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聞同學道一聲「先生」，感懷的是一個尊師重教的時代的到來。而回看中國歷史上，其實「尊師重教」本是傳統，也是在歷史長河中歷久彌新、總體而言保持著的中華民族之美德。
第一屆教師節郵票
主筆 | 姜浩峰
「如果生活在兩千五百多年之前的孔子穿越到當代，他唯一認識的恐怕還是當今的課堂。」8月26日下午，在上海師範大學徐匯校區西一教室，該校分析測試與超算中心王龔主任如此說道。
在第40個教師節即將到來之際，在上海師大建校70周年之際，啟動了國內首個套用在師範生人才培養上的教師教育大模型。【新民周刊】記者在現場所見，師範生在大模型上講授課堂知識，而模型中的數碼人「同學」起立回答問題。師範生如同在小學教室內一樣進行課堂解惑、分析。按照王龔的說法，如此一來，就能夠使得師範生在跨越求學與就業這一階段的時候，亦即在實習期間，盡可能減小對中小學學子求學的影響。可見，這一大模型是在時代前行、科技進步的情況下應運而生，不變的卻是師範院校在師範生培養上的初心，由大模型來培養更多時代所需的大先生。
上海師大校長袁雯表示，教師教育是學校發展的根基，學校借助教育數碼化轉型的契機，不僅能解決師範生培養過程中的核心議題——師德教育的可操作性，更能打破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壁壘，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回看中國的教師節之設立，之演變，之最終落實於每年的9月10日，其實也是在隨時代變遷，不斷摸索如何提倡尊師重教之風，頌揚教育家精神之實！
尊師重教的時代對映
8月28日，北京師範大學海澱校園西二門經過暑期修繕，恢復開放。這意味著新學期就要到來了。師生津津樂道於校門煥然一新之際，也略有遺憾地表示，這兩年新入校的學弟、學妹，無緣見到師大一道風景了。
如今來校報到的新生不禁產生疑問，什麽風景令北師大的師長如此念想？原來，是中科院院士、該校老校長王梓坤！就在四年前，每每在校園裏還能看到一位面容清臒、神態謙和的長者騎著單車，遇到熟人打招呼，還會下車站定，鄭重還禮。這就如同一個為人師者的範例，令人看著欣欣然又肅然起敬。然而，4年前，年逾九旬的王梓坤老校長和老伴一起搬到了郊區居住，北師大的校園裏就似乎缺了點兒什麽。
不過，大家仍能記起1984年12月10日的那份【北京晚報】，頭版刊登了一篇題為【王梓坤校長建議開展尊師重教月活動】的簡訊，其中寫道：「我們建議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尊師重教月的活動，該月的一日即定為全國教師節。」王校長認為，尊師重教月可定在每年二三月或八九月份。王梓坤曾回憶那篇簡訊的出爐。「那一段時間大家都在討論應該如何更加重視教師的地位，我也在不斷思考。12月9日那天清晨，在從家去辦公室一段幾百米的校園小路上，我突然想起相識的北京晚報記者黃天祥。」 王梓坤說，自己想著「設立教師節不應該只是我們教師、知識分子圈兒討論的事情，應該讓全社會都加入進來，讓大家都關註」，也就走到了辦公室，於是立即撥通黃天祥的電話。通話之後，第二天的北京晚報頭版簡訊，實際上將王梓坤校長所說，傳遞到北京的社會層面，成為機關幹部、市民群眾等等的熱議。
王梓坤當年在教學。
黃天祥則稱，自己在當記者前，曾經當過中學老師，因此在電話裏聽到王校長那番激情澎湃之言，自己深有共鳴。因此，他在掛了電話後，馬上整理采訪筆記寫稿，接著送編輯修改，次日就刊發了。這采編上版速度，在1984年來說，已經是非常快的了。
