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的短篇小說在二十世紀及其之後的世界文壇，是一個姿色從不突出的水平，而他本人及其作品的特質，向來要比他在文壇所占的分量紮眼。
人為的力量在二十世紀施展得得心應手又肆無忌憚，在各方面對世界進行著重組。茨威格出生的時候，頭頂已經可以感受到電燈的光芒與熱度，胎教期間留聲機唱出的「瑪麗有只小羔羊「說不定還躍動在他嬌嫩的耳膜上，而過不了多久，他大概就可以在父親的懷裏乘著內燃機汽車飛馳在維也納的大道上，再長幾歲就可以載著偽貴族出身的母親開飛機了。然而這一切都只是我基於當時生產力水平的憑空杜撰，在真實境況中並不大可能發生，因為茨威格的父親雖為一代廠主卻十分節制，且依照茨威格的生活作風及其與母親的不和關系，即便真有飛機開，副駕駛上坐的也八成會是女朋友，不止一個。六十年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沒能阻止遠在巴西的茨威格服毒自盡，他所攀越的世紀之交，是非善惡間明確的界限在動蕩中瓦解，向來無關乎人類精神的自然科學無論以何種姿態狂飆也無法觸及到人生的價值所在，相反，透過科技認識到自身復雜性的眾生陷入了一種悲觀的焦慮，因為人被物質的奴役加重了，我們對此表示抗拒的同時，又因恐懼意識固有的不穩定而否定自己，這就是一個「非理性」的惡性迴圈。「非理性」已然無可避免地成了時代的縮寫——也就是尼采說過的，上帝死了。
此時的世界文壇，除了從19世紀後期昇華過來的現實主義，隨著現代化應運而生的現代主義也是一大主流。批判現實主義這個偽命題我就不解釋了，不嚴苛講，此主義可理解為所有文藝作品的通用主義。說下現代主義。
文學界在相當漫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是以亞里士多德的「摹仿說」為圭臬的，即文學所描摹的世界與外部客觀世界完全對等，此理論今天看來可能有點好笑，因為創作幾乎是一定會違反生活邏輯的，單純的描摹現實是對藝術創作的悖離。最先意識到此的一批作家，左手托著尼采，右手抓著弗洛伊德，開始剖析人的內心，批判外部的文明文化，以暴露醜來追求美，此類超現實的真實，大概就是現代主義了。茨威格所屬，是現實還是現代？
答案是哪個都不是，因為他兩邊都沾一點。
茨威格的短篇小說有它過人的地方，最微妙的，是他對心理、情節和人物的權衡。心理是從現代主義那裏拿來的，也是茨威格筆下的重點；情節和人物都是現實主義已有的，詬病茨威格情節鋪設炫技是老生常談，評論家們對文學中瑕疵的執著像極了攝影師對瞬間的守候，任何馬腳一旦被他們捕捉到便會成為永恒的明證，「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此刻是何其的刁鉆毒辣，但也正是這種半瞎的狀態讓他們忽略了隱藏的深謀遠慮，比如茨威格作品中情節和心理根本就不能分開來看，情節為心理服務，二者是有邏輯聯系的。至於人物，茨威格沒有將其完全抽象化，也是極大程度的淡化了其表征。
另外茨威格所處的時代，文學界有個關鍵性的小突破，就是「視點」的革新。巴爾錫克和福樓拜這二位豪爺，前者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閑著沒事就要從故事裏跳出來發表一下他本人的見解，而後者講求「敘事者絕不能比書中人知道得多」，是躲貓貓的高手。茨威格是所有視點混用的。這個說起來簡練，實際上非常細碎，光是人稱就能掰扯到昏天黑地。舉個例子感受一下：
我身邊傳來很低的一聲幹咳，黑暗中一個生澀得像鐵銹似的嘶啞的聲音說：「打擾了，我想給您講個故事。」嘶啞的聲音得到我的默許，繼續說：「幾天前我的朋友R收到一封陌生女人的來信，大致如下——我的兒子昨天死了……」
以上是我對【馬來狂人】和【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的生硬攢掇。「我」遇到一個人，這個人給我講了故事，叫做第一人稱框架結構，事情發生在「幾天前」，所以是回顧視角；故事本身采用的是第三人稱全知視角，但信的內容使得雙重主人公出現，自此又成了第一人稱視角。——如果這些東西你都沒有看下去，而且粗略一掃就覺得心如死灰，那說明你的感受力很強。
這些錯綜的視點轉換，除了供學究把玩，根本毫無趣味，也算不上是茨威格的成就，而是一種創作直覺。
