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價值體系面臨由內部瓦解的風險並引發其對外行為缺乏依托
能力下滑、信譽流失、價值觀分裂，已使美國霸權處於進退不得的尷尬局面。往前進一步，不僅受限於能力不足、影響力衰退等客觀因素，也受限於「美國優先」、本土保護等主觀意願；往後退一步，固然可能減少維系霸權的成本，但也可能面臨霸權徹底喪失甚至使美國陷入更大混亂的風險
文 | 李崢
2024年，拜登政府迎來了收官之年，但並沒有成功修復美國的霸權地位。美國國內的民意分裂和思潮變化對其國際行動帶來愈發明顯的負面影響，讓美國難以明確國家前進的方向，難以抉擇如何處理與他國及全球治理的關系。這種危機讓所謂的美國霸權置身於進退不得的尷尬境地，這一矛盾也將長期困擾美國的新政府。
霸權支柱不再穩固
11月中旬，美國總統拜登出席在秘魯舉行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和在巴西舉行的G20峰會。在杜林普勝選的背景下，拜登的此次告別之旅顯得更加黯淡。美國已經不再是這兩大多邊合作平台上最受關註的角色，更缺乏領導兩大平台持續推動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願。近年來，盡管美國依舊在多個領域處於領先地位，但其霸權地位和全球主導作用已顯著滑落，三大霸權支柱已不再穩固。
美國之所以在冷戰後成為「一超」，主要得益於其經濟發展和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透過美元的國際化、主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美國長期主導著全球經濟秩序。冷戰後，美國經濟實力的優勢進一步增強，並帶動了西方主要經濟體的發展。1995年，G7的全球GDP占比達到了44.9%，是全球科技和產業鏈的絕對中心。然而，美國的經濟霸權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迅速崩塌。
美國經濟出現內生性危機，是其經濟霸權衰落的主要原因。如今，美國民眾對於經濟狀況十分不滿，尤其是無法忍受長期延續難解的通脹。美國民眾的實際收入在持續縮水，而大公司、大富豪的財富卻在瘋狂增長。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美國經濟發展模式出了問題。2008年之後，美國政府陷入凡危機必印鈔的危險迴圈，不斷動用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經濟。這種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不僅造成了通脹隱患，更可能讓美元信譽在下一次危機中灰飛煙滅。
軍事霸權曾經是美元霸權的根基，但如今美軍的威懾力已大不如前。美國經濟不振，整體國力難以支撐高額軍費；受人力成本上升和物價不斷上漲等因素影響，美軍裝備在維護保養和更新換代方面存在時間周期長、升級難度大、工作積壓多等諸多困難；美國產業空心化問題日益嚴重，國防工業基礎被嚴重侵蝕……導致了美軍裝備研發的進度與計劃存在巨大差距、現有裝備老化的態勢難以改變、武器裝備與任務匹配不佳、新技術運用與部隊轉型升級不協調等諸多問題。
「9·11」事件後，美國先後在阿富汗、伊拉克發起了越戰後規模最大的海外軍事行動。然而，這些戰爭幾乎沒有給美國帶來其所期望的結果。中東的動蕩在加劇，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重建基本失敗，恐怖組織仍然活躍……這些現實導致了美國內外對其軍事幹預政策的深刻質疑。美國國內反戰聲音成為主流，戰略界開始重新思考美軍未來的歷史方位。
除了美元和美軍，美國霸權的另一支柱就是所謂的外交「軟實力」。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試圖用外交影響力來平衡經濟、軍事領域的衰落。然而，近年來，美國的外交政策越來越多地表現出雙重標準。例如，在對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問題上，美國總是偏袒以色列，這讓其在人權問題上的公信力大打折扣；美國對待中東國家、拉美國家的態度也表現出明顯的不一致，導致全球對美國的外交政策產生了更多懷疑。
