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美国防部长宣称「中俄盟友加起来还不到10个」？

最近流传一篇很广的研究论文，LOUIS-VINCENT GAVE 的<The Revenge Of The Ottoman Empire>

https://research.gavekal.com/article/the-revenge-of-the-ottoman-empire/

这篇论文从西方人的视角观察到了一个针对美国进行全方位替代的中国体系正在形成。冷战之后的单一世界格局稳定态正在迅速分叉为多世界激烈竞争态。多世界激烈竞争态最容易勾起的西方人被苏联集团支配的恐惧。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记忆，西方人注定会以一种你死我活的心态来应对来竞争。有趣的是，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国人更多的是一种如履薄冰将信将疑的态度。中国人这种态度同样是来自于对苏联的记忆，只是更多的来自于苏联模式全面失败的记忆。苏联在基础科学，工业技术，货币经济上独立于西方世界另起炉灶的尝试在数十年的实践中逐渐走向自我封闭与停滞，最后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分崩离析。今天中国要实践同样的尝试如何能保证成功？2018年贸易战开始之后，中国还有机会通过改善中美关系尽量避免回答这道问题；但是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针对俄罗斯的极限制裁使得西方体系提供的诸多无风险保障机制对于中国迅速风险化。因此中国势必要去塑造一套全新的无风险保障机制。至此，整个脱钩进程由2022年前的美方单向脱钩演变为了中美双向脱钩。这种脱钩既然无法避免，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回答清楚这一问题——在全方位替代西方体系的实践中，中国如何才能避免苏联式自我封闭的结局？

回答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在于中国应该如何去构建一个高质量的外循环。一个高质量的内循环当然是实现全方位替代的必要前提，但是仅有内循环最终必定走向苏联式的自我封闭之路。然而发展高质量的外循环恰恰是最令人没有信心的部分。因为过往几十年，中国一直没有类似北约、欧盟这样价值观一致，协调行动的国际盟友。中国合作伙伴，有财力国力相对不错的比如沙特、阿联酋、巴西、新加坡，但大部分还是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最令人焦虑的是，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交往过程中几乎都采取一种骑墙的姿态，比如杜特尔特时代的菲律宾，与中国关系非常不错，但现在又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2023上半年沙特伊朗在中国撮合下建交，很多人认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中东地区正在形成，但是下半年又传出沙特正在与美国谈判寻求与以色列建交。甚至连所谓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巴铁」巴基斯坦，也不是向中国一边倒的国际盟友，实际上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关系相当不错，他们一直接受美国各种援助与美国共享情报。在中国外循环的实践中，中国合作伙伴普遍具有「骑墙"偏好，基本上看不到俄乌战争中，G7,北约这样紧密抱团一致对外的朋友圈。

以20世纪以来的国际政治实践来看，一个高度忠诚（或者说高度受控的）「朋友圈」是大国博弈的必要条件。但这似乎并不是中国的一贯政治传统。没有「朋友圈」，并不是在1978年后才开始的。50-70年代美苏冷战期间，大国强迫小国弱国选边站一边倒是普遍的政治惯例。但是中国完全不采取这种做法。最典型就是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中国牺牲了百万志愿军帮助朝鲜打赢了朝鲜战争。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当然有权获得被援助国的部分权益作为战争支出的对价，比如在被援助国长期驻军。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的确留下了一只25万志愿军一边驻守朝鲜一边援助建设。但是这只驻军最终引发了朝鲜内部延安派和苏联派的斗争。1956年中苏发分歧日益扩大后，金正日加速倒向苏联。利用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运动借机清理了朝鲜内部的延安派，延安派主要领导人最终流亡中国，史称八月宗派事件。八月宗派事件后中朝关系陷入了低谷，朝鲜为了解决驻朝鲜志愿军问题，甚至不惜提出让美国为首的联合国介入朝鲜来解决占领军问题。经过2年的反复谈判，最终中国同意撤出全部志愿军。至此中国以牺牲百万志愿军并没有换来一个忠诚的（受控的）盟友，甚至自己亲自解除了控制盟友的缰绳。

如果你认为中朝关系的弱势处理是因为新中国刚成立力有不逮且缺乏外交经验导致那就错了。如果我们检视整个中国历史可以发现，这种容忍盟友骑墙的政治策略实际上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传统。汉代是出了名的对外强势王朝。在国人普遍记忆中，汉朝对西域各国采取的是一种「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震慑性高压控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汉书.西域列传.六十六>中记载了一段，汉朝与乌孙国的交往历史。

