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在中國的發展史是怎樣的？

魏晉的五石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應該是中國歷史最早的「毒品」，因為服用後會全身發熱，精神狂躁，特別像現在的興奮類毒品。雖然流行過一段時間，但僅限於名士大佬之間，普通人吸不起，也沒這時間。所以講中國的毒品發展史，只能從罌粟（鴉片原植物）講起。

內容較長，我根據時間來分段：

古代罌粟傳播史

罌粟原產於埃及的尼羅河畔，那裏土地肥沃，氣候經常是晴空萬裏，空氣悶熱幹燥，非常適合罌粟的繁殖。公元前1500年前，醫學發達的埃及人就有用罌粟果汁治傷和防止嬰兒夜哭的記載。

隨著歷史的變遷，科技的發展，人類活動範圍越來越廣闊，不同地區的古文明在此過程中發生碰撞和交流，罌粟也因此得到廣泛傳播，先是古希臘人把罌粟帶回歐洲種植，隨後四處經商的阿拉伯人，透過貿易把罌粟帶到亞洲各國。

中國唐朝時期，阿拉伯帝國與中國的貿易往來非常頻繁。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間，就有阿拉伯使者貢獻底也伽的記錄。底也伽是當時西方的珍貴藥品，被稱為萬能的解毒藥，是由600多種物質制成的丸狀藥，主要成分就是鴉片。

阿拉伯在貢獻底也伽的同時，將罌粟以及種子攜入中國進行推廣銷售，不久之後中國就有了種植罌粟的歷史記載。但在唐朝僅僅是為了觀賞花卉之用，因為人們發現罌粟花異常嬌艷，賞心悅目。

到了宋代，古人對罌粟有了深入了解，已經有醫學家開始將其制作成藥物，用來治病消災。民間也將罌粟視為大補之物，當時的大文學家蘇軾有詩道：「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鶯粟即罌粟。

在金、元朝時期，罌粟已經被制作成為治療咳嗽、瀉痢、中風等疾病的首選藥物，但後期元朝醫師發現罌粟的危害，用多了會中毒，「其止病之功雖急，殺人如劍，宜深戒之。」由此可見，在當時社會應該出現不少因罌粟中毒而死亡的案例。

明朝吸食鴉片之風

明朝時期，中國人對罌粟和鴉片的醫學作用，已經達到相當的高度，醫學大師李時珍根據前人的經驗和記載，在著作【本草綱目】中詳細記載了罌粟和鴉片的知識，並正式把「 阿片」作罌粟的正名，而「鴉片」作為俗名。

這個時期，中國上層社會開始流行生食鴉片的行為，因為能讓人產生「欣快感」，當然這個不是中國人最早發現的，而是阿拉伯人。明朝萬歷皇帝就是一個有名的「鴉片皇帝」，他長期藏於深宮不理朝政，服食含有「烏香」的丹藥，以至於「中烏香之毒」（蘇智良，【中國毒品史】）。

「烏香」是當時明朝周邊暹羅、爪哇、榜葛賴等國家和地區特產，即為鴉片。這些國家和地區時常將「烏香」作為貢獻品獻給中國皇帝，導致萬歷皇帝鴉片成癮，這個事實是由1958年中國考古對定陵的萬歷皇帝的頭蓋骨進行化驗，發現殘留的嗎啡成分得出。

明朝時期，荷蘭人入侵東南亞，印度鴉片開始大量流向中國，於是中國民間生食鴉片日益增多，特別是廣東、福建沿海地區的富紳地主已經形成一種潮流。真正讓鴉片在中國大規模流行是發生在明朝末年，此時已經不再是生食，而是熟吸，也就是用煙槍加熱抽吸。

熟吸據傳是17世紀上半葉，東南副熱帶地區的蘇門答臘人的發明，相比生食鴉片，熟吸讓鴉片裏的嗎啡成分更深入股骨，讓人更加舒暢，但造成的危害也更加大，更容易上癮。

在明末，吸食鴉片已經是皇宮貴族高雅耗錢的娛樂行為，它以一種高級享受的姿態出現在中國社會。「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種上層社會的「示範效應」，導致鴉片在民間開始風靡。此時的鴉片已經最初的藥用品轉變成享樂品，並且逐步向下滲透。

明末鴉片流行一個原因與當時禁吸煙草有很大關系。煙草來自美洲，在明朝萬歷年間傳入台灣、漳州和泉州等地區，到了崇禎年間已經成為泛濫於社會。由於「煙」與「燕」字音相通，在朝廷看來百姓喊吃煙如同吃「燕」（北京），有造反之嫌。

崇禎十年，皇帝下詔全國禁止吸煙，第二年又出具嚴峻的條文：「凡私有兜售淡婆姑（煙草）及售與外人者，不論多寡，均斬首示眾。」於是，當時眾多吸煙成癮人員只得吸食鴉片來替代，這無疑大大刺激了鴉片的流行。

清朝鴉片泛濫史

到了清朝初期，吸食鴉片之風已經從少數地區發展成為當時社會普遍的一種不良習尚。為了遏制這種惡習，雍正皇帝於1729年頒布了世界第一個禁煙（鴉片）令，然而此法令並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因為在當時鴉片還可以作為藥材進行銷售。

盡管如此，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之前，表面上還是嚴厲禁吸鴉片，雍正之後，新皇帝都會釋出新的禁煙法令，且一代比一代嚴厲。到了1817年，嘉慶皇帝就已經明確下令禁止鴉片進口，並嚴禁種植罌粟。

