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答案, 歸根結底,應該是這個國家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和一套提供保證的制度體系。
信用貨幣制度下,貨幣數量可多可少,仿佛大海有潮汐潮漲,但貨幣的價值可不能輕易的「隨波逐流」,貨幣價值這艘「船」的穩定取決於它的「錨」。
何謂貨幣的「錨」呢?
在貴金屬充當貨幣的時代,貨幣是不需要 「錨」的,因為貴金屬的開采、冶煉、鑄造以及分布的不平衡(稀缺)約束著它的供給,金銀的價值就是貨幣的「錨」。到了信用貨幣制度下就不一樣了,得益於偉大中華民族發明的印刷術和造紙術,印刷紙幣的成本是很低的,總不好說造紙和印刷的成本就是這張紙幣的「錨」吧。
自打有了紙幣以後,貨幣就一直在尋「錨」。早期中國錢莊的銀票和美國發行的「銀行券」、「金幣券」、「銀幣券」之類的,盡管其形態是紙幣,但是它的「錨」好定,因為他們都可以立馬換成等價值的貴金屬,所謂「見票即付」是也。貴金屬本位下的紙幣之「錨」就是它所能兌付的黃金、白銀。
但是大蕭條的到來,卻從表面到內涵徹底改變了紙幣。原先美國的金幣券印著「In Gold Coin Payable to the Bearer on Demand」(向持票人兌付金幣)。為了應付大蕭條和戰爭,歐美各國廢除了貴金屬本位制度(盡管中間也短暫恢復了一段時期),美元替代了金幣券,「向持票人兌付金幣」的字樣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This note is legal tender for all debts,public and private」(本法定貨幣可用於支付一切公私債務)。盡管美國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1盎司黃金價值35美元的法定價格,但是政府宣布進行黃金管制,強制美國公民將手中黃金換成美元,並禁止公眾在國內擁有黃金或從國外購買黃金。所謂的「1盎司黃金價值35美元」也就是說說而已,你要真想將手中的美元換成黃金給老婆打個項鏈、戒指啥的,門兒都沒有!
二戰之後,美國在西方世界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雙掛鉤機制--美元與黃金掛鉤(1盎司黃金價值35美元),其他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保持一個固定匯率)。西方各國畢竟不是自己國家的公民,盡管在美國國內美元是無法換成黃金,但是西方各國是可以拿著手中的美元找美國政府按照1盎司黃金35美元的價格兌換成黃金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後文會有詳細介紹),世界貨幣進入了「牙買加體系」,簡而言之就是世界各國的貨幣「放飛自我」,不再與任何東西掛鉤,匯率自由浮動。
「放飛自我」的後果是嚴重的,有些國家不僅是「放飛」簡直是「放縱」,比如津巴布韋發行的貨幣,其票面數碼「1」後面有幾個「0」,不花點時間還真是數不清,其最大面值貨幣100萬億(請拿紙和筆自己算有幾個0,手指頭是不夠用的)。但是其價值恐怕和廢紙沒有太大區別(根據2019年12月9日匯率,1元人民幣可以換8693940286津巴布韋元)。當然,這樣的貨幣即使再「法定」,本國公民也是不會接受的。
脫「錨」的貨幣恐怕還是要尋「錨」。許多國家開始再次將自己的貨幣與美元掛鉤,以美元為「錨」。這點尤其在拉美國家比較普遍。厄瓜多爾甚至宣布廢除本國貨幣蘇克瑞,直接以美元作為該國的流通貨幣;巴拿馬除了使用其本國貨幣巴波亞之外,還將美元設為法定貨幣。還有一些國家和地區采取貨幣局制度。貨幣局制度下,政府以立法形式明確規定,承諾本幣與某一確定的外國貨幣(美元)之間可以以固定比率進行無限制兌換,並要求貨幣當局確保這一兌換義務的實作的。
