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和八年 (1118) , 朱熹之父朱松在福建政和縣尉任上所撰【戒殺子文】載:
吾鄉之人, 多止育兩子, 過是不問男女, 生則投水盆中殺之, 父母容有不 (?) 者, 兄弟懼其分巳貲, 則亦從旁取殺之……自予來閩中, 聞閩人不喜多子, 以殺為常, 未嘗不惻然也。 (1)朱松的記載顯示, 福建閩北地區的溺嬰現象至少在北宋時期便已普遍存在。
溺嬰研究是社會史、慈善史以及民俗史等研究領域的重要課題。學界對溺嬰現象的產生原因、特征以及社會危害等方面進行了深入探討, (2) 對於明清以來溺女嬰所引起的諸如性別失衡、婚姻市場紊亂、社會失序等問題也給予了較多的關註。 (3) 徐曉望從人口的角度闡述了唐宋以來福建溺嬰問題的性別轉向以及由此導致的男女性別比失衡的問題。 (4) 一般認為, 以男性為主導的宗族觀以及人口壓力所產生的經濟因素是造成溺嬰的主要原因, 李中清、王豐等認為十八世紀以來的民間溺嬰行為是人們基於現實的經濟生活條件的理性考慮, 有意識地進行生育調節和人口控制的手段。 (5)
與溺嬰現象密切相關的是對育嬰堂的研究和討論。清代是慈善救濟事業發展的高峰期, 學界對慈善事業的研究取得豐碩的成果。 (6) 育嬰堂作為慈善救濟的重要構成而常常被納入到慈善史的研究框架中, 因而獲得了相對於溺嬰現象本身更為廣泛的關註。 (1) 江南地區的育嬰事業在順治之後迅速發展, 尤其在清後期曾一度出現了興盛的局面。江南地區逐漸形成了相互獨立的育嬰事業圈, 構成了城鄉一體的育嬰網絡。 (2) 目前, 盡管對於育嬰堂的發展歷程已有較多的研究, 但對於育嬰堂運作模式和收養等方面的研究仍有繼續深入探討的必要, 有關育嬰堂的產業性質也缺乏清晰的認識。本文側重於對溺嬰現象及育嬰堂的收育、運作及性質等方面的討論, 特別是20世紀四十年代爆發的一場關於育嬰堂堂產的公私之爭, 為深入觀察育嬰堂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切入點。
一、「時俗多溺女」
福建溺嬰風俗由來已久, 南宋時期曾設定「舉子倉」收養棄嬰。到了清中期, 溺嬰之風並沒有收斂, 但在性別上出現明顯的篩選, 由男女皆溺轉為專溺女嬰, 因而清人也稱之為「溺女」。溺嬰最常見的手段是水溺, 據【福建通誌】載:「凡胞胎初下, (穩婆) 率舉以兩手審, 女也, 則以一手覆而置於盆……即坐索水, 曳兒首倒之入, 兒有健而躍且啼者, 即力捺其首。兒輾轉其間甚苦……有頃, 兒無聲, 撩之不動, 始置起。」 (3) 其他常見的溺嬰方式諸如用胎盤封堵嬰兒口鼻, 使之窒息而亡;或先將草木灰掩入嬰兒口中, 再用破布包纏嬰兒頭部, 使之窒息;還有將溫熱燒酒倒入嬰兒口中, 令其被嗆而死等, 不過水溺是主要方式, 因而通常將各種殺嬰方式統稱為溺嬰。
近代以來福建溺嬰之風熾烈, 可從方誌中對溺嬰的大量記載中得到印證。筆者根據福建各縣方誌等文獻進行梳理, 如表1:
表1:近代福建地區溺嬰情形 下載原圖
下載原表
從表1可以看出, 溺嬰在近代福建各地普遍存在, 民眾對此習以為常。清人鄭光策致福清縣令夏彜重的文書中稱:「昨蒙詢溺女一事, 最為此邑惡習……以戶而計, 實無一戶之不溺」。 (1) 侯官縣「鄉愚多溺女, 歲以千計」。 (2) 1840年前後, 美籍傳教士雅裨理 (David Abeel) 在對閩南地區村鎮居民進行走訪和調查後, 發現這一地區溺嬰問題觸目驚心, 他說:「我已經存取過來自40個不同村鎮的居民……被溺死的女嬰在不同地方變化很大, 最多達十分之七、八, 少的也有十分之一。所有這些地區殺嬰的平均比例有近四成。確切地說為39%。」英國聖公會主教四美 (George Smith) 在1846年對廈門的調查報告則稱「在這些村落中溺殺女嬰的現象十分普遍, 幾個村子中殺死女嬰的平均比例都高達一半」。 (3) 盡管傳教士的調查和記錄不可避免地存在以偏概全的可能, 但這些記載仍有助於加深對當時溺嬰普遍性的認識。
溺嬰在明清時期經歷了從「男女皆溺」到「溺女」的性別篩選轉變。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