然而，由於從明朝中後期到清初，中國已經形成了上自皇帝下自平民的數量巨大的吸食鴉片的消費群體，而且眾多的政府官員也被牽扯進了鴉片貿易這項可以獲取暴利的利益格局之中，一代又一代的禁煙令沒能抑制鴉片在國內上升勢頭。

此時，中國鴉片的巨大市場和利潤，讓西方帝國主義，特別是英國意識到，這是解決貿易逆差的最佳貨物，於是他們的商販勾結腐敗的海關官員，與中介代理商狼狽為奸，打著藥材的旗號，一直源源不斷向中國走私鴉片。

中國鴉片的泛濫，讓西方商販賺了大錢，也讓中國的代理商獲得到巨額利潤和回扣，但這些他們不能獨占，還需要按級別向封疆大吏和朝臣賄賂，而這些官員又需要將其中一部份孝敬最高統治者，用來保證自己的前途。

如此一來，制定禁煙政府的皇帝，反而成了鴉片走私最大的受惠者，這種魔幻現實主義就在清朝末年一直上演。上下一致的貪汙腐敗，助長了鴉片的泛濫，讓禁煙法令成為一道空紙，也為之後的鴉片戰爭埋下禍根。

到了道光年間，鴉片已經遍布全國各地，官吏、跟役、書差，以及商貿軍民吸食者十之五六，甚至婦女、僧尼、道士都在吸食，中國成為名副其實的吸毒大國。另一方面，進口鴉片導致白銀大量外流，清王朝出現財政危機，大大加重了普通民眾的負擔。

財政危機必然會影響執政的根基，道光皇帝開始意識到全民沈迷鴉片的危害已經遠大於收益，決心禁絕鴉片。他連連下達禁煙上諭，並全力支持主張禁煙湖廣總督林則徐，任命其為欽差大臣關防，前往廣東查處走私鴉片。

林則徐來到廣東之後，便雷厲風行般實施禁煙運動，與兩廣總督以及廣東水師提督合作，破獲百余起鴉片走私案，收繳鴉片 711024兩。另一方面，林則徐對內懲辦為鴉片走私提供保護官吏，對外責令英國商販繳出走私鴉片，並支持清政府的禁煙政策。

隨後，林則徐將收繳而來的鴉片堆集在虎門附近的海灘，利用海水、石灰進行全面銷毀，著名的「虎門銷煙」由此展開。此為了紀念這場禁煙運動，新中國將虎門銷煙的場景雕刻在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

此後，清朝自上而下的禁毒運動在各地蓬勃發展，各地紛紛開展對違法的官吏和鴉片走私販的打擊行動。同時清政府對公開對抗禁煙的國內鴉片走私集團，直接派兵進行鎮壓。與此同時，遭受重大損失的英國的鴉片商販開始鼓動英國政府對清朝開展戰爭。

值得一說的是，向中國輸入最多鴉片的英國鴉片商販其實是一群猶太家族，其中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是沙遜家族所開辦的沙遜洋行。沙遜家族透過販賣毒品獲得了巨額利潤，使得該家族享有東方羅斯柴爾德家族之稱。

當然這些猶太家族毒販的國籍是英國，說英國人向中國輸入鴉片並沒有錯。如果單純以販毒數量作為衡量標準，沙遜家族的大衛·沙遜可謂是史上最大的毒品販子，後世的任何毒梟、毒品販子都無法與其相提並論。他和其他毒梟最大的區別在於，他的罪行沒有人記得。

關於沙遜家族的販毒史，我在下面的專欄中的【這個猶太販毒家族，才是兩次鴉片戰爭的始作俑者】有詳細介紹，有興趣的可以閱讀了解。

道光皇帝開展的禁煙運動同樣沒能挽救中國，在英國發動的兩次鴉片戰爭之後，名存實亡。此後，清政府對鴉片的看法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既然禁不了就躺平，然後從中收稅獲利。到後來連林則徐這種堅定禁煙派，也提出透過種植罌粟來彌補財政空缺、並抵禦外國鴉片的看法。

於是，清政府開始鼓勵各省農民種植罌粟、制作鴉片，到了19世紀60年代，幾乎在中國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罌粟花開，而土制鴉片透過改良品種和提升制作技術，從最初的低廉質差發展成為質優價廉，把進口洋鴉片打得潰不成軍。

到了19世紀末，中國已經從鴉片的純消費國家，發展成為生產、販售、吸食為一體的毒品大國。吸食人數從鴉片戰爭之前的200萬左右狂升至1000多萬（數據不一定精確，但吸食人數在當時確實是居全球之首）。

等到清政府意識到鴉片帶來的稅收不足以抵消其帶來的危害，並與英國政府達成雙方逐年禁煙的協定時，中國內陸各省的財政收入已經嚴重依賴鴉片，禁煙協定遭到官吏們集體反對，成了尾大不掉的局勢，惡劣影響一直延續到民國政府。

民國軍閥鴉片戰爭

1911年，武昌一聲槍響之後，清王朝走到了歷史的盡頭，沒多久中華民國成立了，擺在他們面前的是前朝留下的鴉片問題。此時整個中國到處是骨瘦如柴的「煙鬼」，他們像行屍走肉般地活著，為了弄到鴉片錢，往往不擇手段，導致家破人亡。

因此在民國成立初期，無論是孫中山先生的臨時民國政府，還是後來袁世凱的北洋民國政府，曾多次釋出過禁煙（鴉片煙）法令，開展轟轟烈烈的禁煙（鴉片煙）運動。

政策法令下達之後，禁煙運動原本是朝著良好的局面發展，各省至少表面上嚴格遵循民國政府禁種、禁運、禁販法令，然而一切在袁世凱稱帝後戛然而止。

袁世凱在北京稱帝之後，著名的愛國將軍蔡鍔在紅顏小鳳仙的掩護下，從北京逃回雲南昆明，通電全國擁護共和反對袁世凱稱帝，並與當時雲南督軍唐繼堯一起誓師討袁，發動了後世舉手稱贊的護國戰爭。