這說明,實力弱小的國家或地區一般會釘住一種強勢貨幣,以此貨幣作為本國貨幣的「錨」,本國貨幣的發行,以「錨」貨幣的外匯儲備為發行保證。比較典型的就是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將7.8港幣兌1美元作為固定匯率,只允許一個很小的波動的範圍。當港升值到7.75美元兌換1美元的時候,香港金管局就會買入美元投放港幣以使港幣兌美元匯率回到7.8;當貶值大7.85港幣兌1美元的時候,就會賣出美元買入港幣。每發行7.8元港幣,必須要有1美元的外匯儲備作為保證。大家可以仔細看一港幣,不同面額的港幣盡管圖案不一樣,但都有四個字「憑票即付」,「即付」的就是美元,港幣持有者可以隨時到銀行兌換成美元。
對於香港這樣的小型經濟體,由於其經濟自由度高,屬開放性經濟體,這樣的匯率制度有助於穩定香港經濟,減低外國經濟及匯率上的波動對香港造成的沖擊,亦可減低與香港從事貿易及外國投資者在香港投資的匯率風險。此外,香港的原材料、食品與消費品等,大部份依賴進口(用美元支付或標價),固定匯率亦可穩定香港的物價。但是貨幣局制度不是沒有代價的,那就是失去了貨幣的發行權利,這也就意味著沒有了貨幣調控的權利。因為貨幣發行完全取決於美元的流入多少,政府無法決定發行多少貨幣,這也是實行聯系匯率制度的國家或地區只有貨幣局(金融管理局)沒有中央銀行的原因。
而更大的問題在於美元自己也沒「錨」,尤其金融危機後,一輪輪的量化寬松,滾滾美元洪流「飛」向全世界,許多國家開始了「去美元化」。
那麽究竟信用貨幣該以什麽為「錨」呢?關於這點,議論紛紛。中國學者周其仁提出以中央銀行行長為錨。他認為,「在由活生生的人組成的經濟裏,‘非人格化的制度安排’,終究受制於在傳統、歷史教訓、現實的經濟政治力量等約束下的人的行為」,因此幣值的穩定取決於中央銀行行長是否能頂住壓力堅守原則。在他看來,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克爾就是美元重建的「央行行長之錨」。顯然這一看法具有濃厚的貨幣主義學派的味道。
HBnLh">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和金融學教授柏德烈·博爾頓和中國學者黃海洲提出了國家資本結構理論。他們借鑒金融學中公司財務理論,將國家比作是一個公司,而公民則是公司的股東。一國的主權貨幣和以及本國貨幣的國債相當於「股票」,而無論是公民還是政府從其他國家借入的錢相當於是公司「債務」。
當一國超發貨幣造成通脹的時候,相當於公司在股票市場上增發,在一國經濟水平沒有發展的情況下,「股本」被稀釋,「股票」價格自然下跌。向其他國家借錢固然不會存在稀釋「股本」的問題,但是債務多了就會有破產的風險。一個國家應該借多少外債、發行多少貨幣、增加多少外匯儲備?是個大問題。他們認為,國家一方面應盡量少借外債以減少國家破產風險,但過量發行貨幣或以本國貨幣發行國債(股票)又會增加通貨膨脹(稀釋成本),最優資本結構應使二者達到平衡。外匯儲備則可以減少由外債引發的國家破產風險。不論是股權融資(發貨幣)還是債務融資(借外債),資金應該投向收益為正的專案,這樣才能使「股票」增值。如果資金投向無效的專案,那麽要麽導致「股票」跌價(通貨膨脹、貨幣貶值),要麽引發債務危機。
其實無論是以「中央銀行行長」為「錨」,還是以別國貨幣為「錨」,任何一個國家要想貨幣幣值能夠長期保持穩定,不會大起大落,不會大振幅貶值,都必須找到一種方法,讓全世界都相信,你做出的關於通貨膨脹的承諾是可信的、可靠的。一種貨幣是否能在全球範圍內流通,最關鍵的也是建立起讓全世界都承認的信用。歸根結底,一國貨幣的「錨」應該是這個國家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和一套提供保證的制度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