乌孙是位于现今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与新疆交界处的游牧民族国家。在汉文帝时被月氏击溃，乌孙首领逃到匈奴，在匈奴的支持下在伊犁河谷复国，至此乌孙一直是匈奴的属国。乌孙与汉朝的关系始于汉武帝元封年间(前111年十月－前104年)，此时距离霍去病消灭南匈奴的漠北之战已经过去了近十年。汉朝将漠南的匈奴势力全部扫平，并且控制了河西走廊和西域诸国。匈奴部落被迫北迁至贫瘠而寒冷的漠北地区，面对更大的生存压力匈奴开始侵略乌孙这些原先的属国来寻求生存空间。

面对匈奴的入侵，乌孙王猎骄靡非常恐惧，便派人出使汉朝，献上一千匹马作为聘礼请求迎娶汉朝公主为妻。汉武帝派遣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公主进行和亲。乌孙与汉朝建立和亲关系后，匈奴忌惮于汉朝势力停止了侵袭，但是也派出了自己的匈奴公主与猎骄靡和亲。猎骄靡将汉公主封为右夫人,匈奴公主为左夫人。自此以左右夫人为首在乌孙国内形成了汉朝派与匈奴派的平衡。

猎骄靡死前将王位传给其孙子军须靡，由于草原部落一直有「父死娶母，兄死娶嫂「的习俗，猎骄靡并要求军须靡迎娶细君公主。细君公主不从上书汉武帝，汉武帝令其"从胡俗「.细君公主不久死去，军须靡又向汉朝迎娶了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公主。军须靡与解忧公主之间没有孩子，但是与匈奴左夫人生了一个孩子叫泥靡。军须靡死前泥靡还幼小，于是将王位传给了他的堂弟翁归靡，并告诉他

等泥靡长大了你要把国家还给他。翁归靡又娶了解忧公主，生了三男两女，长子叫元贵靡。到了汉昭帝时，匈奴吞并了车师国，又开始准备吞并乌孙。汉昭帝死汉宣帝即位，解忧公主上书汉宣帝说：

匈奴吞并了乌孙大片土地，然后要挟乌孙交出汉公主。解忧公主说服翁归靡出动乌孙一半军队约五万人与汉朝合并反击匈奴。本始三年(前71年)汉宣帝出动十五万精兵分五路与校尉常惠、翁归靡联合指挥下的乌孙军队合击匈奴，结果大获全胜，常惠被封为长罗候。七年之后，元康二年，翁归靡通过常惠上书汉庭

翁归靡想让他的儿子元贵靡继续赢取汉朝公主，并且彻底断绝与匈奴的从属关系。这一请求在汉朝朝廷内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大鸿胪(管理外交事务的主官)萧望之认为

乌孙地方太远，一旦出现变故汉朝无法确保他们的安全，不能许可这样的请求。但是汉宣帝考虑到翁归靡为击溃匈奴立了大功，还是答应先迎取聘礼，乌孙彻底内附汉朝的事情另行商议。汉宣帝选择解忧公主的弟弟的女儿相夫为公主，派遣长罗候常惠护送相夫公主去乌孙与元贵靡和亲。当和亲的队伍走到敦煌这里的时，常惠收到了乌孙的情报，翁归靡已经死了，乌孙各个部落的贵人共同决定遵守军须靡与翁归靡即位时的约定将王位传于泥靡。常惠上书朝廷

常惠想独自去乌孙，问责乌孙人为什么不立元贵靡为王，得到合理的答复后然后再将公主送去乌孙。这一建议又在汉朝朝堂上引发了争议。大鸿胪萧望之认为

乌孙本来就是在汉朝和匈奴之间骑墙，很难让他们一边倒。解忧公主在乌孙四十多年，和两任乌孙王并没有多深的感情，边境也不算太平。如果现在以元贵靡没有获得王位而把和亲公主撤回，那么我们就向蛮夷们展示了我们汉朝的诚信。如果公主强硬前往和亲，那么汉朝的边境就会兴起战争。最后汉宣帝同意了萧望之的建议撤回了公主。

