頭，因為健康狀況不佳，他的手臂無法擡高，甚至拿不起指揮棒，但就在他舞動雙手的瞬間，【雷鳴電閃波爾卡】的音符激烈昂揚地流淌了出來。灰白亂發隨著音樂起舞，瘦削的背影裏載滿激情，太多人被小澤對舞台和音樂的渴望感動到淚奔。
2022年11月23日，闊別舞台四年後，小澤征爾再次拿起了指揮棒，執棒齋藤紀念管弦樂團（SKO）。
在位於日本長野縣松本市的KISSEI文化廳，坐在輪椅上的小澤征爾指揮齋藤紀念管弦樂團，奏響貝多芬【艾格蒙特】序曲，激昂的音樂被直播傳送給國際太空站（ISS）的太空人若田光一。
這是史上第一次，樂團演奏的音樂被直播送入太空，直播現場還收錄了若田光一聽完演奏後揮手致意和講話的樣子。
12月1日中午12點，本次音樂直播的完整影像，在小澤征爾的官方YouTube頻道進行世界同步首播。
本次活動名為「One Earth Mission – Unite with Music」，由小澤征爾／SKO與JAXA（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共同發起。
「新冠疫情在世界各地持續不歇、歐洲卷入戰爭的混亂與苦悲──同樣面對艱困時代的我們，現在開始更該是不分你我。」活動稱，同為「地球子民」，應該相互協助，而音樂能夠超越語言、國境、人種，甚至是大氣層，直接連線人與人的心，「 One Earth Mission，正是為了傳達此訊息而生的計劃。 」
「能和同音樂家人般的SKO成員們，一起演奏寶貴的音樂──對我來說，是無法用任何言語形容的開心。我們的演奏，這次竟然能直接傳到太空中……真是相當驚人！音樂，在宇宙中，不知道聽起來會是什麽感覺呢？ 」
談及活動的發起原因，小澤征爾發文稱，由於新冠疫情與戰爭不歇，許多大人和孩子都在受苦，令人十分難過，「音樂，能夠超越語言、超越國家、超越宗教、超越政治……連線人與人的心。透過音樂，能讓我們感受到，大家都是住在同一個星球、都同樣是人類的一員，衷心期盼大家能夠同心一體。」
「這次相當幸運，能夠在太空站上，聆聽史上第一次從地球發送來的樂團演奏直播。」太空人若田光一認為，這次活動是超越既有高墻，以科學技術與音樂帶給人類幸福的體現，相信人們能從中獲得勇氣和希望，「相信能夠借此力量，聚集世界，合而為一。」
坐在輪椅上的小澤征爾，滿頭銀發，戴著紅圍巾，披著紅毛毯，輕揮雙手，樂團便奏出了動人心魄的音樂。不到兩分鐘的預告片，把不少人看哭了，既為偉大的音樂，也為正在老去的指揮大師小澤征爾。
小澤征爾和俞潞
小澤征爾和女兒、外孫，後面一位為俞潞。
對中國年輕的音樂家的幫扶
對中國年輕的音樂家，小澤征爾有過不少幫扶。
中國青年指揮家俞潞曾經當過小澤的助理。2009年，小澤征爾來中央音樂學院上大師班，因為天賦好，19歲的俞潞被小澤征爾挑中做助理指揮，一跟就是七年。
俞潞向澎湃新聞記者回憶，早年他每個月都會飛一次日本，在那呆十天左右，他和小澤之間的關系就像匠人和學徒，「他會教你怎麽呈現作品，他要是哪天身體不好，你就要頂替上陣，一些前期排練工作你也要替他做了，有時候他也需要你給意見，因為他不可能面面俱到。」
最開始到日本時，俞潞英語不太好，有一次，小澤讓他自我介紹，俞潞想說「大家好，我是俞潞，我來自中國」，原本應該說「I come from China」，脫口而出卻變成「I made in China」，在場所有人都笑噴了，小澤打趣他說，「Me too，I also made in China（我也是中國生的）。」
小澤有一個助理，沈陽人，俞潞最開始都是透過助理和老師交流。後來，小澤自掏腰包，在東京找了一個倫敦人教他英語，學費很貴，現在，他終於可以用英語和小澤交流了。
俞潞人生第一次登台是在京都音樂廳。那一年他19歲，並不知道自己有演出機會，但小澤覺得他揮得太好，當即說我今晚不演了，把節目單改掉，讓你演。
