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青年軍的成績來看，德國隊的人才儲備沒有出現太多的問題。但反映到國家隊上，奪得世界杯後的德國隊再也沒有交出什麽滿意的答案。
其中自然有盛極必衰的自然規律，不過德國足球的危機也很難只用這四個字來概括。
德國失去了自己的傳統
無論德國足球怎麽變得技術流，他們骨子裏的東西是不改變的：
有中鋒興，無中鋒亡
1954年，華瑟的高空轟炸和BOSS拉恩帶領西德人上演伯恩奇跡，第一次捧起雷米特杯：
1974年，蓋德·穆勒的轟炸讓西德人的胸前多了一顆星：
1990年，金色轟炸機古連斯曼的升空擊敗了馬勒當拿的阿根廷，第三次捧杯：
2014年，打破世界杯進球紀錄的克洛澤幫助德國再度碾過擁有梅西的阿根廷，第四度捧起泰坦杯。
世界杯賽場之外，還有1996年比埃爾霍夫在加時賽攻入的金球，讓德國奪得了1996年的歐洲杯冠軍：
可以說，德國隊擁有著偉大的中鋒傳統。 德意誌戰車厚厚的榮譽簿上，根本離不開中鋒的貢獻 。
但是，自德國人開啟了青訓革命之後，中鋒傳統居然消失不見了...
現在的德國隊，當家中鋒居然是長期混跡踢德乙的菲爾克儒格...
他能嗎？！沒這個能力知道吧！
這樣的德國隊，能出成績才是怪事...
從根子上來說，還是德國的青訓體系出現了一點小小的問題。
如今擔任德國隊的前領隊、在1996年歐洲杯打入金球的德國中鋒名宿比埃爾霍夫曾經長期擔任德國青訓學園主管。
在談及青訓問題時，他認為， 最大的問題就在於過於十年的德國青訓太過於在意體系問題，而忽略了球員的特點 ：
我們依賴此前的成功時代太久了，現在我們必須再次增加投入，我也要為此負責，我們過去狂熱地在體系足球中下功夫，在球員個人的訓練上有疏忽，在青訓方面，我們過於經常只成功和結果，而不是球員個人的發展，這也是導致德國國家隊沒有中鋒可用的原因。這也是現代青訓下的通病：
太過於重視體系的螺絲釘內容，反而忽略了根據每個球員個性的不同來發掘球員的特點。
這或許也將是德國乃至歐洲青訓體系下一步的改革方向。
德國人的傲慢
日耳曼人是死板的。
從德國足球的傳統來看，他們更加重視球隊的整體性，他們盛產的每一個球員都像一顆顆螺絲釘般。這樣的球隊具有鐵一樣的紀律性，球隊在場上絕對服從於每一次的戰術安排，嚴謹的不會出現一次不應有的失誤，這點也是令無數德國人引以為自豪的。
但是，同樣的，德國人的嚴謹帶來的就是一種戰術上的死板。
自勒夫擔任德國隊主教練以來，德國足球逐漸從傳統的邊中結合，高空轟炸變成西班牙式的傳控——哪怕菲爾克儒格多次在上場之後改變了德國隊的攻守之勢，弗歷克就是打死也要用自己的老部下，來自拜仁的穆勒踢正選中鋒。
沒錯，穆勒確實是這支德國隊的功勛老臣之一，但是，他年輕時候都玩不明白的中鋒位，你能指望暮年的穆勒踢明白啊？
穆勒真要能踢中鋒，你在拜仁執教的時候還要萊萬幹嘛？
有意思的數據是：
他能踢中鋒嗎？
真沒這個能力知道吧。
可以說，德國人就是死於自己對於不屬於他們的無鋒陣的癡迷中。
日耳曼人的傲慢
除了死板之外，德國人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征：
傲慢
早在世界杯之前，曾經在德國踢球的孫興慜就曾經提到在德國所遇到的種族歧視問題：「年輕時候我去德國踢球，在那裏經歷了很多困難的、無法想象的時刻。我曾多次遭受種族歧視，在那樣的困難時刻，我腦子裏有很多想法，我認為自己有朝一日要復仇。」
在2018世界杯戰勝德國隊送衛冕冠軍回家後，他自述：
有了如願復仇的快意在本屆世界杯的第一場比賽中，呂迪格又用一個跨欄式的雙腿騰空跑的動作戲弄日本隊的球員，並露出了滿意的笑容。
本場比賽的最後15分鐘，受到侮辱奮起直追的日本隊接連打入兩球，逆轉了日本隊，也為德國隊的出局埋下了伏筆。
賽後，就連德國名宿哈曼也對呂迪格的行為，提出了批評：「 足球場上你不該這樣輕視對手，因為這總是會引起反抗。我認為這太不職業了。這超出正常規則。足球比賽的精神就是尊重對手，尊重對方球隊，而他沒有做到。我實在找不出他這麽做的理由或借口。 」
這種傲慢，發展到更衣室裏，就有了最嚴重的問題：
種族歧視問題
早在2018俄羅斯世界杯上，【泰晤士報】就曾經爆出過德國更衣室內部所存在的拉幫結派以及內訌情況。