文壇很擠，能否占據高座影響因素太多了。首先，縱觀二十世紀，表現最突出的是英國，上至高爾斯華綏，下到JK羅琳，中間夾著毛姆、歐威爾和蕭伯納，也僅是鳳毛麟角；能折騰的法國人向來走在時代前列，別人還在啟蒙，他們已經高潮——兩次，別人還在玩兒他們玩兒剩下的，他們無意間又搗鼓出了新的東西；美國文學的高度呢，藝術價值倒在其次，更多涉及到一個心理問題，就是一般繁榮得讓人發妒的地方，要是能從中站出來幾個人擺出苦大仇深的表情，反思自己是「迷惘的一代」，那世人一定是會連連稱道的——強盛固有其弊啊，你們明智而又清醒！（快跟我們一起來受難…）總之，他們更容易得到諒解與贊揚；獨挑大梁的蘇俄就不用贅言了；刨去亞非拉這種不起眼但又必須提一下的，後現代作家也是不勝列舉；而在奧地利及整個德語區，文學發展本就相對緩慢，新世紀一下有了布萊希特和卡夫卡，縱使茨威格是除了杜文曼以外二十世紀擁有全球最多讀者的德語小說家，談到德語文學也肯定不會繞過他倆先提茨威格的短篇。其次還有硬性標準的問題，比如，茨威格善用獨白，但獨白大家都用過，可意識流就是新的流派，第一個啃螃蟹的人不論水準如何都必將名垂青史，當然，這點與水平無關，只與其在文壇的分量有關。
和上述才子相比（還沒說詩人），茨威格短篇小說的姿色確實不算突出，但詭吊的是，茨威格本人及其作品中的一些特質，吸重力總是蓋過他作品本身的。
他越掩蓋他的生活，人們就越好奇。
他的短篇小說剖析了無數種人的心理狀態，但最引人註意的永遠是女性角色。
人們費解茨威格作為一個男性，是如何做到將女人心思的婉轉細膩把握得精準無誤的。
我覺得，首先是神經敏感，體悟力強，這是祖師爺賞飯吃，再加上他情感實踐過於豐富，而且和母親關系一直不好——這點蠻重要的，根據我的生活經驗，當你把一個人放在你的敵對位置的時候，往往是你最了解他的時候。所以綜上，茨威格懂女人是不奇怪的。
但這給茨威格帶來傾慕的同時，也有很大一部份女性說他所描寫的癡情苦戀是對女人的輕視和侮辱。
其實，無法實作的愛情有著庸常愛情難以企及的強度，而真情可以打動自我，打動看客，最難打動的便是對方。——此類道理，很多作家都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闡釋過，茨威格只是站在異性的角度，寫出了很多連女人自己都難以表達出來的情愫而已，就這麽簡單。要按照上頭的歪理邪說，很多作家都該被拉出去千刀萬剮。我尤其不能理解部份為此憤憤不平的女權主義者，不僅變相秀出了魔幻主義智商而且深入骨髓的自卑袒露無疑。何況，敘事者和作家本人向來不可等同，這點但凡寫過字兒的人都好理解——寫作時的我和日常中的我，那保證不是一個我！
茨威格的短篇小說難以在文學界拔高，很大程度是源於他筆下的人物缺乏社會根基，不能代表時代，立意也不宏大，言語流於通俗。沒錯，茨威格的作品很好懂，尤其對於有著「圓形思維」的中國讀者來說，它符合我們的審美。這恰恰也是茨威格自己的追求呀，他致力於「為所有人寫作」，而且在被強調邏輯與知識而視情感為低階表達的美帝洗腦的時代，茨威格關註的是人的心靈。
不論小說還是傳記，他筆下的人物總是被激情所支配，性情純粹，追求自由。希特勒會允許滿世界傳播這種理念的人存在嗎？
兩戰期間，向來不為統治階層所歡迎的青年人被軍國主義者利用得最嚴重。對於青年人，煽動他們的妄想可比規勸他們平糊要容易多了。茨威格寫過一本人物傳記，是講代表良知的卡斯特利奧對抗宗教改革家加爾文的。加爾文幾乎囊括了獨裁者的所有缺陷並將其發展到了極限：
「誰提出不同於我的教義，誰就得死。」——如此得狹隘不容，只能源於深藏的自卑，或者單純的偏執。
獨裁者殺人如麻，但他們又往往希望殺得看好一些，最好是「我已經無限寬大，是你逼我太甚讓我不得不殺，殺你也不是我親自動的手」的樣子，其實，這就好比沾滿鮮血的手猛地捂住自己的臉，等手放下來，猙獰的面孔赫然凸顯又徒增狼狽，何其得偽善、怯懦又愚蠢。
幸運點的獨裁者，該是天才和魔鬼的合體，二者分踞繩子兩端，勢均力敵，壓成環狀在交點融為一體，短期內讓人們誤以為是上帝，屈膝崇拜。偏偏大部份獨裁者都只是在扇惑人心方面具有超乎尋常鬼才的庸常人罷了，下場通常是代表自己消滅了自己。
茨威格透徹地分析著這類人的同時，萬沒有想到國界線的另一側，自己山對面的鄰居希特勒有天會對自己的著作進行滅絕式地清掃。
以強權為基礎的歷史既不揚善，也不懲惡，這恐怕也是茨威格的作品自此番打壓後再難受到重視的原因吧。
茨威格或許很為青年人痛惜，畢竟他最看重的一點：激情，被濫用了。不過有時候我也覺得現代社會的人是越來越理智，對於身邊最親近之人的痛楚，不給予無關對錯的首要關懷，反要立足高遠，而對於社會上的陣痛，淚腺卻變得戲劇化的敏感，我想，這應該並不是理性和文明進步的表現，而是基本人文關懷的喪失，是一種根植於你我的，叫做「遠交近攻」的集體潛意識。
茨威格在二十世紀及其之後的文壇大致什麽水平我想我應該表達清楚了。另外，我個人更喜歡看他的傳記作品，比小說通透一些…我到現在還記得當日一口氣看完【心靈的焦灼】，然後憋悶得一夜無眠，慘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