打仗向來是三軍未動糧草先行，作為著名的貧困省份-雲南又如何能支撐起如此龐大的戰爭費用。早些年，雲南還能靠種植鴉片擴充套件政府的財政收入，但是民國政府成立之後，當時擔任雲南督軍的蔡鍔為了響應中央的禁煙運動，大力開展禁煙運動，導致雲南財政收入銳減。

於是現任雲南都督的唐繼堯建議暫時在雲南采取開放煙禁的權宜之策，「 設煙厘金，每百兩收滇幣五元，使鴉片運銷和吸食合法化」， 得到一致認同。至此，民國初期轟轟烈烈的禁鴉片運動在袁世凱稱帝之後功虧一簣，西南地區鴉片吸食和種植又重新泛濫。

隨著護國戰爭的爆發，雲南不僅在本省大量種植、販賣鴉片，還隨著護國軍的一起販賣到四川。根據資料，滇軍「屢運大批雲土入川」，以濟軍餉，「滇省煙販恃滇軍包庇，結隊而來，所過煙館林立」，導致「滇省大宗鴉片充斥各地」。

蔡鍔將軍因病去世後，雲南都督唐繼堯不斷擴大鴉片種植面積，1932年，全省煙田面積約224萬畝。1927年前的幾年，雲南每年收入約1100萬元，其中鴉片收入804萬元，1932年鴉片稅收是當年雲南政府總收入的主要來源。

護國戰爭之後，唐繼堯的野心極速膨脹，想讓四川成為雲南鴉片的傾銷地，不僅不退兵，更是不停地向四川增兵，妄想把四川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後期還把目光盯上了廣西。在民國軍閥混戰時期，雲南以一個窮省卻能四處征戰，其中鴉片稅收起到了重要作用。

面對咄咄逼人的滇軍，四川本地軍閥也不甘被人魚肉，他們有樣學樣，同樣采取大開煙禁。1920年爆發的川滇黔戰爭，與其說是勢力範圍的爭奪，不如說是出於鴉片利益的戰爭，結局是滇軍被驅逐出境，隨後四川陷入軍閥們的「鴉片戰爭」之中。

據某些數據統計，到1924年的時候，四川境內大大小小共有20萬軍隊，每年至少需要軍費2400萬元。如何籌集軍費，成了四川大小軍閥最頭痛的事，因此競相大開煙禁，收稅解決軍隊餉源問題。

為了能夠收取更多的罰金、充實軍費、擴軍備戰，四川大小軍閥除了征收煙苗稅、起運稅、印花稅等十幾種雜稅外，為了強迫百姓種植罌粟，甚至還發明「懶稅」，以懲罰因「懶惰」而不種鴉片者（此政策被全國各省軍閥學習）。

原本清末民初的禁煙運動本來已經大大改善了四川鴉片種植和吸食泛濫，但禁煙成果卻被軍閥們頃刻間化為烏有。自此，罌粟種植、鴉片吸食從川東開始至川南和川北再到川西，四川煙禍風起雲湧，比之清末時期的煙禍過之而無不及。

當時的【社會雜誌】曾記載，「四川之煙禍，種吸二者在全國各地恐將均居於第一位。其煙館數目……若能設法將全省為確切之調查，度其數目當不至少於十萬所煙館數目既如此巨大，煙民之多，更可想見。至於產煙數量之巨大，亦堪與煙民之多成正比。」

四川軍閥的鴉片戰爭，先是劉湘、劉文輝與楊森、李家玨等為爭奪川東鴉片產區開戰，後來「二劉」反目，同樣是為鴉片大動幹戈，最後的獲勝者是後來的的四川王-劉湘，其手中的軍隊被廣州國民政府封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軍長。自此，整個四川的鴉片稅收都被其收入懷中，這點可以從第二十一軍的鴉片稅收窺視一二。

廣西雖然受氣候條件所限，鴉片產量非常有限，卻是雲貴煙土重要的過境省份，光是收鴉片過境稅就差不多占了整個稅收：廣西在1932年收入3100萬元，其中鴉片過境稅1588萬元。平白交納這麽多稅收，雲南都督唐繼堯非常不爽。

在川滇黔戰爭敗北之後，雲南唐繼堯開始把目光盯上廣西，此時正值舊桂系已經崩潰，新桂系尚未起來，兩廣局面正在紛亂。唐繼堯認為是他恢復「霸業」的大好機會，也就是為雲南煙土向南開啟出路的大好機會。

1924年他借著討伐駐粵滇軍為名，出兵廣西，滇桂戰爭爆發。當時駐粵滇軍雖然上層將領表面上是反唐的，內幕裏則是千絲萬縷血肉相連的，而販煙土、發洋財更是彼此可以聯合的主要因素，也就是唐繼堯出兵兩廣的主要原因。

此時的廣西統治者為剛剛消滅舊桂東、爭得廣西地盤的新桂系三大巨頭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滇桂戰爭爆發後，新桂系艱難把滇軍擊退，並驅逐出廣西，保住了自己的地盤，也正式確立了新桂系的統治地位。

盡管新桂系取得了勝利，但也只能用慘勝來形容，戰爭後期，已經到了無錢無糧的地步。結果新桂系走了狗屎運，黃紹竑在南寧被圍困的滇軍手裏竟然繳獲了滇軍的20萬兩鴉片， 按照黃的話講「這就等於最後的勝利。這批煙土就是決定新桂系統一廣西、結束滇桂戰爭的最後勝利。」

