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說中國的社會繼續深化改革，調整再分配的流程應當更多的以股市與勞務市場博弈均衡化來作為軸心？
首先股市是個標準化的市場。尤其在二級市場環境中，權益的變動，是交易成本比較低的，而且資訊披露相對充分的。
由這個市場來監管財富再分配，其實真的比依賴以工代賑的模式，途徑龐大的行政部門各個系統，然後到地方經由各種非標的專案分發，最後落地要好得多，邊際效率也更高，監管難度更低，更有創造力。
如果說以前以傳統模式快速擴張重資產對於貧弱的社會有巨大的財富積累效應和很好的高效率的話，那麽到今時今日，這種效率的投資/收益邊際已經降低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了。
而且，這種傳統的，有很大色彩的政府主導的重資產投資，並且兼具財富再分配功能，提供就業功能，關鍵時刻以工代賑功能的這麽一種模式，監管起來難度是越來越大。
對這種模式的監管成本越來越高。
不僅有多年積累的鏈條上各種既得利益群體，關鍵還在於這種投資，它在起步階段，類似於股權融資市場的一級市場或甚至更早的階段，是極度的不標準化的。
從立項，規劃，融資，土地整備這些環節開始，就是非常不標準化。中間的利益分配，勞務工作者收入的博弈，都非常不均衡，還很難集中大量幹預。
近年來，已經出現大量重復投資，不僅十分低效，還有個很要命的問題！
前面說這種套路監管成本高，監管難度大，還不是監管問題的盡頭，監管問題盡頭的究極難題是這種模式的杠桿穿透監管難度比股權市場大得多！
而且這種傳統模式的杠桿一旦出現問題，後續影響和破壞力也比股權市場大得多！
股權融資市場監管難度小，杠桿破壞力小，而且在投資方向上比政府主導的方向要更多樣化，普通國民準入門檻更低！
換句話說，傳統模式是投資方向很標準化，準入門檻極高，普通國民幾乎不能參與權益分成。但卻要承擔杠桿破裂代價。
但是一旦進入啟動後環節，傳統模式又變得極度不標準，如前文所述。
但股票市場則相反的，前期市場廣各個主體在投資方向上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但是進入二級市場之後，是高度標準化的。
前一種模式在啟動後，權益難以低成本交換，與參與者個體的資源，尤其是人脈關系，黏性太大了。
你再計入各種政府審批環節，就會發現，難以阻止權錢交易。
而股票二級市場，起碼交易成本是很低的。
中國本來應該大力引導流動性進入股權融資市場，尤其是二級市場。
讓這個市場資本充盈，而且要大力降低各個板塊的參與門檻，而不是提高它！
像科創板這種板塊，中國監管部門采取了與合理策略完全南轅北轍的方案。對準入企業的稽核不夠細致謹慎，但對散戶的參與卻是要求嚴格到大多數人沒辦法直接參與，只能去買ETF。
這實際上和近些年日本，美帝等國家的資本市場的一些改革方案是背道而馳的。
其背後的根源嘛。
如果你對歷史上科舉官僚系統的一些作風有所了解，你就能夠看明白。
上頭要求多讓企業上市融資，那麽自然門檻會降低，也就不可避免的出現低質素騙子企業上市圈錢。
同時他們自己也知道，於是又會要求提高散戶準入門檻，意思是大多數沒啥錢的人咱不騙你們。
這樣可以避免出現比較大的事件。
而達標的人，即使鬧起來，總人數畢竟很少，可以輕易壓制。
所以才會出現這種奇特的現象，門檻一邊高一邊低。
因為科舉官僚系統的終極追求，其實是不幹太多活，但是看起來像是幹了很多活，同時堅決不能背鍋。
股票市場與勞動力市場的根本價值是低成本修復居民部門和小微企業的資產負債表
如果我們打算繼續和平的與美帝競爭。那麽中國就應該圍繞兩個軸心來進行社會全面改革。
第一個是勞動力市場，第二個就是股票市場。
而二者的結合，說白了就是要開始重視人的價值。要透過勞動力市場和股票市場，讓居民部門和小微企業的杠桿率下降，資產負債表得到修復，回歸良性迴圈。
而傳統模式歸根結底是對生產資料的重視，以及對生產資料的使用審批權的重視。
很多人將股票市場看得輕於鴻毛，經常有人發表一些說法，甚至於認為就算把它關了，也不影響大局。
似乎他們認為股票市場與產業升級不會發生任何關系。只要政策上向產業升級的賽道企業傾斜，多給點錢，多給點支持，就能夠產業升級到人類之巔。
然後利用產業鏈優勢，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