俞潞當時就蒙了。他身高1.89米，身材魁梧，支支吾吾對老師說，「我在日本買不到演出服，國內的也沒帶過來呀。」小澤笑說，「沒關系，你揮得那麽好，穿泳裝都可以。」當時，小澤還專門把好友村上春樹請來聽弟子的第一場音樂會。
在俞潞的印象裏，小澤和善，可愛，特別不拘一格，「穿衣服永遠都是那一件，老花鏡永遠都是那一副，生活中非常不拘小節，特別大條，但音樂上特別嚴謹。」
「只要是有演出計劃，有排練，有和音樂相關的工作，他很早就起床學習了。」連他太太都忍不住問他，「你為什麽這麽喜歡學習？」
不僅是交響樂，小澤對歌劇也有著濃烈的興趣。2015年，他登台指揮了拉威爾歌劇【孩子與魔法】，俞潞眼看著他把一個多小時的樂譜全背了下來，「一個老人駝著背，手也擡不起，指揮這麽高難度的歌劇，太讓人感慨了。」
在俞潞觀察看來，像小澤這樣熱衷於學習的音樂家委實不多，「他是最嚴謹、最用功的一個，很多人到了他那個年齡，身體已經不允許了，他的身體更不允許，還是照樣堅持。」
2016年4月，小澤去了一趟歐洲，先後造訪柏林愛樂樂團、小澤征爾瑞士國際音樂學院，舉行多場演出，舟車勞頓致使他突發高燒、體重下降。5月底，因為健康狀況惡化，他不得不取消那年夏天在坦格伍德音樂節的演出計劃。
「那對他來說就是冒險，家人和醫生都阻止，但他還是去了，回來就病倒了。但他很開心。」俞潞說，小澤當時的狀況並不樂觀。他已經不帶團了，主要在家休養，原本就瘦，現在更瘦了，手臂也不太靈活，不能做大振幅的動作。
小澤征爾第一次聽姜建華演奏時的現場照。當時日本【朝日新聞】以此為題，刊登文章【小澤先生感動的淚】，傳遍日本。
姜建華在日本演奏，小澤征爾席地而坐。
中國二胡演奏家姜建華在中央音樂學院就讀時，和小澤征爾也有不解之緣。
1978年，中央音樂學院迎來了小澤征爾，同學們都在搶小紅旗，在校門口列隊歡迎。
「四五輛車開進來，我驚呆了，好像仙人下凡。」姜建華記得，小澤征爾穿著一身白衣服，頭發很長，還戴著一根長長的項鏈。小提琴、鋼琴、長笛、琵琶、二胡，五位學生為他準備了節目，姜建華準備的是【二泉映月】和【櫻花】。
「我一點不緊張，好像就是阿炳，進入他的境界。」第一段，姜建華隱約聽到哭泣聲，擡起頭發現小澤征爾淚流滿面。大師贊她小小年紀就把人的出生到死亡都傾訴在曲子中，又抓著她的手細看，驚喜地說這是天才的手，「我要把二胡帶到日本，帶給世界觀眾。」
1985年，姜建華赴日演出，海報被小澤征爾的弟弟發現，在他的盛邀下去東京聽了小澤征爾的音樂會，去後台探班還把對方嚇了一跳。在聚會的晚餐上，小澤征爾問她有沒有興趣把二胡帶到日本，用留學的形式宣傳中國音樂。
「我太開心了！二胡在日本演出和在歐洲演出，觀眾的掌聲是不一樣的，因為都是東方文化。」1986年，已是中央音樂學院副教授的姜建華，在小澤征爾的力邀下，遠赴日本，開啟了長達21年的旅日生涯。
二人多次合作演出，每次音樂會結束，小澤征爾都會把姜建華的二胡接過來，解說樂器的構造，把二胡推到了很高的地位。他還請日本作曲家寫了一首現代派的二胡協奏曲【風影】，姜建華演完後增加了對二胡和管弦樂隊合作的信心，「沒想到這麽單純的樂器可以和西洋樂隊融合，在弦樂裏不被埋沒，因為它的聲音太突出了。」
剛去日本時，姜建華還是小澤征爾家中的常客。「小澤媽媽看我不會說日語，很擔心，讓我每個星期去她家玩。」姜建華因此領略了很多日本文化，比如早上起來就要喝酒，「小澤媽媽曾長居中國，怕我吃日本飯不習慣，會下廚房給我做中國飯，交流時間多了，也逐漸想起很多中國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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