其時，王梓坤向媒體發出的呼籲，本也是一種社會呼聲的疊浪。在「文革」結束之後，一方面，「文革」裏一些遺毒之風還存在著，比如教師社會地位不高，中小學教師遭到歧視乃至被毆打的事件屢屢發生；另一方面，全社會層面也對重新喚起尊師重教之風有許多呼聲。1981年3月，全國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中國民主促進會的17位政協委員聯名送出了一份提案【建議確定全國教師節日期及活動內容案】。提案寫道：「教師擔負著培養四化建設人才的重任，應當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1983年3月，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上，又有十多位政協委員聯名再次提出【為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造成尊師重教的社會風尚，建議恢復教師節案】。
王梓坤的提議見諸媒體以後第五天，1984年12月15日，他與北京師大鐘敬文、啟功、陶大鏞、朱智賢、黃濟、趙擎寰等諸先生采取「聯名上書」的方式，再次提議設立教師節。記者也了解到，當年呼籲設立教師節的，並不止北京師大乃至北京教育界的諸多人士。上海交大附中退休高級教師蔣敏然告訴記者，她是上海師大1980級政教系政教專業畢業，取得法學學士學位，於1984年7月參加工作的。當時，她這一屆畢業生中，就有人提議設立教師節。亦即從專門進行教師教育的院校校長，到尚未跨出校門的、即將成為人民教師的年輕人，都在紛紛呼籲設立教師節。眾多人士的呼籲獲得了國家的高度重視。
1985年1月21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透過了決議，將每年的9月10日定為「教師節」。「我沒想到這麽快就宣布設立教師節，第一個反應是非常非常高興，並立即開始著手準備第一個教師節的慶祝工作。」王梓坤說。
道一聲「先生」感懷時代
蔣敏然到交大附中任教以後，從高中一年級教起。剛大學畢業的她比這些高中生大不了幾歲，可學子們都管她叫「蔣先生」。「同學們與我特別投緣。」蔣敏然說，「剛畢業的時候，我平時周一到周五都住在學校教師宿舍，相當於沒有離開學校。學生遇到困惑也常常在下午下課後到辦公室找我聊天，關系很好。直到今天，我還記得，有些班級的男生看我是年輕女教師，還特別想保護我。」總之，初為人師的蔣敏然，並沒有感覺到交大附中當年的學子有不尊重老師的行為。「我剛踏入工作崗位不久，就遇到國家確定9月10日為教師節。校長組織教師們開了慶祝會，說老師們有了自己的節日。當時就感到很開心，畢竟多了一個慶祝的節點。」蔣敏然道。
蔣敏然記得，在入職教師以前，她確實聽聞社會上有「教師是老九」的說法——盡管她本人沒有遇到社會上有人看低她這個年輕教師的情況，反正自1985年9月10日首屆教師節以後，尊師重教確實成了社會上的主流看法。1985年9月10日，在北師大操場上舉行第一個教師節慶祝大會的時候，4位元北師大教育系的男生悄悄將4卷「白紙」帶進了會場。大會進行到高潮部份時，這4位元男生突然展開「白紙」高舉過頭，「教師萬歲」四個大字格外醒目。
在上海的蔣敏然，也從新聞報道中看到了這一鏡頭。這更堅定了她想要成為一名優秀人民教師的想法。「其實，我剛入職的時候，收入不高。」蔣敏然回憶道，「我記得自己的中學同學，有不少沒考大學的。她們有人被招工進了紡織廠，每個月薪金加獎金，比我的收入高許多。一般技校畢業的同齡人，收入都比當時的我高。不過我那時的想法就是——交給我媽媽45元後，可以留給自己更多的錢，每年旅遊費用多一點了。」蔣敏然還似乎記得，1985年首屆教師節以後，她每月多了5元錢的獎金。「這個記憶不一定準確了，畢竟時間過去四十年了。當時對我而言，最大的樂趣就是把學生培養好。這比發多少錢都重要。」也正因此，1985年首屆教師節前後的另一件事，才是如今蔣敏然記憶猶新的。「這件事對我很重要。我指導學生顧建妹寫的哲學小論文獲得了上海市一等獎。我在1985年暑假的8月份收到她寄來的文章，很快就做了邏輯梳理和修改，另外增加了最後結尾，提升了哲學思辨性和啟發性。此文後續還獲得了華東地區的論文獎。我第一次參加了上海市教育局召開的頒獎典禮。」蔣敏然說，「要知道，那時候的我還是個青年教師，能夠收獲這樣的成果，我從心底裏為自己感到驕傲，也切身感受到教師這一職業的光榮與使命。這是在學校求學期間，哪怕知道日後會擔任教師，也無法感受到的快樂。」
蔣敏然（前排中）大二時與同學去南京學習考察。