泥靡即位后又迎娶了解忧公主，生了一个孩子鸱靡。泥靡对民众非常残暴而且与解忧公主的关系非常不好。汉朝使臣魏和意、任昌出使乌孙时，解忧公主与他们密谋说「泥靡不得人心，诛杀他并不难」。于是魏和意、任昌在宴会上拔剑刺杀泥靡，但是失败了，泥靡受重伤骑马逃走。泥靡的儿子细沈瘦，派兵将解忧公主与魏，任二人围在赤谷城数月。最后西域都护郑吉联合西域诸国联军发兵营救，解忧公主和和意、任昌才得以逃脱。

汉朝派遣，中郎将张遵，长史张翁，副使季都组成使团以治疗泥靡的名义安抚乌孙。魏和意、任昌被槛送长安斩首。张翁负责审问解忧公主密谋刺杀之事，公主不服，张翁抓住公主的头大骂。公主上书朝廷，将张翁召回赐死。季都负责为泥靡疗伤，泥靡伤愈后带了几十匹马送给他。季都回到朝廷，因为他没有在疗伤的时候趁机除掉泥靡，而被处以宫刑。

翁归靡的匈奴左夫人生下的儿子乌就屠，在泥靡被击伤的时候逃回了匈奴，然后从匈奴搬来了救兵，将泥靡杀掉，自立为王。汉朝派遣破羌将军辛武贤领一万五千兵马，准备讨伐乌就屠。与乌就屠关系甚密的右将军的妻子是解忧公主的侍女冯夫人。西域都护郑吉策动冯夫人劝说乌就屠，如果汉朝真出兵，必定剿灭匈奴派，不如投降。乌就屠非常恐惧说

我愿意做小王。最后汉朝立元贵靡为大乌孙王领六万户，立乌就屠为小乌孙王领四万户。元贵靡死后，解忧公主已经近70岁，甘露三年(前51年)她上书朝廷请求归骸骨，葬汉地.朝廷答应了她的请求将她接回，最后终老于长安。

从汉武帝元封年间细君公主和亲乌孙到汉宣帝甘露三年解忧公主终老长安，在汉朝与乌孙近60多年的同盟关系中，乌孙自始自终都采取"骑墙"策略。骑墙是源自于乌孙自己的安全诉求。乌孙离汉朝远而距离匈奴近，因此通过匈奴左夫人来维持匈奴的关系可以尽可能的降低匈奴对自己的觊觎之心。但是乌孙能维持骑墙策略如此之久，更多的归功于汉朝的理智、冷静、克制的现实主义外交策略。当翁归靡想彻底断绝匈奴关系请求内附的时候，萧望之断然拒绝了他；当长罗候想要为了元贵靡的王位而降罪乌孙的时候，萧望之又断然拒绝了这种请求。

萧望之说「乌孙持两端，难约结",汉朝的决策者认清了乌孙这些西域国家的本质需求就是通过「骑墙」来维持自己的安全利益。这种需求源自于他们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是一种寡头贵族均衡的模式，而不是中原王朝一家独大的模式，在这种寡头贵族均衡模式下，寡头共主个人喜好并不能决定整个国家的走向。当翁归靡向汉宣帝求救时说，「昆弥愿发国半精兵,自给人马五万骑,尽力击匈奴「。在我们中国人意识中，遇到外敌大规模入侵，那就应该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乌孙为何只发半国精兵？最后汉朝册封元贵靡时给出了答案，汉公主一系的元贵靡掌握六万户，匈奴公主一系的乌就屠掌握四万户。翁归靡要反击匈奴，匈奴派的4万户不但不可能参与反击，反而可能成为匈奴的内应，翁归靡能够动用的也就时5-6万户也是国半精兵。

汉朝统治者认清了盟友骑墙的这种政治现实，那么他们就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尽力维护盟国内部这种骑墙态势的持续稳定。汉朝难道不想要一个完全听话的盟友吗？汉朝当然想要，否则就不会为了解忧公主的儿子元贵靡上位十几年里煞费苦心与乌孙匈奴派周旋。但是汉朝想要听自己话的代理人上位前提是代理人上位的方式要照顾到各个派系的利益不受损失，情感不受伤害。因为只有这样上位的代理人，他才可能以最低的成本来实现盟国的稳定管理。一旦盟国内部的骑墙派系丧失稳定，那么就意味着，汉朝需要通过军事介入来代替代理人维持稳定。这便是萧望之说的:"乌孙绝域，变故难保"。

