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這一時期,確實是「兵強馬壯者為天子」的武人時代, 但是問題來了,武人時代的社會風氣就真的一定「輕文」嗎?或者再換個問法,掌權的武人就真的一定「輕文」嗎?
已經有部份學者統計發現,唐末五代以來,雖然社會秩序崩壞,但是很多武人卻保有了大量的私家藏書。 事實上,很多武人本身就愛好讀書、藝術,至少愛讀書的武人在五代史料文獻中並不罕見 。
劉鄩:幼有大誌,好兵略,涉獵史傳。寇彥卿:善騎射,好書史。
趙克裕:少為牙將,好讀書,謹儀範,牧伯皆奇待之。
王師範:雅好儒術,少負縱橫之學。其藏書數量竟至萬卷,並有專人負責管理。
王都:令人廣將金帛收市,以得為務,不責貴賤,書至三萬卷,名畫樂器各數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於其府。
宋令詢:知書樂善,動皆由禮
張希崇:素樸厚,尤嗜書,蒞事之余,手不釋卷。
張從訓:讀儒書,精騎射。
趙延壽:稍涉書史。
韓建:建比不知書,治郡之暇,日課學習,遣人於器皿、床榻之上各題其名,建視之既熟,乃漸通文字。
柴榮:善騎射,略通書史、黃老。
朱友倫:幼亦明敏,通【論語】、小學,曉音律。稍長學歐陽詢筆跡,甚得其體勢。
張公鐸:倜儻有節義,好文史之學。
趙延進:涉獵經史,好作詩什。
張永德:涉獵經史,頗善吟詠。
符昭願:謹厚謙約,頗讀書好事。
王處直:楊穿百步之外,別著文詞。
韓仲舉:「誠文武之全才,實偉奇之碩器」,「詩書是敦,文武俱美」。
西方鄴:素探經史,宿蘊縱橫,每於料敵之謀,常中必成之術。
李從珂之子李重吉:多才多藝,聞禮聞詩
周令武:「誌在韜鈐,心通書計」,「有則有儀,多才多藝」。
韓守鈞:正君臣而資孝行,讀周公、孔父之書;挫強暴而羨忠勤,獵樂毅、相如之傳。
當然,上述嗜好讀書的武人只是五代時期廣大武人群體中的一小部份,但另一方面,也能反映出,至少在史書上留下姓名的很多中高層武人,是並不排斥讀書的。
羅紹威這個人十分有特色,不僅擅長文學,還精通音律。據【北夢瑣言】所說,羅紹威碰到幕僚所作之文不合其意時,甚至可以下場親自作文。其文學境界,遠非一般武人所及。 所以當時想來自視甚高的文人羅隱也樂意和羅紹威交往。
李存勖更不用說,「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詞」,「凡用軍,前後隊伍皆以所撰詞授之,使揭聲而唱,謂之禦制」。
鄧小南在【走向再造:試談十世紀前中期的文臣群體】一文中曾提到,唐末五代是「教育趨於社會化,知識普及與文字能力擴充套件下移的時期」,而「活動在社會基層,活動在鄉裏閭巷、佛寺道觀乃至行伍軍教的文士,對於推動這一行程起著關鍵的作用」。
雖然唐代科舉不如後世明清那般平民化,但客觀上仍然推動了文化教育在全社會的普及,至少讓普通老百姓看到了那條上升渠道。唐末的趙犨、趙昶、趙珝三兄弟出身武人世家,但趙犨卻有「 及赴鄉校,誦讀之性出於同輩 」的記載。趙匡胤年少時,也有跟從陳學究學習的記載,而陳學究也是「聚生徒為學」。從這方面來看,當時的「鄉村教育」或許還普遍存在?
另一方面,武人作為唐末五代時期政治的主導者,沒有文化顯然也寸步難行。梁唐晉漢周五朝君主大多出自軍營,卻鮮有輕視文化教育的。就比如上文提到的 韓建,此人任職潼關防禦使兼華州刺史之前,不過一文盲而已,然而出鎮後,便立馬努力讀書學習,雖然史書不載其動機,但想來是為了任官更加稱職。 翟光鄴出任青州防禦使後,有感於青州雕弊,也「好聚書,重儒者,虛齋論議,唯求理道」。顯然也是出於發展地方的目的。
又比如說魏博節度使韓簡,就曾因「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恥之」,於是請文士來給他講解論語。烏震頗好讀書,就「常交儒者,以講誦為樂」,其死於非難後,「燕、趙之士皆嘆惜之「。
除了經史外,當時喜讀兵書的武人也不少,朱友寧、王檀、劉鄩、石敬瑭、馬仁裕、周令武等,都有學習兵書的記載。而【左傳】中由於含有大量軍事戰爭的內容,所以也往往為當時武人所喜。
從上述例子來看,不管是出於服務行政,還是提高軍事素養,亦或是為了不讓人輕視自己,當時的武人讀書還有比較強的功利性。
在我看來,唐末五代的武人政治其實並沒有完全遏制住「尚文」風氣。 與其說存在「重武」風氣,倒不如說「重武」風氣是武人政治引起的表象,而並非是「重武」風氣導致了武人政治的產生。 隨著武人政治逐漸解體,那麽社會上原有的「尚文」風氣,自然也會再度顯現出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