新桂系正式執政後，整軍經武，軍費開支極大，而其他方面的財政支出也不小，因此鴉片稅收成了救命稻草。黃紹竑曾經說的很直白：「 所謂「禁煙」不過是紙上文章。這個紙上文章更大為軍閥、官僚、土豪、劣紳所利用，作為擴軍的經濟基礎。 」

上行下效，見鴉片利潤如此之高，廣西各級官員都以公謀私，大搞鴉片販運，或提供保護，牟取私利。甚至白崇禧也參與其中。1944年有人親見一輛內載滿鴉片煙土，由大商人押運的車子，從廣南經百色直達南寧，傍晚時分開進白崇禧公館。

其他各省

湖南

與廣西一樣，由於氣候因素，不適宜大規劃種植鴉片，但湖南軍閥們卻一面勒令湘省農民棄田種煙，交納煙土，一面又經營非法的鴉片貿易，征收過境的鴉片稅，獲得巨額的財政收入。

1923年6月到11月，湖南爆發了一場蔡鉅酞、譚延闿同趙恒惕的戰爭，史稱譚趙戰爭。譚趙戰爭爆發的具體原因就是駐守在湘西的蔡鉅猷因私自截留過境而來的貴州鴉片稅收，導致原本就與其不和的省長趙恒惕不滿，引起的一起爭取鴉片稅收的戰爭。

湘軍將領方鼎英所說，「湖南許多次的混戰，表面上雙方都說得振振有詞，實際上是因鴉片問題引起的。」

貴州

民國軍閥統治下的貴州，由於鴉片的大面積種植，鴉片稅收已然成了當地財政的主要來源，遠遠超過當時的田賦和鹽稅收入。1935年，據國民黨中央政府入主貴州時的調查，是貴州無縣不種鴉片。「最盛之時，各縣種植面積總計達800萬畝，占耕地面積約26%」

巨額的鴉片稅收，也讓本地軍閥野心膨脹，不斷地擴充兵力。民國初年，以劉顯世、王文華為代表的興義系軍閥，黔軍擴充至五旅十團，總兵力達三、四萬人。後起之秀的軍閥袁祖銘在軍力鼎盛之際曾擁有6個師，十余萬人，曾先後率兵攻打四川 、湖南。

甘肅

民國初年，張廣建任甘肅都督時，響應中央政府的禁煙政策，禁種、禁吸，以及販賣都得到有效的控制。袁世凱稱帝失敗後，甘肅政局陷入動蕩之中，各地割據勢力迅速崛起，開拓地盤，擴充軍隊，開始軍閥混戰。

重開煙禁者是繼任的甘肅都督陸洪濤，他為了解決軍費的困窘和財政的拮據，大開煙禁，征收煙畝罰款。當地民眾被逼無奈之余，不得不種植較多的鴉片，以應付沈重的苛捐雜稅。後來馮玉祥勢力入主甘肅後，為了問鼎中原，逐鹿天下，名雖禁煙，實則變本加厲，鴉片種植一度泛濫。

山西

山西在清朝是僅次於四川的鴉片吸食、種植大省。自晉商從外省帶回鴉片販賣之後，山西的吸食鴉片之風開始流行，嘉慶年間，吸食鴉片之風已經遍布全山西。按照當時的公布的一些數碼，山西吸食鴉片的人口大約占到了全國的3%。

有需要就會有供給，隨後罌粟種植開始現象，先是在山坡地角試種，後來便在農田大量種植。到了19世紀70年代末，三晉大地已經是遍地罌花盛開，幾乎無縣不種。當時山西某地有首民謠：「十畝田裏八畝煙，留下兩畝雜谷田」，就足以見當時罌粟種植的泛濫。

按道理，山西有如此「良好」的鴉片泛濫基礎，當地軍閥更應該如魚得水，利用種植、販賣鴉片獲取軍費，擴張勢力範圍。然而掌控山西的閻錫山卻是一個另類，上台之後就釋出了「三事」（種棉、造林、牧畜）、「六政」（ 禁煙 、天足、剪發、水利、種樹、蠶桑）等政策。

民國初期的鴉片戰爭中，閻錫山算是軍閥中的一股清流，自掌握山西大權之後，就嚴禁種植和吸食鴉片。1912年在山西某些縣種植的鴉片，快到收割之時，閻錫山派人令農民自行淪陷，民眾當然不允，結果起了沖突，沖動之下農民將閻錫山所派之人用刀刺死。閻錫山聽聞之後，二話不說，火速派兵鎮壓，打死當地許多以種植鴉片為生的農民。

不僅如此，閻錫山還規定山西各縣煙民按癮大小限期戒毒，最多不得超過兩個月，甚至把這個納入當地政府的考核之中。他還在全省各縣設立了26個稽查隊，主要稽查販賣鴉片和私購軍火。到了1928年民國政府成立禁毒委員時，閻錫山還出台了【山西省懲治販毒品暫行條例】，規定凡制造運輸或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者交由臨時軍法會審判在各縣發現者由縣長審判，並處以死刑，公務員庇護他人販毒運毒或有收受賄賂者經審判屬實處以死刑並報省政府核準實行。

除制定法律法規外，閻錫山也經常在公開場合宣傳禁煙，讓人們從思想上遠離煙毒。在 1919 年閻錫山在一所師範傳習所的畢業典禮上對即將畢業的學員進行了禁毒宣傳。除向學生宣傳禁煙思想以外，閻錫山還制定了【家庭須知】，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告誡百姓厲行禁煙。