當時的德國更衣室分為兩派：一派是由皇馬大將克羅斯領頭，而另一派則是由拜仁悍將博阿滕率領。在京多安等土耳其裔陷入了會見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爭議後，德國內部的矛盾更加激化。
如今，根據【圖片報】的報道，德國隊的更衣室依然分裂：
夾在中間的，則有京多安為代表的土耳其後代。
對於土耳其裔的球員來說，他們身上的土耳其血統就是原罪：
當我們贏了，我才是德國人；但是當我們輸了，我就是移民 。
早在2010年，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對基督教民主聯盟下屬青年團發表演講時就曾尖銳地指出：
「 作為一個有400萬穆斯林的國家，德國在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眾和平共處方面沒能取得成果，文化多元化社會的嘗試已經失敗，並且是徹頭徹尾地失敗了 。」
德國和土耳其兩國的友誼可以追溯到在十八九世紀的土耳其鄂圖曼帝國時代。在英法的壓迫之下，德國希望能夠借助和土耳其的良好關系獲得通往東方的交通線，著名的3B鐵路計劃，即從柏林—拜占庭（鄂圖曼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的古稱）—巴格達，名噪一時。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鄂圖曼帝國加入德奧集團與英法俄作戰，在德國顧問的幫助下，曾被嘲笑為「歐洲病夫」的鄂圖曼軍隊取得了如加利波第戰役等對英法的勝利。
這種意義重大的自尊心重建給土耳其的民族心理留下了深刻印象，「親德反俄」成為一種精神意義上的傳統。
一戰戰敗後，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國依舊和德國（包括後來的納粹德國）保持良好的關系。二戰中土耳其數度有加入軸心國的可能，只是在戰爭的最後階段，在美國的威逼下才被迫對德宣戰。
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死亡750萬人，占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其中有531萬軍人。這使得戰後德國極度缺乏青壯年勞動力，而東西德的分裂也導致了西德無法從東部獲得勞動力。而土耳其當時則出現了高生育率和衛生條件改善造就的人口增長潮。
1960年，當德國人修建柏林墻時，由於勞務流動的限制，西德限制了勞工危機之中。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西德和土耳其達成了一項勞工招聘協定，僱用土耳其人作為勞工。
1961年開始，第一批7000多人的土耳其勞工到來；到1973年，將近80%居住在西歐的土耳其族人生活在西德。
最早，土耳其勞工都是單身前往德國。出於對社會安定的考慮，西德政府在上世紀70年代推出了「家庭團聚」計劃，即同意這些勞工將家人接到德國團聚。從此這些移民在德國開始生根發芽。
雖說越來越多的土耳其人紮根德國，但是日耳曼人天生的傲慢讓他們雖然因為政治正確不敢以種族的身份批評土耳其人，卻可以借場上的表現來輸出自己的傲慢——每當有土耳其裔球員被換下時，看台上的日耳曼球迷總是噓聲一片；
每次德國隊輸球的時候，最先受到指責的也是那些沒有拜仁背景的土耳其裔球員，然後是克洛澤這樣的波蘭裔球員和巴拉克這樣東德出身的德國球員；反倒是有著拜仁背景的日耳曼球迷，哪怕你狀態再差、私生活再混亂，他們都會幫你兜著——如馬特烏斯這樣的拜仁出品，哪怕公然和普京合影也沒人會說什麽，甚至沒有多少輿論的波瀾。
而京多安等有著土耳其/德國雙重國籍的土耳其裔球員同樣會見了跟普京一樣不受德國人待見的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卻被口誅筆伐至今。
德國人的雙標，可見一斑 。
就是這樣一架四分五裂、忘卻德國足球傳統卻又傲慢無比的德意誌戰車，自然難逃率領的噩運。
遙想世界杯開場大秀政治正確的合影：
德國人，
什麽時候再能把心思放回足球本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