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一下題目，不是稅收低，是正稅低。
明朝賦稅的最大特點就是扣扣索索。這是明朝奇葩財政制度導致的，體現在明面上就是明朝財政捉襟見肘，偌大個國家總是過的幹幹巴巴麻麻賴賴的一點都不滋潤，不要說打仗這種燒錢遊戲了，就連修園子明朝都沒錢，以至於新皇上死了就直接拿一個給老皇上定的皇陵來用，還不止一回。
怎麽回事呢？追溯源頭，得從朱元璋說起。老朱白手起家，布衣上位，所以把錢看的很緊，能不花錢的時候絕不能花錢，能少花點的地方就少花。但是節流沒毛病，你別把源頭也節了啊，他不介，可能是哀民生之多艱，或者啥意思，他把正稅定的很低，大抵是全國一年賦稅在正常情況下整好夠國家用一年的，不多不少——由此你就知道老朱的數學功底著實不錯。
但問題是，國家屬於「正常情況」的情況並不多，總會有些不如意的事，這使得正稅就不夠用了。而這種事呢，可能是軍事行動，可能是治河，可能是修什麽工程，可能是什麽大的國家慶典，但大抵屬於臨時性的工作。因為明朝的正式稅收很低，所以窮生奸計就琢磨出了很多歪門邪道的撈錢辦法。
為了解決這部份問題的資金來源，明朝把「攤派」這個事發揮到了極致。攤派自古就有，但明朝玩的特別6，什麽叫攤派呢？就是在正稅之外，征收一部份因臨時性專案而花費的資金。明朝沒有宋朝轉運使這種省級轉運部門，一切物資流動是從州府縣開始分流的，所以當一個地方出現什麽活的時候，這個地方就會加派一項額外的攤派，但是要記住，加派， 理論上 都是臨時性的，比如明朝最著名的攤派就是三餉，都屬於這種臨時性加派。
前邊說了，理論上，如果這年國家平安無事，那麽財政就會剛剛好夠用，甚至是略有結余。但是這種情況並不多，所以明朝就得指望各種攤派來補虧空，那麽，你怎麽確定這個事花多少錢？
所以，明朝創造性地采取了「寅吃卯糧」的方式，簡單來說就是，今年花的錢先打欠條，年底核算，然後分配到各省府州縣都司衛所，明年加派。這樣，今年的虧空明年就可以補回來了。
於是聰明的你又發現了問題：那萬一這個事今年沒解決呢？或者是明年又有其他的事了呢？或者明年的加派沒收到位，仍然虧空怎麽辦？
答案是無妨，今年沒解決，明年繼續欠著先，後年提高加派。。。至於後年的加派能不能到位則不屬於考慮範疇。
明朝九邊那神奇的上百萬兩的欠餉就是這麽來的。
所以你就發現了，低正稅導致的就是明朝的正稅收入一直不夠，只能透過臨時加派這種萬不可作為長期手段的手段來解決。這就像是你買了一輛時風，然後今天改個軸承明天加個自卸，後天把車把改成方向盤，然後拿來當五征用。理論上這樣可以用，逢個麥收秋收的也沒事，但你要是遇到連續半年天天如此，那這車很快就廢了。明朝這種低正稅的方式看上去給老百姓很大的好處，實則並沒有起到這個作用，而且還有很大的副作用。
這一點，咱們可以以反面典型——共和國來舉個反例。建國後百廢待興，各種工程各種產業嗷嗷待哺，都指望著錢，錢從何來？一個是外國貸款，比如蘇聯，另一個就是稅收。而當時中國作為純粹的農業國，稅收的絕對大項就是農業稅，於是在1955年農業改造完成之後中國出台農業稅法，把農業稅定到了百分之十五左右——七稅一，對比歷史上的二十稅一、二十五稅一、朱元璋的三十三稅一，這個稅點是會被罵成暴君的稅點。但是百廢待興，沒有這個農業稅撐著，工業發展的資金就無法得到保障，工業如果發展不起來，工業農業都不會好到哪裏去——非洲就是這種情況。所以現在有很多批評當初的這種剝削農民以用農業剪刀差來發展工業的政策，實際上這有些苛刻了。
後來有段時間咱們把臨時加派也用上了，沒錯，就是傳說中的提留款。這事和三餉如出一轍，比正稅要高很多，所以一度出現正式的農業稅交得上、提留款卻能逼死人的情況。——因為當時正需要錢，雖然當初把正稅已經定的很高了，但很明顯又出現了大的缺口，而這部份缺口，錢從何來？只能加派。試想一下，這還是建國初期把正稅基調定的很好，後來急等著用錢的時候還這樣呢，要是一開始也為了「愛民」「體恤民生」而定一個百分之五的農業稅，你猜後來會如何？
好在後來都廢了。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是，在封建時代正稅往往只會減少，不會增加，或者說是不會大振幅增加。建國之初憑借著新朝氣象，檢定人戶田畝，這個數碼往往是實打實的，而這個時候定的賦稅往往也是收的最齊整的時候，隨著時間增加，貪腐問題逐漸嚴重，封建社會之癌——土地吞並與豪強隱占會把國家正稅逐步侵蝕掉，所以明朝就出現了開國即全盛的戶口特點，弘治年間的人戶尚不如一百多年前大亂初定的洪武年間，再加上拖欠賦稅的事也越來越多，因此理論上來說，正稅只會越來越少，而不會越來越多——當然，大清例外，這個我下一段說。針對這種歷史慣性，古代一個朝代的正稅往往會越來越少，如果一開始就把正稅定的很低，那後期就很慘了。