很可惜，到了1932年，閻錫山發現完全禁止鴉片後，導致山西銀元大量流出時，財政支出入不敷出，為了保住自己的地盤，屠龍者終變惡龍，他放棄之前的嚴格禁毒政策，開始利用鴉片公賣賺錢得利，美其名曰售「戒煙藥餅」。抗日戰爭爆發之後，山西有人諷刺閻錫山所謂的「守土抗戰」是「守住大煙土抗戰」。

此後，除少數幾個省份外，全國各省大小軍閥無不視鴉片為重要財源。一項關於13個地區種煙面積變化的調查顯示，1914年—1919年，種煙面積占耕地面積的3%，到了1929—1933年，這個數碼上升到20%。

民國時期的鴉片泛濫比清朝有過之無不及，1934年國聯第18屆禁煙委員會會議上的美國代表的發言，當年世界除中國外鴉片年產量為1770噸。當時中國的鴉片產量是多少呢？早在1930年的鴉片產量就為驚人的12000噸，相當於世界產值的7倍。

當時的中國人口為4.74億，但全國吸食毒品人員的數量達到驚人的8000萬，占總人口的16.8%，成為當時名副其實的產毒、制毒、吸毒第一大國。

國民政府領導的北伐戰爭勝利之後，迫於禁煙輿論的壓力，頒布了【禁煙暫行章程】，規定不得進口毒品，25歲以上可以領證合法吸食三年（逐年遞減戒毒），收取戒煙藥品稅，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沒有明顯改善泛濫的趨勢。

究其原因是國民政府表面開展禁煙，實則采取「寓禁於征」的政策，收取煙稅充實新政府國庫。而一些腐敗的高級官員、軍隊首領與毒販勾結參與販毒，甚至國民政府領袖蔣介石也是鴉片販賣的既得利益者，上行下效，禁煙也只是做做表面文章。

著名的流氓大亨-杜月笙就是蔣介石在民間的鴉片合夥人，因為政府直接參與販毒名聲終究不好，而杜月笙又有著豐富的鴉片生意經驗的，雙方一拍即合。鴉片為國民政府帶來豐厚的利潤，僅1929年，從上海、江蘇和浙江三地就征得1600萬元禁煙稅。

為了方便杜月笙，蔣介石授予其少將軍銜，並任命為上海禁煙局負責人。杜月笙由此超越另外兩大流氓大亨，成為當時黑道傳奇人物。而蔣介石與軍閥作戰，屢屢能用金錢收買對方的將領和軍隊，也是依靠著豐厚的鴉片稅收支撐。

國民政府即使在抗日戰爭期間，也從未停止販賣毒品，杜月笙多次與戴笠、孔祥熙合作在港、渝、甚至日軍占領區之間運送毒品，倒賣稀缺物資，大發國難財。這一切如果沒有得到蔣介石默許，是基本不可能實作，當然孝敬也是少不了的。

到了後期，民國的販毒品生意進入全球市場，從歐洲到美國都有涉足，據美國政府的記載，在民國時期曾經收繳過大量外包裝打著（中國）全國禁煙局的官方銘印的海洛因毒品。

當然，民國時期的毒品泛濫，侵華日軍也有很大的「功勞」，他們每占領一塊地方，鴉片、嗎啡、海洛因毒品販賣必然隨之而來，吸食者也日益增多。如此一來，日本既能透過販賣毒品賺取侵略擴張的軍費，又能更好的透過毒品奴役殖民統治內的中國人。

「看到滿洲的中國人走向墮落，是心滿意足的。因為吸毒成癮的人是不會去推翻殖民統治的」 。這是一位日本人在東北占領地看到中國人吸食鴉片後的一番感言，其實也代表日本帝國主義的心聲。

作為帝國主義的後起之秀，日本非常善於學習和吸取教訓，他們目睹清朝自鴉片戰爭之後淪為西方列強的魚肉，深刻了解到鴉片的泛濫給個人、社會和國家造成的危害。因此他們嚴厲禁止日本人輸入、吸食鴉片，但另一方面卻制定針對中國的毒品侵略。

日本帝國主義對外發動擴張戰爭，吞並台灣、北韓半島殖民地之後，便開始有計劃地實施毒品侵略計劃，先是開設官方壟斷進口和制造鴉片，設定鴉片專賣制度，台灣、北韓人民有錢就可以購買使用， 但嚴禁在台的日本人吸食鴉片，對出售鴉片給日本人的人處以死刑。

殖民地的鴉片專賣制度為日本當局帶來豐厚的財政收入，例如1898年，日本從台灣鴉片專賣中獲利350萬日元，是當年台灣全部財政收入的46.3%，這無疑讓日本帝國嘗試到了甜頭，也為後期的中國東北、華北、蒙疆、華中、華南等日本占領地提供了豐富的「鴉片經驗」。

1909年，在美國的主導下，清、日、英等在內的13個國家在上海召開萬國禁煙會，透過討論並簽署同意，自即日起，各國要嚴厲取締和禁止嗎啡、鴉片類毒品的制作和銷售，並輸出到其他禁煙國家。

日本表面上同意萬國禁煙會決議，但背地卻加速對中國的毒品侵略，他們利用英國逐漸減少鴉片進口中國的機會，有計劃、有組織地逐年加大對中國的鴉片、嗎啡走私量，迅速填補了英國人空缺的鴉片市場，成為繼英國之後向中國輸出毒品最多的國家。

