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立場越激進，言論越激烈就越能吸引眼球和流量的社媒環境裏，言論自由的責任感就越發難能可貴……這正是新加坡再政治化所必須小心的陷阱。
於12月4日接任人民行動黨秘書長的黃循財總理，11月24日在行動黨幹部大會上發言時說，行動黨要放棄低調行事的做法，不能再繼續待在幕後。他說：「我們必須主動站出來，向大家說明我們的政策，動員民眾支持我們相信的重要事情，與新加坡人討論他們關心的課題，並向他們說明，為什麽可以信任和依靠行動黨來領導新加坡。」
行動黨要從幕後走到台前，增加閃電黨徽的能見度，反映新加坡社會這些年再政治化的趨勢。以研究新加坡建國後的政治著稱，在1975年出版【行政國家的政治——政治無影無蹤？】的巡回大使陳慶珠，10月30日在一場論壇上指出，新加坡在2011年全國大選後出現「民粹主義時刻」，執政黨必須就選民所關心的課題如生活費上漲、移民競爭等及時回應，跟上形勢發展。這與她在專著裏所描繪的建國初期社會去政治化的情景，無異於天壤之別。
建國總理李光耀領導行動黨，與包括采取暴力手段的馬來亞共產黨等不同政治對手，展開長期的激烈鬥爭，終於脫穎而出，取得治理新加坡的完整權力。基於鬥爭的慘痛經驗，以及為了國家能專心致誌發展經濟，解決生存和溫飽的挑戰，李光耀一方面鐵腕治國，不容任何公開的異議分散發展經濟的註意力，另一方面強化政府職能，透過公共獎學金等制度吸納人才，建立高效清廉的行政體制，逐步改善和提升國人的生活水準。
就我對陳慶珠研究的理解，這一治國策略使得有本事的國人投身於工商業界，利用自身才智和努力累積財富和社會地位，同時因為公開批評政策或參加反對黨的風險和個人代價太高，也逐漸形成「莫談國是」的政治冷感。這一結果無疑是把雙刃劍，政府對待異議的強勢姿態，減少政令眾口難調的非議，極大提高行政效率。與此同時，行動黨在每一屆大選都發出同樣的抱怨：很難說服人才從政。黃循財11月24日的演講，依然提到這個挑戰。
強人政治導致的國民政治冷感所衍生的另一個副作用，就是陳慶珠所說的民粹主義興起。民粹主義的出現，主要源於對精英傲慢的反動。經歷數十年的執政績效，行動黨一度讓選民感覺越來越自以為是，對於民生所苦缺乏感知，於是便出現2011年的民粹主義時刻，行動黨遺失阿裕尼集選區五席，斷送時任外交部長楊榮文、總理公署部長陳惠華，以及外交部高級政務部長再諾和後座議員潘惜玉的政治前程，團隊裏還包括政治新星王乙康。當時的行動黨秘書長李顯龍總理在選後檢討時，公開承諾將虛心傾聽民意，苦民所苦。
盡管高效率和清廉的行政國家體制文化仍在，行動黨仍沒擺脫人才難求的窘境，但選民的政治冷漠卻發生逆轉。對精英階層的不滿情緒，正是民粹主義力量的來源，驅使民眾對政治表現得更熱衷。這一轉變的因素復雜，但無可否認，互聯網、智能電話和社交媒體的崛起，顯然是關鍵。數碼輿論場迅速打破類似一言堂的局面，極大地降低發聲的成本和政治風險。政府對待異議的傳統高壓姿態，容易適得其反，因而必須順應形勢，放軟身段，不但須更努力聽取民意，還得積極主動與社會溝通。
新加坡的再政治化於焉形成。吊詭的是，在過去被視為公開討論禁區的敏感課題，於社會再政治化後反而「去政治化」地脫敏了，成為能自由辯論甚至向政府施壓的民生焦點。在非政治化的年代，一旦任何政策或做法遭公開質疑，執政黨的基本反應是挑戰質疑者組黨參政，間接把所有公共課題都政治化。如今且不論環境保護、動物權利這類政治性較低的課題，連與民生沒有直接關系的外交領域，政府也必須面對輿論的挑戰。
所謂過猶不及，政治冷感違背人民當家做主的民主精神；民粹主義式的政治狂熱，則容易淹沒就事論事的理性討論，同樣不利民主的正常運作。況且，由於自建國以來就缺乏足夠的公開詰難的公共生活經驗，國人在遭遇對立意見時，還沒有學會心平氣和的討論。這種動輒淪為意氣之爭的謾罵爭論，更因為數碼輿論場的便利和匿名特性而尤為猖獗。因此，國人在初嘗暢所欲言權利的快意之際，也必須盡快養成對言論負責的公民意識。
這或許是新加坡再政治化所必須超越的最大挑戰。政治化本身並非壞事，「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冷漠心態，正是民主政治的天敵。民主必須有公民的積極投入和主動承擔。這種公民意識，首先表現在對公共事務的不平則鳴。這必須是有意培養的過程，著重勇氣和謙虛的好奇心。勇氣在於本著良心說真話，特別是當自己的意見有別於主流時；謙虛的好奇心在於真誠要理解反對意見的理由，因為自己可能存在認知盲點，犯錯的或許不是對方。
在立場越激進，言論越激烈就越能吸引眼球和流量的社媒環境裏，言論自由的責任感就越發難能可貴。連美國這種成熟的民主國度，也無法避免言論自由因社媒的扭曲所導致的社會撕裂。這正是新加坡再政治化所必須小心的陷阱。無論如何，當政治的再度回歸成為現實，秉持正確的心態迎接它，只能是唯一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