在刺杀泥靡这个阴谋中，魏和意、张翁、季都 三者受到的离奇惩罚。魏和意与任昌两人刺杀泥靡被斩首意味着汉朝不同意刺杀这个做法。审问解忧公主的张翁最后也被杀，又说明朝廷是认同解忧公主的刺杀策略；最离奇的是，季都本身就被派遣去治疗泥靡，但是最后朝廷怪他把泥靡治好了而不是借机弄死泥靡而被宫刑，这又说明汉朝的确是想让泥靡死。

那么汉朝到底想不想让泥靡死呢？如果我们把乌孙内部的派系纳入进来考量，这种怪异的惩罚就很好解释了。魏和意与任昌，明目张胆的刺杀泥靡就会激起乌孙内部匈奴派的不满。汉朝当然想弄死泥靡而让元贵靡上位，但是前提是不能激怒乌孙贵人特别是贵人中的匈奴派。因为泥靡的即位是由军须靡的遗嘱确立，这个遗嘱受到了乌孙各个派系的贵人们一致承认的，明着刺杀泥靡就激起了乌孙匈奴派的愤怒。

为了平息匈奴派的愤怒，汉朝随即派出 张翁去审问解忧公主，季都去治疗泥靡。张翁的审问应该是装装样子演演戏走个过场给匈奴派一个交代就是完事了，但是他假戏真做触怒了解忧公主，最后被杀。朝廷派季都去治疗泥靡即是安抚乌孙匈奴派，也是借着治病了解泥靡的伤势。公元前的草原上缺医少药重伤不治而死亡是常态。泥靡的重伤要请汉使带药来治疗，说明乌孙人自己已经束手无策。此时季都只要放任不管让泥靡自己死去汉朝目的就达到了。泥靡自然死亡即不会激怒乌孙的匈奴派，又可以让云贵靡合理合法的顺利即位。但是季都也假戏真做把泥靡给治好了，从事后泥靡送马情节来看大概率他是被策反了，所以他回了长安就被处以宫刑。

元贵靡的上位为什么一定要照顾乌孙匈奴派的利益与感受呢？当时的汉朝是没有「虽远必诛"的能力吗？显然不是的，无论是常惠率领下击溃匈奴的十五万汉军，还是破羌将军辛武贤准备族灭乌就屠的一万军队，都足以说明汉朝有能力在西域任何地方投入军事力量镇压必要的反叛。那么汉朝能不能通过武装介入稳定元贵靡的统治呢？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这种策略套用萧望之的说法:"此非中国之福也「.

什么是中国之福呢？萧望之说「令少主以元贵靡不立而还，信无负于夷狄，中国之福也"。萧望之的用词是很精妙的，他用「夷狄「而不用「乌孙「。这一词之差显示出了萧望之与常惠之间的不同格局和眼光。常惠这些前线指挥官只着眼于乌孙一国的得失，而作为汉朝外交总负责人萧望之是站在中国利益层面上考虑与整个西域的关系。西域大大小小的国家三十六个，这些国家基本上都采取乌孙一样的骑墙模式。如果汉朝在乌孙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破坏乌孙内部匈奴派的利益，那么失信的将不只乌孙一国，而是整个西域的所有同盟国家。每个盟国中的匈奴派都会为自己的前途担心，这样西域各个国家都会陷入不稳定，而汉朝不可能为每一个盟国投入军事力量帮助他们维持稳定，最终汉朝的整个西域都护府就会陷入到内战之中而分崩离析。反过来，汉朝如果遵守了军须靡的遗嘱维护了乌孙匈奴派的利益，不仅现有骑墙的西域国家会维持稳定，而且向匈奴一边倒的核心盟国也会出现松动。因为与汉朝结盟的国家匈奴派的利益会得到汉朝的承认和维护，那么这些匈奴核心盟国的背叛成本就大大降低了。

汉朝对盟友骑墙权的维护本质上是在对盟国实行一种「软影响」。这种「软影响」与近现代强权国家对弱国施行的「硬控制」有巨大的差异。「硬控制」模式起源于大航海时代的殖民统治。在大航海时代，无论是征服美洲，印度，非洲，亚洲，欧洲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代差。基于这种代差促使殖民者形成了以「实力-占领-清洗-傀儡」为基本套路的「硬控制」。首先先发强权以实力代差为依托，对小国进行武装占领，随后对被占领国中的反对派进行大规模清洗，最后扶植自己的代理人上台实施代理统治。

