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其中的差別涉及到對自由的理解。
西方傳統當中對自由的理解，其中無法回避的是「意誌」的存在，或者說是以「意誌」為前提的。所謂自由是指「意誌的自由」，自由的主體是意誌。那麽自律指的就是意誌自身對自身的超越，是一種自我否定、自我規範。
很多時候我們把一個人自覺的承擔某種義務、責任認為是自律，但是其實某些情況下這種所謂自律的背後是他律。這是因為這種對義務的自覺承擔並非是出於個體意誌，而主要是出於一種外來的身份。這個身份當然也可以說是一種意誌，但是這並非是個體的意誌，而是一種身份秩序整體性的意誌，ta不屬於具體的個體，這種意誌是抽象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自律是一種「無自由的意誌」。
另一種情況則是相反的，比如說道家反對儒家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這個相傳是莊子說的。就是說莊子覺得不要分什麽聖人、大盜，這些「身份」本就是人為區分的，反而是不自然的。所以莊子是要任自由，不要被這些人為的條條框框給定義了，由此去否定這些「身份」帶來的各種不自然（不自由）的欲望，去歸附自然。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很多時候這會被誤讀為一種無主體的自由，也就是說無限制的自由，想怎麽樣就怎麽樣。相較於「無自由的意誌」，這又成了一種「無意誌的自由」。
這種自律、自由的理解，在近代中國引進這一理念的時候，存在著一種偏差和誤讀。比如在嚴復的【群己權界論】中，一方面是嚴復把西方的自由比附為老莊的任自由（無意誌的自由），另一方面是把群己的邊界問題，也就是個人權利的度的問題，比附為儒家裏面的中庸之道（無自由的意誌），也就是不可偏廢。但是作為一種法、一種權利的自由，也就是本體論層面的自由，一種精神的東西，是被去除掉的。這種誤讀使得自由之主體——意誌的問題被掩蓋了，自律、自由變成了一種邊界問題、度的問題，變成了無根之木。
以上內容大部份來源於鄧曉芒的文章【中國百年西方哲學研究的十大文化錯位】，更詳細的可以閱讀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