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戰的指揮過程，是不斷接受、處理、輸出資訊的過程，因此情報歷來是對指揮員和指揮機構分析情況、定下決心、擬制計劃、組織實施戰鬥影響最大的因素。【孫子兵法·謀攻篇】用八個字精辟地指出了情報工作的重要性：「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意思就是把敵人的情況和自身的情況都切實掌握了，無論打多少仗都不會發生危險。詳細了解和認真研究敵情，是指揮員定下正確決心的依據，是實施正確指揮的基礎。
毛主席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也明確指出：「「指揮員的正確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以及對各種材料連貫起來的思索。」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1979年初春進行的對越自衛還擊、保衛邊疆作戰，是在蘇聯和越南正式結成軍事同盟關系的時代背景下發生的。以蘇越兩國於1978年11月3日在莫斯科簽署【友好合作條約】為標誌，越南從過去在中蘇兩國之間左右逢源變為緊跟蘇聯，徹底走到了中國的對立面上。
蘇越結盟的舉動，使得北京決策層對中國所處的戰略環境作出了這樣的判斷：蘇聯和越南緊密勾結，一個在北邊一個在南邊，對中國形成了戰略包圍，這是一個現實的嚴重的威脅。面對敵人的步步緊逼，中國必須采取有效行動，打破被蘇聯和越南兩面夾擊的態勢，穩定東南亞乃至整個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局勢。經過分析研究，反復權衡，考慮利弊，決策層最終定下決心，必須也只能使用堅決的軍事手段，來阻止越南在印支地區的侵略行徑。從表面上看，出兵打擊的是越南，但從根本上說，其實是打擊蘇聯在亞太地區的擴張。
所以，中國人民解放軍對越軍的情報工作，是從11月中旬才真正全面鋪開，抓緊進行的。對一場有50余萬部隊參加的中等規模局部戰爭而言，準備時間不到三個月，實事求是地講，這的確是極為倉促的。
情報工作不僅時間緊迫，同時還面臨著另外一個巨大的難題，即越南過去是我們的友好鄰邦，「同誌加兄弟」是當時兩國關系的真實寫照，越軍是我們的友軍，因此我們根本沒有針對越軍開展情報工作。由於平時缺乏準備，所以當中越關系迅速惡化，戰爭風雲壓頂的時候，情報部門手裏沒有關於越軍的情況資料，一切都是從零開始，被迫倉促上陣，臨陣磨槍。
作戰準備期間，各級情報部門透過各種手段，如無線電技術偵察、調查歸國難僑、部隊武裝偵察、開設觀察所等，進行了大量細致艱苦的工作。在戰役實施層面，基本明確了越軍團以上部隊的部署情況，基本上滿足了戰役指揮角度的需要。可是，因為對越軍的偵察是戰前才著手的，因而對情況的了解缺乏系統性和完整性，對越軍的作戰指導思想和戰術打法掌握得不夠，對自然地理條件對部隊作戰行動的影響研究不深，估計不足，導致有的戰場進展不是很順利，投入的兵力比計劃的增加了，時間比計劃的延長了，殲滅的敵人比計劃的少，作戰的效率明顯較低。
幾十年來，之所以廣西方向最高指揮員許世友頗受非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高平戰役打得不令人滿意。廣州軍區前指原計劃以大縱深、遠距離戰役穿插的打法 （但必須指出，這是軍委制定的作戰方針，許世友提出的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方案被否定） ，投入2個軍共7個師，用3到5天最多一個星期的時間全殲高平戰場之越軍主力346師及其地方部隊。可戰役實施結果是，我軍先後一共投入了11個師，打了整整28天，最終也沒有完全肅清敵人。特別是50軍150師448團在回撤時，由於軍工作群組判斷失誤，指揮錯誤，導致該團在那嘎以北地區損失了一個加強營，造成了我軍在這場戰爭中最大的一次失利。
總結教訓，分析原因，主要在於對越軍作戰特點，越南北部山嶽叢林地形特點，及其對我軍的作戰行動可能造成的影響，沒有能夠切實掌握和深入分析，尤其是對進入敵國作戰可能遇到的各種實際困難認識不清，估計不足。所以擬制的作戰計劃不切合實際，有的和當時的敵情相差很遠。
比如，首先是怕高平戰場的越軍要逃跑，為了斷敵退路，阻敵增援，於是組織了4個主力師進行大縱深遠距離戰役穿插，結果越軍並沒有撤退，也根本不打算撤退，而是就地分散上山打遊擊。41軍121師歷經千難萬險，好不容易插到班莊地區，結果既沒有遇到高平方向越軍逃跑，也沒有遇到太原方向越軍增援，沒有打上大仗，反而是把自己搞得很被動。
還有，在擬制戰役計劃的時候，認為進攻發起的當天傍晚，部隊就能插到高平城外。事實是行動最迅速的部隊用了32個小時才插到指定位置，主力部隊用了4天時間才到達高平外圍。兵臨城下之後，由於偵察工作不到位，搞不清楚城內越軍的情況，只能依賴並不準確的上級通報，過於高估了越軍的兵力，以至於遲遲不能對高平發起進攻。等到摸清楚情況之後再組織攻擊，越軍早已經撤退，部隊占領的只是一座空城，這個時候距離作戰發起時間，已經是過去一個星期了。
要是當時的情報工作能夠做得更周密一些、更細致一些、更好一些，把越軍的指導思想和戰術打法，以及地形特點及其對部隊的影響掌握得更深入一些、更清楚一些。那麽，整個戰爭的進展會更加順利，我軍付出的代價會更少，取得的勝利會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