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
先澄清一下，你提到的例子海倫·凱勒，她不是文學大師，她的作品也不是文學巨著。
從出生到死亡，一輩子都過得比較順暢，沒什麽麽大型人生悲劇的文學大師是確實存在的，而且還不少，比如湯顯祖、歌德、福樓拜、屠格涅夫、亨利·占士、奧爾罕·帕慕克等。當然，文藝天才的特征往往是過得即使很好也會閑著沒事找事，給自己惹禍上身，比如帕慕克先生非要在采訪中揭露土耳其的歷史罪惡，結果就差點被判罪了。像托爾斯泰者，本來一輩子也可以過得挺好的，畢竟是俄羅斯帝國數一數二的大貴族，但他自己總要去思考人生的意義，想不通受不了就要發瘋，還覺得自己作為奴隸主是罪惡的（確實是罪惡的），總希望能做點大事來改變俄國，雖說這是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很負責任的表現，但很難說是什麽悲慘經歷，畢竟是他自找的。
其實，很多歷史上重要的文學家，其實都是既沒有極度悲慘的經歷，也不是過得很順暢，而是好的壞的都體驗過，跟大多數人類差不多。比如蘇軾，最大的悲慘經歷大概就是失去了年輕的妻子以及晚年的詩案，跟很多其他中國作家（比如老杜或李清照或曹雪芹）的人生相比其實算不了什麽。白居易更是讓我想不出他一輩子到底有什麽悲慘的地方。威廉·莎士比亞先生，盡管出身貧寒、一輩子都在奮鬥、只活了五十二歲，但似乎也並沒有經歷過極端悲慘的特定事件（約翰·彌爾頓先生則不一樣，是親身經歷了內戰以及失明），其實過得跟同時代的多數底層英國人差不多。薩克雷一輩子過得也挺好。維克多·雨果除了自願流放以外（因為他反對路易·拿破侖在1852年的稱帝行為），一輩子也算是很成功順暢：22歲成名，活了八十多歲，子孫成群，經濟穩定，享盡盛名，避開了各種迫害，既有妻子也有情婦。相比而言，雨果的同時代同行巴爾錫克那才叫真悲慘（不過某種程度上也是自找的）。
杜文·曼和赫爾曼·黑塞，盡管身逢兩次世界大戰以及納粹對他們祖國的破壞，但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家庭始終沒有受到特別嚴重的波及。當然，納粹大肆破壞德國時，他們在精神上可能很痛苦，但他們在物質上始終沒有經歷特別嚴重的苦難，因為杜文·曼逃到了美國，黑塞逃到了瑞士，流放生活還過得很小資。
所以，大多數作家，即使經歷過困苦的，很大程度上也是自找的。當然，這不是說他們有什麽不對，因為對於一個知識分子和文藝創作者來說，主動去體驗生活中激烈以及痛苦的一面，既是負責任也是有意義的。當然也有很多作家是被迫體驗困苦的，著名者如杜甫、曹雪芹、彌爾頓、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魯斯特。杜甫和彌爾頓遇到內戰，曹雪芹家裏被皇帝抄了，狄更斯當過童工，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亞搬磚，普魯斯特被迫臥床不起，除了普魯斯特以外，其他幾個大概都算經歷過悲慘事件了。不過有趣的是，他們在遭遇大型人生悲劇之前，似乎在年輕時都有一段相對比較順暢的成長期，在這個時期內吸收學習了足夠豐富的文化知識修養，以作為日後應對悲劇的智識資源。可以說，他們之所以能寫出偉大作品，不單單是因為他們的悲慘經歷，而是因為他們在遭遇悲慘經歷時，碰巧有著足夠強大的智識儲備以把這種悲慘經歷轉化為偉大的作品。如果他們只是單純地遭遇了人生悲劇，事先卻沒有一個充足的準備階段，那麽他們大概也創作不出什麽好作品來。想一想，不止杜甫一個詩人經歷了安史之亂，但杜甫寫安史之亂寫得似乎比大多數其他詩人都好一點。清朝時不止曹家一家被抄了，尤其是雍正時幾乎年年都有大家族被抄，然而紅樓夢只有一部，不是每次有個大家族被抄都有導致一部紅樓夢出現。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亞的人也挺多的，然而只有陀斯妥耶夫斯基一個人寫出了【罪與罰】和【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大概也是因為他惹禍上身之前就已經是一個飽讀了西艾榮學、具備充足文化儲備的人。
所以說，悲慘經歷並不是創作好作品的必須條件，而是一種創作能力提高的加速劑。創作出好作品的先決條件是具備充足的文化知識修養，尤其是要讀過足夠多的書並且進行過足夠多的寫作練習，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再經歷一下人生悲劇，才能導致有意義的作品誕生，否則再多的悲慘經歷也沒什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