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照一個老笑話：
說某公司，肥皂生產線上面存在有包裝時可能漏包肥皂的問題。於是該公司總裁命令組成了以博士牽頭的專家組對這個問題進行攻關。該研發團隊使用了世界上最高精尖的技術（如紅外探測、激光照射等），在花費了大量資金和半年的時間後終於完成了肥皂盒檢測系統，將肥皂盒空填率有效降低至5%以內。
而另一小規模家族肥皂生產企業也遇到類似問題，老板命令大侄子想辦法解決之。大侄子經過半天的思考，抗了一台電扇到生產線的末端進行吹風，那些沒有裝填肥皂的肥皂盒都被風吹下去了。
前一種思路認為問題的本質是「怎麽透過盒子觀測到內部狀態」，而後者認為問題的本質是「怎麽把空盒子從產線上剔除掉」。這並不是說前面這種思路不關註問題的解決，而是從專家的角度，其對這個問題本身是抱有興趣的，對用自身的「語言」去理解這個問題的本質是抱有興趣的，而非單純地功利性地要去「解決掉」這個問題。
回到青少年自殺的問題上面來。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自殺行為在某一些層面上能夠被理解成為一種非常強烈的對自身的攻擊——以殺死自己來宣泄這種攻擊和憤怒。不少幹預機制背後的思路也就是這種激烈的情緒或心理沖突。
美國精神分析師科胡特曾經假設以引入制度化的運動（競技運動），用以減少美國貧民區青少年的各種逾矩行為為例子，說明其中有用的因素和我們可能誤解的因素。
科胡特認為引入制度化的運動，可能真的能夠減少這些貧民區青少年們的攻擊——破壞傾向。但是其中的原因可能被我們誤解。通常我們會認為，這些攻擊行為的減少，是因為制度化的競技運動給了他們一個釋放和宣泄的渠道，消耗那些多余的精力，並以一種符合社會規範的方式釋放他們的攻擊和破壞沖動。這也是經典精神分析的潛在假設，即本能驅力需要被以適應力地方式被表達、釋放。但科胡特認為這並非在這個例子中起作用的本質原因。
一個社會改革者的建議若基於驅力的古典精神分析理論，可能倡導貧民區青少年攻擊驅力的釋放，藉著機構的社區無害的活動，像是運動、電影與電視所提供的攻擊幻想等等。但無論這些概念如何優美地簡單、具說服力，它們不總是適當的。至少在一些著與重要的例子裡，我很確定攻擊無法像膿瘍被引流，或像性交中的男人精液被釋放一樣——例如，嚴重的慢性自戀暴怒，在個人上可以持續一生，不因任何釋放減輕；而這種情形也發生於群體中某些最具破壞性的傾向。這種「最具破壞性的傾向」，在這裏也可以被視作為淪陷自己——殺死自己。
科胡特認為之所以這種制度化的運動能夠減少這些攻擊——破壞傾向，也就是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是因為他們在這些制度化的運動中得到了尊重、自信以及理想化的榜樣。
引進制度化的運動（競技運動）可能真的減少貧民區青少年的攻擊——破壞向——不是因為提供了驅力的出口，而是因為自尊的提升；因為雙親的自體一客體（政府機關）對這些年輕人感興趣，因為有技巧的使用身體而增加自體統整，而且提供了可理想化的人物（運動英雄）。換句話說，所有這些社會改革之所以有效，是因為造成了這些青少年自體的穩固，並次發地減少了廣泛的暴怒，而這些暴怒產生於之前碎裂的基質。這種被接受和承認、被感興趣而非單純功利地對待，以及真正的理想化的榜樣的樹立，才是使得這一改革有效的原因。如果說在各種幹預措施當中如何體現這種真正的尊重，那麽至少首先是幹預的專業性、獨立性以及使得這兩點實作的各項制度保障，進而才能談論真正的私密、保護及信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