不僅在殖民地大肆銷售鴉片，日本帝國主義有目的性的透過支持和縱容在華租界的日僑及浪人對中國進行鴉片走私，建立龐大的鴉片毒品販賣網，導致輸入中國鴉片、嗎啡等毒品數量有增不減。其目的無非就是利用毒品來瓦解中國人的抵抗精神，好全面占領和殖民中國。

918事變之前，日本在中國大陸並沒有占據多少領土，因此只能背後慫恿在上海、廈門、天津等日租界內的浪人、日僑建立龐大的鴉片毒品販賣網，采用公開進口和秘密販運的方式，將鴉片和嗎啡等毒品大量輸入中國。

當時有人形容：「從西南邊疆的雲南到塞外高原的內蒙，遍布日本毒品銷售站，滿洲及山東的日本賣藥人，用各種形式售賣嗎啡等違禁藥品。」據關東廳滕原鐵太郎【鴉片制度調查報告】，天津的5000名日僑中70%從事嗎啡等違禁品的批發，當時的天津已然成為世界最大的毒品產地之一，這「功勞」歸日僑及浪人所有。

除了走私大量走私鴉片之外，918事變之後，日本開始在中國占領地還大肆引誘當地農民種植罌粟。早在1910年吞並北韓之後，日本就已經有在殖民地種植罌粟的經驗，北韓在1933一1944年間，每年要種植6000-5000公頃，年產鴉片26000-39000公斤，幾乎全部運往中國。

日本復制北韓的罌粟種植政策，導致東北淪陷地區的罌粟栽培面積急劇增加，罌粟種植地區遍布整個東北地區，熱河、興安、牡丹江、濱江、三江、間島、安東、錦州等省都大量種植罌粟。其中，熱河是東北地區最為主要的罌粟種植地區。

當時有美國記者曾到東北各地旅行觀察，發現境內到處可見罌粟花，回去發表了一份報道：「數千農民已不種大豆，而改種罌粟，因日本人的鼓勵勸告之故。在滿洲坐火車旅行，田野中多不見農作物，映入眼簾的，常是數千頃之廣的罌粟田野。」足以見當時日本在東北推行的鴉片政策有多麽成功。

得益於罌粟的大面積種植，日本針對中國的鴉片侵略政策得到順利實施，當時鴉片煙館在東北遍地開花。偽滿總務廳的報告書中指出： 1936年在181個城市中領有執照的鴉片煙館有3840家，毒品館8400家。兩者相加，這時東北境內共有公開的煙館12240家。

與此同時，由於煙館隨處可見，加上普通人獲得鴉片十分簡單便捷，這也導致東北的鴉片煙民數量急劇上升（如下圖）。

在東北，日本殖民政府不僅公然進行鴉片種植、制作和銷售，連發動「918」事變的關東軍也親自參與鴉片走私，目的無非就是想透過走私販賣毒品牟取暴利，獲取軍需，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

東北大面積的罌粟種植，為日本向華北、華南、香港等地走私鴉片提供了重要基礎條件，後期甚至還向國際走私自種自制的鴉片毒品，獲得了巨款和大量軍需物資。對於日本而言，鴉片毫無疑問地是他們在侵略地區的最佳「武器」。

全面侵華時期，凡是日本所占領之處，必然就有大片罌粟花開，沒有一處不是毒品泛濫。日本利用占領地種植罌粟，除了可以穩定提供鴉片就近專賣，也為其向中國其他未占領之地走私鴉片提供了重要基礎條件，更是達到就近籌集軍需物資的目的。

據有關數據統計，1939年，日本在華北僅各地征收量：河北562000兩、山東2719600兩、山西1411200兩、河南100000兩，其中，山東僅濟南和青島兩地即種植鴉片474602畝，到1940年面積又增加了一倍；1942年，計劃罌粟種植面積，山西41550畝、河南60000畝。

日本不僅在殖民地境內大量種植和制造鴉片毒品，還透過提純制作嗎啡、海洛因等更強效的毒品，進一步將中國打造成他們向世界各國提供各類毒品的種植和制作地。1937年，當時的國聯（類似於現在的聯合國）曾指出： 「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非法「白面」（海洛因）、「麻藥」（嗎啡）都出自日人之手，經常是由日本或在日日人監督下，在天津日租界，大連及其他滿洲、熱河或中國城市所制造的。」

新中國三年禁毒

1949年，新中國成立，政府決定徹底肅清這顆讓近代中國人淪為「東亞病夫」大毒瘤。先是透過基層幹部向全民普及鴉片、嗎啡毒品的危害，然後發動群眾展開戒毒、禁毒運動，另一方面采取「力勸兩頭，斷斬中間」的策略，即規勸吸毒者不吸、種者不種，嚴格打擊制毒販毒。

為了讓大量煙民能早日脫毒，新中國政府在各地成立大量戒煙所，對於屢教不改者，則采取強制戒癮。一直依靠種罌粟為生的農民，新中國政府也免費提供油菜、玉米、小麥等糧食種子，為他們先解決溫飽問題，不再依靠種植罌粟為生。

短短的三年時間，新中國使得種罌粟的不易賣出，吸食者也不易買到，除了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與內地偏僻山區尚有零星種植罌粟外，全國大部份地區先後實作了禁種，基本禁絕了為患百余年的鴉片流毒泛濫之禍害。

此後無論政治多麽動蕩，但政府對鴉片、嗎啡之類毒品的打擊依然沒有放松，在隨後的幾十年裏，釋出數道禁毒的法律，並依靠人民群體的力量，與毒品作鬥爭，與清朝、民國朝令夕改的禁毒運動相比，有著天壤之別。