虽然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强权你方唱罢我登场经过了几次轮替，但是先发国家与后进国家的技术代差一直没有消失。因此「硬控制」模式不断在强权之间承袭-演进-迭代，而无关乎任何宗教，意识形态，价值观。直至今天，这套模式演进出了两个版本，「硬实力硬控制」vs「软实力硬控制」。

苏联以及现今的俄罗斯是「硬实力硬控制」的代表。苏联虽然在意识形态上追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目标，但是他对同盟国家的统治，仍然延续是殖民时代的「硬实力硬控制」，即以绝对军事实力镇压同盟国的反对派严禁盟国骑墙必须一边倒。比如「波匈事件」「布拉格之春」，东欧各国共产党想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东欧各国的本土共产主义者想要维护自己本国本民族的权益，而亲苏派则极力的维护苏联在东欧的权益。最后苏联出动军队进入盟国震慑游行民众，抓捕并处死本土派而告终。苏联的这种「老子党作风」是沿袭了殖民时代以来强权以军事实力代差为依托的「硬实力硬控制」模式。

随着70年代后期美国在通信技术上突飞猛进，美国在传播能力上与后进国家拉开了代差。于是美国依托在全球构建的通信媒体网络，实现了「软实力硬控制」模式，也即依托媒体传播价值观、煽动情绪来破坏目标国国内的力量平衡 ，使得己方代理人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进而掌控政局。一旦己方代理人掌控政局，便开始借代理人之手清理各色反对派。「软实力硬控制「 最经典的案例就是，2000年之后，在中东，东欧发生的一系列「颜色革命「。美国利用网络技术的优势代差，在各个目标国国内进行舆论宣传，煽动越来越多的民众加入美国代理人行里，最后导致目标国的政治力量失衡，进而使得代理人以「近似合法」的程序掌握政权。当代理人上位后，就开始大规模清洗反对派。最典型的就是乌克兰，2014年广场革命后，亚努科维奇出逃俄罗斯。波罗申科当选总统后将旧政府亲俄派公务员清洗出政府，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去苏联化。

「硬控制」模式随着技术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的确在「柔软化」。但是美国现在提倡的「软实力」与中国传统上的「软影响」有着本质的差别。汉朝煞费苦心与乌孙匈奴派周旋十几年最后让自己的代理人元贵靡上位，但是汉朝并没有更进一步武装援助元贵靡消灭匈奴派乌就屠，反而以朝廷的名义册封了乌就屠，确立了他正当的合法统治身份。

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最终目标是清除盟国中敌方支持者，进而实现盟国一边倒的「硬控制」。而「软影响」策略并不寻求盟国的一边倒，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主动拒绝盟国向自己一边倒。这种本质的差异实际上源自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博弈环境。「硬控制」前提条件是先发强权与后进国家之间存在巨大技术代差。而在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中，后进国家要么以新技术代差快速替代先发强权，要么先发强权击溃后进国家继续维持自己的旧代差，甚少出现强权之间低代差对峙数百年的情形。而从汉代开始，中国与周边强权的博弈过程中，就很少出现巨大的技术代差，无论是汉对匈奴，唐对突厥、吐蕃，宋对辽、金，还是明对蒙古、女真，中原与游牧强权之间的代差都没有欧洲殖民者与印第安人那么大。因此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中原王朝与势均力敌对手共存数百年是常态。低代差的强权共存中国逐渐演化出了「软影响」的外交策略，即不以颠覆盟国内部政治格局为前提尽力施加各种「软影响」使得盟国做出更有利益于自己的决策。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外交方针继承了这种「软影响」的政治传统并且加以现代化，在1953年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朝驻军问题，正是这一「软影响」的最佳实践。1956年八月宗派事件爆发时，25万志愿军就驻扎在朝鲜。如果以「硬控制」策略，那么这个时候志愿军就应该帮助朝鲜的延安派夺回朝鲜政权。但是中国放弃了这种选择，不干涉朝鲜的内部斗争，而是选择主动撤回所有志愿军。这一决定让朝鲜在随后的中苏论战中不断两头骑墙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偏向中方，特别是60年代中苏在北方边境互相对峙时，朝鲜彻底偏向了中国，大大减少了当时东北的防务压力。如果1956年中国选择"硬控制「策略，那么很可能在60年代后期的中苏对峙中面临南北夹击的危险。