領導力危機與道德危機
2024年，國際局勢的變化加劇了美國的領導力危機與道德危機，其中烏克蘭危機和巴以沖突的影響尤為突出。
2024年，盡管美國及其歐洲盟友對烏克蘭的援助——包括先進武器系統、情報支持和財政支持——持續增強，但烏克蘭依然未能取得決定性勝利。烏克蘭危機進入僵持階段，讓美國回想起越戰和阿富汗戰爭的苦澀教訓。美國無法實作其最理想的戰略目標，也難以接受最現實的目標，因此陷入了戰略仿徨。
這場沖突不僅暴露了美國軍事霸權的力所不逮，也暴露了美國與其歐洲盟友之間的戰略和利益分歧。歐美之間關於如何應對俄羅斯的分歧日益加劇，關於如何平衡對烏支持和歐洲經濟安全的矛盾尤為突出。美國的歐洲盟友，尤其是德國和法國，逐漸對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領導地位產生了質疑。面對能源危機加劇、經濟壓力增大，部份歐洲國家開始呼籲尋找與俄羅斯和解的途徑。2024年末，德國總理朔爾茨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對話，這是兩國領導人近兩年來的首次直接交流。
對於俄烏沖突，全球南方大多采取了中立立場，並認為美國的幹預加劇了全球沖突，認為美國是透過外交渠道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主要障礙。
巴以沖突擴大化後，美國面臨著更加嚴重的道德危機和領導力危機。2024年，以色列開始更加主動地挑起戰端。它對敘利亞、黎巴嫩、也門乃至伊朗發動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造成了更大的傷亡和人道主義災難。美國在相關沖突中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飽受批評，進一步削弱了其在人權問題上的公信力。雖然拜登政府試圖「管控以色列」，批評以色列對加沙走廊的空襲造成大量平民傷亡，然而，美國仍然無法放棄對以色列的「庇護」，包括繼續為以色列提供軍事援助、在聯合國安理會行使否決權、阻止對以色列的國際譴責等。這種立場導致美國在阿拉伯世界及其他地區的聲譽嚴重受損。
美國對以色列的偏袒，讓其中東政策受到了普遍質疑。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正在被邊緣化。
在加沙走廊中部努賽韋特難民營，一名抱著玩偶的兒童坐在以軍襲擊後的建築廢墟中（2024年12月7日攝） 新華社 / 法新
價值觀危機引發系統失靈
近年來，美國國內政治極化、社會撕裂愈發嚴重，國內出現了兩個分庭抗禮、截然對立的價值觀群體，它們彼此難以相互理解與合作，更無法共同為美國的未來找到一條清晰的道路。這種危機導致美國的價值體系面臨由內部瓦解的風險並引發其對外行為缺乏依托。
一是內部份裂消解共識。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對立不僅體現在政策差異上，更涉及民眾日常生活的諸多領域。美國的「藍州」和「紅州」在社會文化領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線和原則，兩黨支持者之間的分歧在價值觀上尤為突出。民主黨支持多元文化和對少數群體的保護；共和黨信奉國家和法律至上，要求一視同仁，反對以多元化為名破壞美國文化傳統。這種價值觀差異導致兩黨幾乎對一切內外問題都難以達成共識。
二是選舉制度、憲法等價值觀根基動搖。自2016年至今，美國最根本的政治制度——民主選舉——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受到廣泛質疑。選舉資金的使用更加肆無忌憚，選區劃分的不公正更加毫無掩飾，多數選民的意願無法得到聲張……這些都導致美國社會愈發不信任選舉及選舉產生的政府和立法機構。美國民眾甚至開始討論美國憲法和最高法院等根本性政治底座是否仍符合當今時代需要、是否代表美國國家利益、是否能保障美國的安全和發展。價值觀根基的動搖讓美國社會缺乏政治上的自信和堅定，一旦事態發展與設想不符，民眾很容易陷入恐慌情緒，進而抵觸政府和政策。