至此，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新中國以「無毒國」享譽世界近三十年，這在世界禁毒史上是舉世公認的奇跡。當然，這個成功也與當時的國門緊閉有很大關系，所以八十年的改革開放，毒品再一次卷土重來。

兩次大規模武裝剿毒戰

八十年初期，金三角的毒品開始零星走私進入中國，最先遭殃的是雲南省，但這也讓一些人看到「商機」。他們趁邊境戰亂（中越戰爭），滲透和操控基層政權，大規模組織當地居民從事販毒、販槍、銷贓等犯罪活動。

為了掩蓋這些犯罪行為，這些黑惡勢力頭子無視國家法律法規，不僅動用武力，暴力拒法，還屢屢打著民族、宗教的幌子，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沖擊和對抗政府機關，致使地區環境惡性發展，成了一個無法無天的國中之國。

這個中國的哥譚市就是中國雲南文山州的平遠街，很長一段時間上級政府不知道這裏有多少人，因為都不辦戶口和身份證，也不執行計劃生育政策，一些男人公然娶四個老婆，生下多個子女。上級政府更不知道這裏的經濟狀況，因為種地都不交公糧（農業稅），經商也都不納稅。

1987 年，邊境的中越雙方對峙已經趨於緩和，中越關系的改善，也讓中國與長期受越南影響的老撾之間的外交關系實作正常化。老撾憲法明確規定老撾與越南特殊的國與國關系，外交政策和軍事上受越南指導和影響。

中越、中老關系的緩和與正常化，讓緬甸金三角的的大毒梟坤沙高興萬分，因為這意味著他手上的「雙獅地球標」海洛因，可以透過老撾走私進入中國雲南，再透過海運走私到世界各國。

坤沙之所以不能直接透過中緬邊境走私毒品，這是因為當時靠近中國一側的幾個控制區域的大佬彭家聲、鮑有祥、林賢明，曾多次向全世界表明，更是向中國表明，不會再幹毒品的勾當。

大佬們的表態，徹底斷絕坤沙直接透過中緬邊境走私毒品的北上之路。當然，此時的坤沙還可以透過泰國，將手中的毒品走私到世界各地，但風險很大，因此借道中國一直讓他念念不忘。

事實上，坤沙辦事效率極高，1987 年中老關系緩和後，他就立刻透過湄公河，把手上的「雙獅踏地球標」海洛因經老撾走私進入中國雲南的平遠街，與當地毒販沆瀣一氣，把平遠街打造成當時中國最大的毒品集散地。

坤沙的海洛因毒品到達平遠街之後，當地毒梟除了直銷外，還會透過各種渠道販賣到廣東、香港、澳門，再利用海運走私到世界各地。僅是 1991 年，途經平遠街的海洛因保守估計都有 20 噸。

80 年代後期到 90 年代初期，平遠街的毒品交易就像在市場上買菜一樣，外地人到了那裏，當地居民很自然的主動上前招攬生意，毫不掩飾地問到：「你要 4 號(海洛因)嗎？我這裏有雙獅地球標牌，質素比外面的黃皮好多了！鴉片也有……」

於是，雲南平遠街的居民憑借販毒、販槍、銷贓（車）帶來的高額暴利，在 上世紀80 年代人均年收入只有 300 元的年代，率先「脫貧致富」。他們建起了一幢幢造價不菲的豪華別墅，房間裝飾考究，富麗堂皇，一些還有獨立的花園、舞廳、酒吧和遊泳池。

到了（上世紀）90 年代初，平遠街的形勢可以說完全失控，毒販們仗著手中的武器，完全不把當地公安幹警放在眼裏，屢次暴力阻礙執法，違法犯罪肆無忌憚達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

1991 年，一名公安幹警到平遠街辦案，結果被當地毒販抓住抽掉腳筋，成為殘廢。

上帝欲使人滅亡，必先使其瘋狂，平遠街黑惡勢力的囂張跋扈，讓公安部意識到這裏的犯罪問題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在上報中央之後，展開中國第一大規模武裝剿毒行動。

1992 年 8 月 30 日晚，平遠街嚴打行動正式拉開序幕，參戰的部隊總人數多達 3000 余人，除此之外，其它臨近省份，如貴州、廣西等省的武警官兵也處於待命狀態，一旦局勢失控，他們將疾馳增援。

最終，行動歷時 81 天獲得成功，成績斐然，共抓獲懲處 854 名罪犯，其中在抓捕過程中直接擊斃兩名負隅頑抗的毒販，後期還依法判處 12 名罪大惡極的黑惡勢力頭目死刑。但一些毒販的負隅頑抗，也造成我方公安武警官兵三人犧牲，多人受傷。

關於平遠街的詳情，我在下面專欄中的【平遠街黑惡勢力覆滅始末：中國第一次大規模武裝緝毒事件】有詳細介紹，有興趣的可以點選閱讀。

平遠街被端後，讓經常來進高純度海洛因的廣東普寧人陳炳錫失去了貨源，於是他嘗試販賣一種從台灣流傳過來的新型毒品——冰毒。一段時間之後，他發現冰毒不同於海洛因，制作沒那麽復雜，可以人工合成，於是暗地找到一位技術牛人，邀請其到普寧合作賺錢。

陳炳錫找的這位技術牛人，正是後來的網紅大毒梟——化學天才劉招華。在兩人的技術驅動下，他們所在的普寧，連同邊上的陸豐地區，在上世紀90年代分別戴上了「毒帽」，被公安部禁毒局列為重點監管地區。

雖然陸豐地區在後來的毒品圈子很出名，但在當時還只是一個小角色，這裏毒販的技術和經驗非常有限，跟陳炳錫、劉招華沒得比，所以制作的冰毒純度非常差，他們更多是蹭陳炳錫、劉招華兩大毒梟的熱度，

