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我在推特跟瑞典右翼軍事作家聊天。他說:「中國唯一讓人不愉快的地方就是不能給我免簽，申請簽證太麻煩了。」
隨後又說了句「如果再這樣下去，國際輿論會對中國很不利。」
我收到這條資訊確實嚇住了，作為一個社會學愛好者，我知道封閉會帶來什麽惡果。漸漸的，這也成了一個心結。
過完春節之後，我的偶像——獲得普利策獎的人類學作家突然在我推文評論，「孩子，看到你向中國學生推薦我的書，我很感謝你。」
見到偶像評論，我心情激動，一時不知道回復什麽。剛好想到瑞典作家的話，於是我就把自己的擔心告訴了他。
他在晚上的時候回復了一段話，「孩子，這個問題你不用過多擔心。根據我的觀察，中國正在等待機會，在未來會開放的。」
我當時詢問他中國什麽時候會開放？
他回復道:「美國和歐洲一直在國際上反對中國。我認為，等美國人和歐洲人對自己國家的社會感到失望時，中國就會開放。」
我當時對他這句話充滿懷疑，疫情結束之後，我也不再相信他的推測。直到今年，我才明白什麽是真正的人類學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