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将辽东女真部落安置在辽东都护府，让这些原始部落的人开启半封建社会进程，经历了两百余年的民族融合，女真各个部落汉化程度越来越高，随着明帝国万历三大征的失败，辽东的明朝政治威信日益下降，女真各个部落不甘受到明帝国腐败官僚体系压迫而逐步走向联合。
我们看到女真各个部落在不断攻伐合并过程中引发了辽东局势的重新洗牌，明帝国政治控制力下降为女真和沙皇远东殖民军团腾出了空间。
沙皇俄国的远东殖民军团以哥萨克骑兵为主，依托在远东港口设立的堡垒而进行跨境抢劫，女真与沙皇殖民军团日常的摩擦非常频繁，汉化的女真用大明帝国的先进火器和军队制式武备将沙皇殖民军团压制在一定活动空间内，受制于女真和大明帝国的地缘政治威胁，沙皇俄国一直保持保守的战略对待远东大明帝国。
满洲八旗的综合战力被誉为当时地表最强的陆军，军民一体的制度让满清具有高度的政治动员能力，战时为兵，平时务农渔猎，这让满清经济和军事处于可持续互补的平衡状态。
明帝国在进入崇祯十七年的时候，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农民军兵锋指向山西和京畿地区，面对明帝国内部矛盾到了最激化的状态，满清贵族们达成共识借机入关窥伺天下。
当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和豪格带领八旗精锐在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引路下进入到河北和山东，整个大明帝国的北方陷入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北京城成为一座孤城，崇祯皇帝坚守天子守国门的理念，他要用自己的死社稷来捍卫帝国的尊严。
很显然，李自成在北京城内部东林党和宦官集团投降派接应下进入了京师，大明帝国的统治被推翻。北京称大顺，北方在法统上归李自成大顺军，而入关的清军和平西伯吴三桂则是打着给崇祯报仇旗号来对阵大顺政权。
明帝国内部的政变，远东的沙皇殖民军团是无法及时掌控情报的，他们在漠河地区保持战略守势以巩固自己的殖民据点，满清也留足了监控沙俄殖民势力的军力。
新兴的游牧民族政权对上了明帝国农民起义军，双方的军力差距明星，满清八旗长期与明帝国精锐关宁军对阵锻造出优良的军事素养，而大顺军以流民为主的军队缺乏系统军事训练和优良军备保障及明确的政治目标，两下相较，高下立判。
大顺军与吴三桂关宁军决战一片石，满清助战关宁军，在战略和战术双失误情况下大顺军节节败退，李自成匆忙在北京称帝后撤离河北重回陕西，以河南和山西及山东为战略缓冲与满清周旋。
满清依靠汉人地主们的支持，在带路党东林党杰出代表洪承畴和关宁军吴三桂等辅助下，自北向南完成了他们祖先金朝统一华夏的政治目标。
沙俄的殖民军团后知后觉明帝国的倒塌，当北方游牧民族满清帝国成立后，远东殖民军负责人才向沙皇通报了中国政变的情况。而沙皇此时已经开启了在欧亚大陆殖民扩张计划，他从自己欧洲各国国王亲戚那里学到了殖民经验。
对于中国从汉人政权变成了后金政府，沙皇没有太大的概念，毕竟明帝国与沙皇没有大规模交手过的记录，双方保持相当时间的和平对峙。后金与沙皇远东殖民军团有过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双方互有胜负，沙皇得到远东前线报告是喜盖过忧，由此沙皇做出狂妄的单边决策让满清臣服沙皇也是符合逻辑的。
随着沙皇俄国和满清帝国的接触，沙皇对于中国殖民野心和欲望不断增长，远东殖民军团对中国辽东发起殖民战争，到了清康熙之时不得不派出帝国军队抵抗侵略，经历残酷的反侵略战斗，满清帝国在当地中国少数民族协助下获得最后的胜利，双方签署了【尼布楚条约】。
这个条约确立双方的边界和势力范围，我们从迟子建的【额尔吉纳河右岸】可以溯源到那段历史下的中国民众的悲欢离合。到了满清帝国末期，沙皇俄国开启全面的殖民战争，满清帝国签署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
我们溯源历史可以看到国与国之间的恩怨不是一个阶段的矛盾，而是需要放到许多历史时期进行连续的考量。沙皇俄国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广义上的政治关联可以溯源到蒙古帝国时期，成吉思汗的子孙对俄罗斯公国的殖民统治。攻守易势，当中国的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不利导致综合国力下降，周围的新兴政权就会产生觊觎之心，如沙皇俄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满清帝国将沙皇俄国称为红夷，后金自认自己接受汉化实行礼教而是华夏衣冠继承者，文明的进化需要这么一个过程，先进生产力产生了无法阻挡的魅力，当先进生产带来了新的社会生产关系，那么新兴的统治阶层就会将自己创新的文化和理念变成社会契约精神来推广，也就是我们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