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明朝真正掌握了封建時代維持統治的關鍵鑰匙。
嚴格說這個鑰匙是大宋真正決定性發掘的，這也是為什麽在那麽險惡的外部環境下，兩宋一共堅持319年，遠邁盛唐了。鐵憨憨元朝沒有吸取宋朝的訣竅，但明卻真正吸收並進一步發揚了。
這裏一共問題，一直到宋朝立國，之前的統一王朝甚至大部份割據王朝，都是怎麽滅亡的？
只說大一統王朝或者較大規模的割據王朝的話，
秦、新、東漢、西晉、東晉、齊、梁、北魏、隋、唐、後唐、後漢都是被地方實力派或豪強滅掉的；
西漢、魏、劉宋、西魏、後周是被權臣滅掉的；
蜀漢、吳、北齊、陳、後梁、後晉是被外部勢力滅掉的。
最後一個被外部勢力滅掉的，屬於割據動蕩時期，而且該國勢力早已經處於弱勢。 真正對於大一統王朝來說，需要防備的就是國內實力派——中央而言就是權臣，地方而言就是包括宗室、藩鎮和豪強在內的實力派 。
至於賦稅重不重，影響的是農民。但農民起義本身不會滅亡一個朝代，借助農民起義而起的各類軍閥或豪強，才會滅亡朝代。秦、漢、晉、隋、唐、元的最終滅亡過程中，農民起義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最終都只能是給各種實力派做嫁衣。
包括歷史上唯二農民出身的王朝——西漢和明，前者是借著陳勝吳廣的東風，六國貴族起兵滅秦後崛起；後者的崛起既有元朝宗室、權臣亂鬥，又有北方將領十幾年的藩鎮混戰，還有劉福通這樣的地方豪強作為農民起義的核心力量，在這種全方位打擊下自我發育取勝的。
也就是說，即便兩位農民出身的王朝，實際上依靠的也不是農民，而是這些貴族、豪強勢力。
所以封建時代統治的訣竅在內而不在外。宋代真正嘗試制度性解決所有問題。
怕宗室、權臣，那就避免權力集中，只要權力交叉分散，互相制衡，權臣就不好出現了；
怕藩鎮、軍閥，就分散地方權力，錯開領兵與練兵權力，同時嚴格以文制武，讓領兵的無論文官還是武將都很難產生嫡系武裝；
怕豪強，就讓基層進一步碎片化，地主士紳有充分的經濟權力、輿論權力，但是沒法形成有規模的組織力，形成不了武裝力量。
元代鐵憨憨，不吸取經驗，把以上幾種問題全犯了。但明朝不一樣，一上來就註意這些問題，第一代朱元璋時期，除了宗室問題，別的全制度性解決了；而靖難之役後，把宗室這個修補程式打上，明代形成了徹底完備的統治秩序。
再加上此時程朱理學的成熟，在政府推動下徹底成為社會價值觀，這套統治秩序全方位到位。
所以如果你看明末農民起義，會發現非常另類。
中國所有農民起義，有折騰二十多年，還都是底層群眾幹的嗎？放在前朝，早就有大量地方豪強加入並獲得領導權了；與此同時，在鎮壓農民起義過程中，也該有大量藩鎮、軍閥產生了。
但明末農民起義就是這麽純粹。鬧了二十多年了，最後不管大順、大西還是其他武裝，一直到明清易鼎之際，所有領導層成員幾乎都還是當初被迫起義的底層群眾。能出個牛金星這樣的舉人，幾乎都堪比大熊貓了，而且還是崇禎十三年後才進入隊伍。同樣，鎮壓軍隊中最早接近軍閥的左良玉，也是在崇禎十五年、十六年這個時間才能算逐步軍閥。
這種情況，恰恰說明明朝統治是成功的。甚至如果沒有清的持續施壓，這種沒有任何實力派參與的純粹的農民起義，最終命運只能是歷史過客。
當然，這種統治模式的問題就是，執政能力的逐步下降和執政風格的越來越僵化。是犧牲王朝活力來維持統治。對內統治固然安全，但各種政治能力都在持續下降。
恰好與明朝相愛相殺的北元，在退回蒙古草原後就迅速變成部落制時代。哪怕也先、俺答，都連內部統一都沒做到，更不用說中央集權、國家封建化這些進一步的舉動了。從而導致北元就是個極其零碎的土匪窩，對明朝的威脅只能停留在邊疆劫掠上。
北元這種過輕的壓力，讓明朝安於這種穩定的對內統治，失去了改革的壓力。反正這麽做內部統治安穩，外部反正就是青銅局也沒多大威脅，還需要多大活力呢？
直到後金突然進入大明北元這個魚塘局，想改也積重難返，來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