在全面脱钩时代，学习美国去构建一个忠诚的「朋友圈」是图虚名而招实祸，而真正的自救之道恰恰是看上去没什么朋友的「软影响」。

美国以"硬控制「策略来构建小院高墙的朋友圈。无论是「硬实力硬控制"还是「软实力硬控制」首先都取决于实力地位，而实力地位本质上就是先发强权与盟国之间保持代差，盟国与非盟国之间保持代差。代差本质就是一种种垄断，垄断则一定会产生超额利润。比如说Nvidia的AI芯片为何会卖那么贵？因为全世界目前就他一家能够提供AI芯片。垄断超额利润必定是顺着代差的反方向流动，盟国向先发强权支付超额利润，非盟国向先发强权极其盟国支付超额利润。

如果说古代的弱小国家的骑墙需求源自于对自身安全的恐惧，那么现在后进国家的骑墙需求正是源自于「硬控制」模式下超额利润带来的损失厌恶。我们可以从经济学中找到无数的理由为超额利润正名，比如获得超额利润是为了奖励创新者下一次创新。但事实上，有很多案例告诉我们，持续的垄断利润恰恰阻止了垄断者的再创新，最典型的就是柯达的研究部门最早发明了数字相机，但是传统胶片业务高额垄断利润让柯达对照相数字化毫无兴趣。

正如电视剧＜繁花>里说的那样：养三文鱼的池塘里需要丢几条鲇鱼，这样三文鱼才能游的更快。真正促进垄断者去再创新的不是垄断利润给予的奖励，而是消费者对超额垄断的损失厌恶喂养出来的价值毁灭者。AMD在芯片历史上并没有比INTEL有更出色产品，但是AMD依然活到现在。为什么呢？因为消费者对INTEL通过挤牙膏收取的垄断利润天生抱有极大的损失厌恶，这种损失厌恶养活了AMD这条鲶鱼

后进国家天生对超额垄断利润具有损失厌恶，他成为了全方位替代者最丰富的养料。换而言之，正是「硬控制」自身制造了全方位替代的潜在市场，中国的「软影响"则有能力将这一潜在市场变成现实。

中国的「软影响"策略，并不要求后发国家非此即彼的一边倒，而是鼓励所有的伙伴国家搞骑墙双轨制。比如越南修建铁路，他们即选择向日本购买铁路技术，也向中国购买铁路技术。中国从来不会要求这些伙伴国家像美国要求盟友拆5G设备那样拆掉另外一条轨道。中国第二轨的存在大大增加了伙伴国对先发垄断者的议价能力，只要是美国垄断利润的损失厌恶方，那么他就有动力对接中国的第二轨。甚至对于美国体系内的那些不稳定盟国而言比如法国，中国的第二轨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议价筹码。这无疑就是大大扩展了中国产品的销售市场。

当有足够多的双轨市场时候，中国的产品就会和先发国家的产品同台竞技，竞价获得足够多的市场反馈信息，另一方面足够多的市场也能带来更多的收入投入产品的研发，进而完成自身的产品演进和迭代。先发国家小院高墙里的垄断利润有多高，那么中国这条鲶鱼就能游的有多快。

苏联模式走向封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根本不想去做一条鲶鱼，而是企图通过「硬控制「模式圈起自己的池塘去当享受垄断利润的三文鱼。当美国抢先实行"硬控制「模式的情况下，苏联也争锋相对的实行「硬控制"模式。圈起了一群「忠诚的小弟」拱卫身旁的虚名最终招来了市场萎缩的实祸。苏联针锋相对地实施硬控制，结果就是把大量骑墙派国家排除在体系之外，放弃了中间骑墙派变相的缩小了自身的市场规模。市场规模的萎缩带来研发资金的萎缩，研发资金的萎缩导致产品迭代的缓慢，最后不得不陷入停滞。

当然「软影响」也并非没有缺陷。相对「硬控制」而言，「软影响「显得十分没有效率，它需要花极长的时间去持续的对盟友施加影响。比如中吉乌铁路从1997开始规划，和中亚数国以及俄罗斯反复拉锯了26年，终于等到俄乌战争这个契机把中吉乌谈了下来。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硬控制」就是用铁锤子砸碎核桃取出果肉，"软影响」则把核桃放在水里将壳泡软，或者让它日晒雨淋，等待核桃自然爆裂的恰当时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已经存续了数千年的文明，似乎最缺的并不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