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曾國藩受命在長沙設立「審案局」，短短半年的時間就將長沙文武官員得罪了遍。
審案局管理範圍極廣，從偷盜搶劫到殺人放火什麽都管，就是被擱置多年的案件只要有人提起，也會迅速處理。
這本事利國利民的好事，但曾國藩的辦案的手段讓當地官員又氣又腦，又因他是受命欽差，所以一眾官員也沒有辦法，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曾國藩從自己嘴裏搶肉。
為什麽這麽說？
其一，曾國藩辦案手段嚴酷，輕則鞭刑，稍重則杖斃，非常嚴重者斬立決。
其二，辦案從來不遵守正常程式，只求快，不把規章制度放在眼裏。
其三，不講情面，同朝為官者只要犯法也絕不姑息。
曾國藩自覺這是為民除害，卻沒有意識到，自己「青天大老爺」的行為，已經嚴重侵害了文官的利益。
案子是清朝官員錢財的主要來源，也是處理人情世事的途徑之一。
如今，曾國藩不管大案小案一把抓，從知縣到巡撫什麽油水也撈不到，可以說把文官從上到下得罪了遍。
看不慣又幹不掉，讓眾文官窩了一肚子火。
這還不算完，曾國藩又因一份奏折，得罪湖南提督，差點送命。
曾國藩初到長沙，一方面建立審案局嚴辦罪犯，另一方面治軍練兵，為以後建立嫡系湘軍做準備。
每月六次大練兵，自己組建的鄉勇與提督親兵一起訓練。然而，幾次統一會操後，曾國藩對提督親兵大失所望，說出「恐嶽王復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義；孔子復生，三年不能變革其惡習。」這樣的話。
可見，面對毫無紀律可言的標兵，曾國藩失望至極。
此時，太平天國的軍隊步步為營，綠軍（清朝漢人軍隊）卻屢戰屢敗，曾國藩想組建一支能夠抗擊太平軍的隊伍，但理想和現實往往都是背道而馳。
1852年，太平軍攻城，守城的副將嚇得摘掉頂戴，躲到百姓家裏。正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如此膽小如鼠的長官，手下士兵還能勇猛到哪裏去？
一個士兵脫掉號服，穿上普通百姓的衣服，混到人群中躲避，接著就有無數的效仿者。
太平軍還未開始攻打，城內守軍就已經不戰而敗，街道上到處都是士兵的號服，趁亂逃跑者更是不計其數。
戰後，此副將因為與湖南提督鮑起豹關系莫逆，並沒有被革職，平日裏養花種草，活得瀟灑逸致。軍訓從來不參加，更沒把曾國藩這個欽差大臣放在眼裏。
新官上任三把火，曾國藩其中一把火就燒到了此副將身上！
到長沙半年後，曾國藩密上兩封奏折，一封保舉去年守長沙有功的塔齊布，一封彈劾落荒而逃的副將。
不久，聖旨到，副將被革職，由塔齊布頂替其職。
這一舉動讓提督鮑起豹懷恨在心，連使兩招，讓曾國藩練兵計劃受阻，甚至差點命喪標兵之手。
第一，泄私憤針對塔齊布。 以虐待士兵為借口，禁止塔齊布參與軍訓，並叫停每月的日常訓練。放出話，沒有提督命令，誰也不準亂動。
第二，慫恿標兵侮辱鄉勇。 引起兩軍內鬥，讓曾國藩組建湘軍的計劃落空。
標兵為正規軍，本就看不起鄉勇，兩軍之間常有摩擦，大小惡鬥時常發生。
如今，有提督授意，標兵更是肆無忌憚，多次與曾國藩親兵發生沖突，甚至打砸曾國藩的轎子。
1853年8月，塔齊布手下士兵與標兵發生沖突，標兵以此為由，要和鄉勇開戰。
曾國藩以欽差之名要求鮑起豹嚴懲挑事者，鮑起豹也不生氣，將帶頭鬧事的標兵捆綁起來，送到曾國藩府衙，暗地裏卻挑唆標兵到曾府抗議。
面對如此情形，曾國藩猶豫不決。如果殺了鬧事的標兵，恐怕會引起兵變，可如果放了人，肯定會被別人恥笑，外面文武官員都等著看他的笑話呢。
曾國藩猶豫了兩天，標兵圍堵了兩天。等到第三天，眾標兵見曾國藩還無動靜，便要硬闖搶人。
曾國藩知道標兵早就看他不順眼，難說會幹出什麽樣的事，於是便向只有一墻之隔的湖南巡撫駱秉章求救。
駱秉章早就想除了這個眼中釘，哪肯幫，就以官兵不受巡撫管理為由，婉言謝絕。
圍堵的第六天，眾標兵已經沒了耐性，紛紛沖進府衙，守衛、門丁受傷者無數，曾國藩知道若在待下去性命堪憂，不得不硬著頭皮躲到駱秉章府上。
最後，還是由駱秉章出面平息了此事，但曾國藩已經顏面掃地，在湖南文武官員口中成了不折不扣的笑話。
朝廷命官差點被殺，曾國藩完全可以告到皇帝那裏，但他卻沒有這麽做。
第一，這場官司不一定能告贏。 畢竟帶頭的是標兵，沒有鮑起豹直接參與的證據。
第二，贏了官司也不會有什麽結果。 最後被懲罰的還是標兵，鮑起豹肯定會報復，自己在長沙更沒有立足之地。
經過深思熟慮後，曾國藩決定不告禦狀，但自己的面子又不能丟，所以當座師吳文镕問起此事時，他是這麽說的：「為臣子者不能為國家弭大亂，反以瑣事上瀆君父之聽，方寸竊所不安。」
經此一事，曾國藩自己顏面掃地，不可能再與文武百官交心相處，也不能能再對下屬發號施令，再在長沙待下去，已經沒有任何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