三是種族矛盾外化為國際認知危機。種族問題是美國長期未能解決的社會矛盾之一。2014年費格遜事件發生以來，警察暴力、種族歧視和社會不公問題持續引發抗議活動，成為美國社會揮之不去的陰影，並在2020年的弗洛伊德事件中進一步升級質變。拜登政府2021年上任後承諾加強種族公平改革，但種族關系的深層次矛盾依然困擾著美國社會。無論是占多數的白人群體，還是占少數的拉丁裔、非洲裔、亞裔群體，都感覺在現有制度下面臨著族裔身份導致的不公正。近年來，這種「身份政治」危機開始向移民來源國、移民身份、移民代際等領域擴散，衍生出老移民與新移民的矛盾、非法移民與合法移民的矛盾。這些新矛盾令美國社會變得更加分裂，並且正在削弱美國的移民國家內容及與其他國家的天然聯系，導致美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和感召力大打折扣。
四是幹涉主義與「美國優先」難以相容。部份建制派精英認為，美國仍然有必要堅持幹涉主義，采取有效手段塑造美國的外部環境，從而保障美國的海外利益。民粹保守勢力則認為，從歷史經驗看，幹涉主義在多數領域無效且浪費資源，與美國的本國利益無關，因此美國應當在對外行動中以本國利益尤其是本國民眾直接利益為出發點。這兩種觀點的分歧已經成為美國國內在如何確定霸權走向問題上的根本性矛盾。
近年來，美國政府試圖彌合這一分歧、解決矛盾，但結果都事與願違。
首先，美國提出「選擇性幹預」「輕腳印」等新型幹預方式，試圖盡量減少幹預的成本和美國作戰人員的傷亡風險，但也門等地的案例表明，美國采取這種方式不僅未能實作其預期目標，反而導致地區局勢復混成。
其次，「選擇性幹預」引發了國際上的消極反應，讓美國民粹保守勢力感覺既浪費了金錢又丟了臉面。「選擇性幹預」也制約了美國所能夠采取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盟友對美國安全承諾的信心。美國所謂的「輕腳印」幹預方式，常常是使用無人化、自動化的先進武器裝備，其無差別殺傷造成了諸多人道主義災難，也讓發展中國家普遍質疑美國的目的。
最後，「美國優先」的民粹思想回潮帶來的結果更加難料。在杜林普第一任期，「美國優先」尚未成為美國對外政策的核心理念，仍受到建制派和傳統思想的制約。但以杜林普為代表的「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在2024年總統大選中再次勝出後，杜林普及其支持者認為，「美國優先」是解決美國價值觀危機的一劑猛藥，也是最終解藥。在這些人看來，美國應當結束絕大多數與本國利益沒有直接關系的對外援助和全球治理領域，應該重點扶持國內產業發展。然而，在一些反對該理念的人看來，這無疑是讓美國自斷雙臂，將嚴重損害美國的海外利益和全球影響力。
美國霸權的兩難局面
能力下滑、信譽流失、價值觀分裂，已使美國霸權處於進退不得的尷尬局面。往前進一步，不僅受限於能力不足、影響力衰退等客觀因素，也受限於「美國優先」、本土保護等主觀意願；往後退一步，固然可能減少維系霸權的成本，但也可能面臨霸權徹底喪失甚至使美國陷入更大混亂的風險。
美國霸權的進退不得，也與美國難以適應以多極化為主要特點的全球化密切相關。如今的全球化，在越來越多國家的參與下逐步演變前進演化，形成了新的形態和執行規則，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美國的掌控。美國不可能繼續利用全球化來控制廣大發展中國家，也無力阻止國際政治的多極化行程。同時，作為戰後全球化的主要發起者，美國仍然離不開全球化，也無法割舍從全球化中獲得的巨大利益。在這種兩難局面下，美國還沒有找到正確適應多極化、正確處理與新興市場關系的心態和行為方式，這使得美國眼睜睜地看著舊形態的霸權逐漸式微，又無法建立起具有替代性的霸權新形態。
當下，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氣候變遷和全球金融治理領域，美國愈發與國際潮流背道而馳。美國無視甚至放任這些問題並不能讓自己變得更好，轉嫁危機、損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難以持久。美國需要認識清楚，自己的命運與全人類的命運息息相關。百年變局中，美國唯一正確的心態，就是必須放下傲慢和成見，重新成為多極化行程中具有建設性作用的一極。
（作者單位：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