1999年底，陳炳錫、劉招華高達 11 噸多的驚天冰毒大案曝光，兩大毒梟正式進入警方的視線，普寧毒品得到遏制，一舉摘掉了「毒帽」。然而另一邊的陸豐地區，雖然同樣在打擊，但效果非常有限。不過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陸豐的冰毒產量確實呈現緩慢增長的態勢，曾一度摘掉「毒帽」。

然而到了2010年，公安部禁毒局透過大數據分析，全國各地破獲的毒品案件上線不斷指向陸豐。不僅如此，數據還顯示，陸豐近幾年的制毒販毒案件也開始飆升。於是2011年，陸豐再次被公安部禁毒局戴上「毒帽」，並要求當地禁毒辦限期整治，但效果並沒有好轉。

到了2013年年初，公安部禁毒局再次對近三年的涉毒案件相關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全國抓獲的陸豐籍毒販達到了2071名，三年時間增長速度超過30%。此時的陸豐已經成為全國乃至全球最大的冰毒生產地，其產量可以直接影響全國乃至全球的冰毒價格。

公安部禁毒局透過進一步的數據分析，發現這2071名陸豐籍毒販，很多人姓蔡，他們都是來自同一個村子，陸豐「三甲地區」的甲西鎮博社村，也就是後來聞名天下的「中國制毒第一村」，一個以親緣作為紐帶的宗族勢力與制毒、販毒、武裝暴力犯罪相結合的地下冰毒王國。

為了解決陸豐地區涉毒犯罪越來越嚴重的問題，公安部禁毒局秘密派出多個專案小組奔赴一線進行探訪。這些專案小組透過明察暗訪之後，發現像博社村這樣村莊，陸豐地區還有幾個，村民們也都有從事制毒販毒的犯罪行為，可以稱得上「中國制毒第二村」、「中國制毒第三村」。

當然，最嚴重的還是「中國制毒第一村」博社村，根據情報調查顯示，這裏每次出貨（冰毒），基本是以噸為單位。全村10%的人口直接或間接參與了制毒販毒，一些沒有涉及的人員，也起到了融資的作用。

2013年5月7號，時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長劉躍進（湄公河糯康大案的中方負責人）正式約談汕尾和陸豐兩級黨委政府和公安機關的負責人。5月29號劉躍進親自給廣東省公安廳廳長李春生通報了相關的問題。

2013年6月中旬，汕尾、陸豐兩級主要領導和公檢法的一些負責人進行了撤換與調整，36名充當制販毒者的保護傘被查處。而在陸豐至少有12名警察被抓，三名所長、一名副所長，還有一名中隊長。

在隨後幾個月的時候，公安部禁毒局專案小組，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派人潛入博社村，展開「查下水道」（戰前偵查）。緊接著，還調派了先進的無人機進行各種航拍，把博社村77個制毒窩點精準定位，為接下來代號為「雷霆掃毒」的行動做好準備。

2013年12月28日晚上8點，廣東省公安廳指揮中心大樓燈火通明，巨大的電子顯示器上顯示，參與雷霆掃毒行動的汕頭、惠州、梅州、河源等地公安武警戰士朝著各自指定的集結目標前進。

此次行動總共出動3300多名公安、武警，以及邊防部隊戰士，570多輛車，數艘快艇，兩架直升飛機，這是一場大兵團、多警種、海陸空立體化的圍剿戰，同時也是繼1992年平遠街事件之後，中國又一場大規模武裝剿毒戰。

淩晨4點整，雷霆掃毒正式開始，歷時12小時，到下午4點正式結束，共抓捕直接參與制毒販毒成員182名，搗毀制毒工場77個和1個炸藥制造窩點，繳獲冰毒2925公斤、K粉260公斤、制毒原料23噸、槍支9支、子彈62發、手雷1枚、毒資422萬元。

這些繳獲的毒品數量非常恐怖，要知道2014年，全國共查繳的冰毒也只有13000公斤。由此可見，博社村的冰毒產量影響全國乃至全球冰毒價格，並非誇大其詞的說法。

雷霆掃毒行動的重心雖然是博社村，但目的是為了治理整頓陸豐，乃至整個汕尾制毒販毒靡然成風的現象。例如前面所說的中國制毒第二村、第三村，第二天得知訊息後，一半的人都嚇得跑路。

因此根據掌握的情報，汕尾禁毒局開啟史上最大的毒販追逃行動。下圖密密麻麻就是被通緝的制毒販毒通緝人員，總共有400多人，但不是全部，時不時還要更新一下，一般是抓到一個就撤下其資訊，然後就新增一個。

7年之後，即2018年年底，陸豐再次摘掉了「全國禁毒重點整治地區」這一頂「毒帽」，政府在此期間也大力幫助當地農民尋找合法的致富途徑，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常態化發展。

博社村特大制毒販毒集團覆滅之後，世界冰毒產量的頭把交椅開始轉向金三角的泰國境內。2018年，東南亞地區繳獲了116 噸的冰毒，絕大部份來自泰國，遠超中國的繳獲量。而另一種含有麻黃堿以及其它成分的本土創新「拳頭毒品」麻果，泰國也緝獲了 5.15 億片。

關於「中國制毒第一村」博社村的詳細內容，我下面的專欄很快就會更新（已經送出知乎稽核），2萬多字數，講述這是一個什麽樣的村子，以及為什麽迅速崛起，以及為什麽世界冰毒產量的頭把交椅開始轉向金三角的泰國境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