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儒敏在北大語文教育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會暨「語文教育基本問題」專家座談會上講話。北京大學中文系 供圖
1月5日，在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會暨「語文教育基本問題」專家座談會上，北大語文教育研究所原所長、「部編本」中小學語文教科書總主編溫儒敏談到教材編寫經歷時表示，「編教材這件事，是我一生中做過最難的事，甚至幾次都要打退堂鼓了。」
盡管如此，年近八旬的溫儒敏依然十分關心和重視語文教育工作。他在會上指出，語文教育既要克服我行我素、以不變應萬變的保守的做法；也要避免用一種教學方式（比如任務驅動、群文教學或者大情景、大單元）包攬全域，一刀切。現在，守舊與形式主義都是語文教學亟待解決的問題。他認為，語文課改的關鍵是調動一線教師的主動性。
「編教材這件事是我一生中做過的最難的事」
溫儒敏回憶，「20年前，也就是2003年底，學校和中文系支持我們成立語文教育研究所，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就是想讓北大中文系除了搞好自己的教學科研，能有部份力量去回饋社會，服務社會，多關心中小學以及大學的語文教育。」
「當時還有一個想法，就是看到許多師範大學不怎麽重視師範，比如各個師大文學院搞語文教學研究的，都容易被看成是‘邊角料’。」溫儒敏說，當時想的是，「如果北大老師勻出部份精力關註語文教育，也許就起到‘敲邊鼓’作用，讓大家更加註重師範教育。」事實上，也的確起到了一些促進作用，北大語文教育研究所成立後，全國有十多所師範大學也相繼成立了類似的研究中心或者研究所。
在作回顧總結時，溫儒敏表示，「20年來，北大語文教育研究所大致做了六件事：一是開展大面積的中小學語文教學狀況的調查（非指向性的調查），提供決策參考；二是開展語文教育的研究，重視往學理性方面引導提升，培養這方面的博士碩士生；三是參與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的修訂；四是承擔教育部的「國培」任務；五是和人教社合作，編寫2003年版高中語文教材；六是最近十年，參與和主持編寫小學到高中的‘部編本’語文統編教材。」
「最近十年來，教育部聘任我主持中小學語文統編教材編寫，這和北大語文教育研究所也有關，因為北大語文教育研究所的成員中也有好幾位參與了教材編寫工作。」談及教材編寫工作時，溫儒敏說，「教材編寫是國家的事權，是公共知識產品，上下左右都有要求，都很關註。除了研究和編寫，大量的工作是協調、平衡，還需要像消防隊一樣經常緊急‘救火’，應對突發的輿情。編教材這件事，的確是我一生中做過的最難的事，（我）甚至幾次都要打退堂鼓了。」
語文課程一定要改革，但不能搞一刀切
當天活動的一個重要議題是討論當前語文教學中亟待解決的問題。談到這一議題時，溫儒敏強調，要遵循課標精神，尊重教學實際，用好統編教材，三方面彼此連帶，解決好如何落地的問題。
「課標提出的素質教育、語文核心素養，是著眼於立德樹人，培養有理想有責任感有本事的人，同時也是為了改變目前教學中存在的扼制學生健康成長的應試式教育傾向的。一定要遵循課標的精神，不斷推進課程改革。」溫儒敏說，「但是如何讓課標精神轉化為有效的教學實踐？要防止現在已經出現的形式主義、假大空的傾向，不宜籠統提倡大語文、大單元、大情景教學。課程一定要改革，但不是推倒一切的革命，不能搞一刀切。全國那麽大，要照顧不同地區學校的不同學情，在現實基礎上進行改良和革新。」
因此，溫儒敏認為，語文教育既要克服我行我素、以不變應萬變的保守的做法，也要避免用一種教學方式（比如任務驅動、群文教學或者大情景、大單元）包攬全域，一刀切的奢望。現在守舊與形式主義都是語文教學亟待解決的問題。
「現在教育有了很大發展，但也遺留大量有待解決的問題，改變現狀有必要，但要考慮改革的成本與可行性，「多動癥」已經讓一線老師疲於奔命，拍腦袋的措施則往往欲速則不達，比如一些比較理想主義的教學方法，要經過試驗田的實踐檢驗，可以提倡、示範，但不宜用行政手段大面積推開。」溫儒敏補充道，「語文課改的關鍵是調動一線教師的主動性，一線教師不是‘被課改’，課改也並不意味顛覆，而是經過試驗，穩步推進。」
溫儒敏希望，「北大語文教育研究所能聯合一批專家和一線老師，做點調查，直面現實問題，認真研究，充當語文教育改革負責任的智囊團。」
澎湃新聞從現場了解到，本次活動由北大中國語言文學系、北大語文教育研究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主辦。北大語文教育研究所是一個虛體機構，主要透過一些研究專題聯結和組織北大內外對語文教育熱心、有興趣的專家和一線老師，共同做一些語文教育領域比較務實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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