蔣敏然聽聞同學道一聲「先生」，感懷的是一個尊師重教的時代的到來。而回看中國歷史上，其實「尊師重教」本是傳統，也是在歷史長河中歷久彌新、總體而言保持著的中華民族之美德。回看的話，近代以來，教師節的動議、設定至少有三次，但最終確定為9月10日，看來是符合歷史邏輯的。
回看三次動議、設定，中國政府網有關「教師節」條目明確記載——
第一次，是在1931年。當時教育界知名教授邰爽秋、程其保等，發起聯絡南京、上海教育界人士，擬定每年6月6日為教師節，並行表【教師節宣言】，提出改善教師待遇、保障教師工作、增進教師修養三專案標。這個「教師節」的誕生不為當時的國民政府所承認，但在全國各地產生了一定影響。從1931年到1938年，民間於公歷6月6日紀念教師節的活動一直沒有停歇。至於中國共產黨方面，當年倒是對6月6日教師節采取認可之態的。一份【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關於紀念「六六」教師節辦法的通知】中明確了三個紀念辦法。
第二次，是上世紀30年代末，國民政府決定將孔子誕辰日8月27日確立為教師節，並頒發了【教師節紀念暫行辦法】，但當時未能在全國推行。
第三次，是在1951年。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共同商定，把5月1日國際勞動節作為中國教師節。
之所以設定5月1日為教師節，其實在於當時全國教育工會成立後納入全國總工會，並確立教育工作者是工人階級的一部份。但是在具體實施中，無法體現教師節的自身特點，全國大多數人只知道五一勞動節，而不知道五一也是教師節。
王梓坤動議設立9月為尊師重教月，其實考慮到了這個月是新學年開學第一個月的緣故。而後，國家確立9月10日為教師節，「是因為此時正值新生入學，透過慶祝教師節可以為學生們樹立尊師重教的良好氛圍」。此外，9月份作為一年中全國性節日相對較少的月份，為集中組織教師節慶祝活動提供了便利，有助於全國範圍內形成尊師重教的濃厚氣氛。
教育越普及化以後呢
王龔表示，之所以如今要研發教師教育大模型，是因為教育越來越普及化，且愈發追求教育公平的當下，對教師教育的要求也越高，希望師範生盡量不要在中小學生中去「試錯」。
古代中國，有尊師重教的傳統。【尚書】中記載：「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說的是上天佑助天下的民眾，為百姓選立君主、師長，為民立君以安民，為民立師以教民。而為君為師者，應當協助上天安撫、安定天下百姓。
這當然是一種尊師重教之說，但也說明，在周秦時期，教師所收的學生，都是貴族，人數很少。而老百姓，也就是民之子，是幾乎不可能接受教育的。就是到了隋唐，科舉制實施以後，能夠接受教育的人也是全國人口中的少數。「你說一所私塾，哪怕書院這樣的學堂能收多少學生呢？有機會參加科舉考試的學生，鳳毛麟角。」王龔對記者說，「但隨著教育的普及化，特別是教育的公平化，也正是在確立9月10日為教師節的上世紀80年代中期，1985年5月【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進一步提出不僅要普及小學教育,而且要普及初中教育,把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作為四化建設的一項根本大業。
教育部近日釋出2023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基本情況。中國共有各級各類學校49.83萬所,學歷教育在校生2.91億人,專任教師1891.78萬人。如此龐大的數據，需要我們更好地去做好教師教育工作。」
蔣敏然回憶，自己進大學時，上海市政府還專門出台過師範生政策，其實就是把當時較好的苗子輸送到師範院校。「當時的口號是科教興國。我們至今仍然感慨當時的政策，也確實造就了一代教師隊伍。」蔣敏然說，「在教育普及化以後，未來，我相信如果孔夫子再穿越到未來，仍然能夠認得課堂的樣子，而更為關鍵的是，優秀的教師在教師隊伍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托起民族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