說說清朝，清朝似乎有用不完的錢，打金川打緬甸打西域，動輒九千萬兩上億兩，難道清朝就真這麽富裕？非也，羊毛出在羊身上，清朝動不動上千萬兩白銀的軍費支出，一定有合理的征收，而且全是民間來的——難不成還指望四國銀行貸款？
這就得說清朝賦稅了，清朝的正稅基本上是沿用明朝舊制，但是！他加了個一項明朝的臨時攤派，沒錯，就是臭名遠揚的遼餉。這個故事大致就是說，萬歷年間因為遼事洶洶所以下令 全國除了貴州鳳陽之外每畝田地加征九厘 稅賦，後來在天啟崇禎時期又多次增加，最終定到了一分六厘，清朝入關的時候宣稱要廢掉這個苛政，但是廢了不到半年國庫就見底了，於是下令繼續征收，用的是天啟舊額也就是一分二厘，但是名字卻叫九厘銀，並在順治六年編入正稅，而且不拘全國所有府州縣衛所——貴州也得按這個來執行。也就是說，明朝征收二十多年導致全國遍地林登萬的遼餉，在清朝卻從順治六年一直征到宣統三年。僅此一項，清朝正稅就不再是百分之三，而好像是百分之十一，具體記不清了。這筆錢是清朝充盈的國庫的一個大項，另一個大項則是改土歸流、改軍為民，清朝在川湖雲貴六省土司進行的改土歸流，編入正稅的田畝數碼，相當於新開拓了三個省——明朝貴州一年賦稅折銀不到兩萬兩，你去查查清朝多少；改軍為民，就是把明朝那三百多個衛所、幾十萬頃的軍屯田畝幾乎全部改為州縣，比如山西天鎮、陽高、左雲、右玉，整個陜西行都司，寧夏，山東沿海。第三大項就是著名的士紳一體納糧。憑借這三大項加成，再加上取消掉了惠民藥局這種純支出的公益性質的基層組織，以及對明朝州縣分流財政制度的修改，清朝的正稅收入要比明朝甚至比歷史上任何朝代的收入都要多的多，所以才有了對邊疆源源不斷的延伸支援。
不過，饒是如此，清朝的正稅也在乾隆中期開始逐步下滑，並在嘉慶元年出現了第一個低谷。而在不久之後的鹹豐三年，也就是天國癸好三年，因江南遺失、漕運斷絕再加上滿世界打仗、洋大爺打劫，清朝的錢也不夠用了，於是又用上了老辦法——加派，這次加派的方式叫厘金，再加上洋大爺的幫襯，居然熬過去了。至於發撚教回四大亂子平定之後清朝的賦稅，就從農業稅占絕對主導地位變成了關稅占據江山半壁了，再加上洋人兢兢業業的管理，所以宣統年間清朝正稅收入居然飈到了九千萬兩。
另外，清朝征稅還有一個巧妙的方式是折算。據建國後平原省人民政府組織的宋景詩起義、義和團運動兩大調查報告記載，當時的老人都表示自發撚教回洋起來之後，征稅越來越重，而這個重的方式並非是加派、加稅，而是白銀折算的時候銅銀比越來越大，以前繳稅的時候比如說十畝地征收一兩白銀，一兩白銀折合一千枚銅錢，但是等到1855年的時候，一兩白銀已經折合兩千枚銅錢，到1860年折合三千都不止，而民間又大部份是用銅錢交易，這就相當於賦稅平白無故增加了三倍，民間困頓自此加速，再加上外國傳教士以及二鬼子的盤剝、州縣政策對這幫人的偏袒，民間是一天不如一天，一會兒不如一會兒，這就是為啥明明太平軍在江南活動，而山東直隸河南山西卻滿世界鬧教軍、幅匪、撚黨、拳民。
題外話：三餉征到了什麽時候？
明代三餉在崇禎末年就取消了練餉，理論上剩下的兩個清朝入關之後就廢了，但僅僅是字面意思，實際上遼餉和剿餉這倆一直在征收，而遼餉更是在順治六年編入正稅，只不過數額從一分六厘降到了一分二厘。而清朝在加了遼餉的正稅之外，曾一度又加征「遼餉」——對，就是這個名字，據湖南的一些方誌記載，大清曾在邵陽那邊加征過九厘銀之外的遼餉，目的是為了打李定國。
因為遼餉編入了正稅，自然也就沒有取消的選項了，一直征到宣統三年。而眾所周知的是，北洋幾乎是照搬清朝，後來的南京又決定不了除江浙滬之外地區的賦稅征收，這導致暗含遼餉的清朝農業正稅一直征到蔣介石反動集團敗走台灣。
但是新中國的新農業稅法是在1956年才敲定的，而在此之前是用的民國時期革命根據地的稅法，這個又是根據民國時期稅法客製的，所以理論上大陸地區的遼餉應該是在1956年才徹底結束。
當然，台灣地區現在還用這個。所以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解救那些處於水深火熱中的同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