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主在某基层法院工作三十二年，担任院领导十六年，2017年以院领导身份入额，2018年辞去了员额法官。答主对个中的酸甜苦辣再清楚不过，所以答主来回答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了。
答主所在县人口32万，在某省是一个中等偏小的县。县法院51个中央政法编，19个员额法官（其中还有一个请病假的），被上级法院等其他部门长期借调2人，真正在岗49人。此外，有省法院认可的聘用书记员6人（合同制），其他聘用书记员、协警等约30人左右。基层法院员额法官超强的工作压力来自这几个方面：
一是工作繁忙。我县法院每年审结、执行案件在3600件左右，院领导因为还有行政管理工作，只负责平均数50％案件审理，每个普通员额法官审、执案件数在220件以上，在江西省基层法院居于中等，在全市位置居前列。这19个员额法官（包括院领导）都没有法官助理，只有一个书记员，这个书记员大部分还是没有学过法律的（待遇不高、招收不到学法律的）。
员额法官们有多忙，只有与他们打交道的人才知道。除了案件之外，每年还有各类活动要参加。如今年的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党史教育、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城镇脱贫解困、＂四城同创＂，还有各类动辄开到基层法院的视频会、培训班，还有在诉讼服务中心值班、接访等等，这些东西往往要占用员额法官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员额法官们加班是常态、不加班是例外。他们要么在加班，要么在加班的路上。在法院食堂，员额法官们永远吃饭最晚的一群人。
2017年7月开始，我入额后不久就被派到一个县里最远的一个贫困村兼第一书记。本来上级要求的是所有扶贫干部与原单位的工作都要脱钩，可是，因为我院的案件实在太多，我还得象其他院领导一样，负责审理50%的案件。这是实行司法责任制改革的第一年，我院员额法官的一年平均办案数在200件左右（之后逐年上升），我审理了80多件（比平均数少了20来件，是因为员额制是5月实行的，我那时才开始办案的）。在实行法官员额制之前，我担任院领导十多年间，是不用亲自办案的。实行法官员额制后，我独自带领一个没有学过一天法律的一个临时工书记员，莫说开庭了，就是送达也是自己当司机带着这个不会开车的书记员亲自去了。就这样，我一边办案，一边兼任一个贫困村的第一书记，天天忙得给朋友回微信的时间都没有。还好，这80多个案件办下来，没有一个上访的、上诉的。2018年，我因还要在贫困村里兼任第一书记，脱贫攻坚工作任务也越来越繁重，根本无法兼顾办案了， 我于是见好就收、激流勇退，辞去了员额法官，一心一意在贫困村做第一书记了。这一年，答主有幸被评为全市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并在全县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第一个作为优秀驻村第一书记进行典型发言。
二是信访压力大。答主个人认为，案件多、工作繁忙还可以通过加班、提高工作效率等方式来解决，但是基层法院的员额法官们，面对信访、闹访案件，有时的压力远远大于工作繁忙的压力。在基层法院虽然设立有立案庭，负责信访工作。但是，因为基层法院的人手有限，实际上这个部门大都只是负责牵头全院的信访工作而已。信访案件的一般原则是」谁的孩子谁抱走「，哪个员额法官办的，哪个员额法官自己去负责接访等相关工作。
答主所在基层法院信访任务重、压力大，有一些多年的重复不断信访案件，几乎每个星期来法院。有的问题甚至根本不是法院要解决的东西，或者说他们在法律上根本不可能得到支持的诉求。但是多少年来，他们没完没了的来信访，向法院施加压力，你又不能不让他们进门，弄得员额法官也好、值班领导也罢，烦不胜烦。这些人三不休四不了的来找你，往往不但要牵扯员额法官很多精力，也会时时影响他们的心情。员额法官也往往难以说服他们，因为员额法官认为自己的裁判结果是正确的，而败诉方不少人往往固执地认为是错误。本来法官是居中裁判者，一来二去结果成为法官与当事人的对立。
例如，有一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被告人被法院判了刑，他的老母亲90多岁了，每个月都来一、两次法院上访，要求把他的儿子放出来。哪个员额法官有胆量答应她这样的要求呢？你不让她进法院大门，又担心她年纪大，在大门外时间长了身体出问题；让她进法院立案、信访大厅，她一来几个小时不走，员额法官、值班领导还得接待她。我们只得时常让社区干部来做工作，还得用车把这个老人家送回去，有时时间晚了还得给她管盒饭。毕竟是人民法院，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永恒的。
如果只是普通的信访者只是牵扯一些时间和精力，更有甚者，员额法官们还得时不时面对各种以死相胁的当事人。近三年来，答主分管部门就经历三个这样的案件：第一个是再婚夫妻离婚案件开庭后出大门后持刀行凶对方的。我和员额法官、值班法警还得将行凶者扭送公安机关，将伤者送到医院救治；第二个是父母起诉儿子赡养，儿子居然来法院喝农药的。我作为分管领导还得和员额法官一道，将他送到医院抢救，还得协调基层乡村干部来做缮后工作；第三个是婚约财产纠纷刚进入执行程序（法院还未上门）女方跳楼的，女方家属来信访，说女子送到市医院救治不及时（其实是因为女方怀孕期间，院方用药考虑的问题），我和员额法官还得向上级领导汇报，协调市医院及时解决救治问题。此外，员额法官还得就前述案件的审理情况，一一写出情况汇报，接受相关部门调查，看看案件审理有没有问题，遇紧急情况处置得当与否。
作为员额法官遇上这些个问题，这些个麻烦，都得自己一 一去解决，心里压力得多大，谁遇上谁知道。普通的员额法官遇上这些问题，还有分管院领导时时来出面，再不行还有更上一级的领导。但是如果分管院领导自己是员额法官，遇上这些闹访的当事人，就比普通的员额法官压力要大得多。一是社会舆论的压力，会说院领导办案水平不如一般员额法官；二是分管院领导办的案件出了问题，总不能时时拉着一把手来给你解决？或者叫分管的部门的人来给你解决问题，这个也不现实。所以，2018年，我思前想后辞去员额法官也有这一方面的现实考虑。这样才有更多的时间，为分管部门遇到的这些难题来协调解决。
我本人今年更是经历这样一个奇芭的闹访案件，一个几年来重复信访的当事人（因为过了诉讼时效，仲裁机构不受理，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案件），负责这个案件是其他一个院领导，这个当事人居然说我的官比那个院领导大（我排在他之前），不但在法院缠着我不放，甚至到答主家门口来吵闹，要我答应他恢复医疗待遇。还好，是与我无关的一个案件，如果真是自己亲手办理的案件，还不知道邻居们怎么背后怎么说呢。如果员额法官遇上自己办的案件当事人到家里来闹事，当然也可以通过报警什么的来处理，但心里的压力肯定一时半会消除不了的。
三是审判质效的压力。近几年来，最高法院在抓审判质效方面花了相当大的功夫。其中几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结案率、均衡结案率等等，审判质效的如何直接与员额法官绩效工资相挂钩。这些审判质效的压力往往直接传导到每一个员额法官的身上，并且现在强调的是」谁审理谁裁判，谁裁判谁负责「，这种责任是终身的。
综上，如果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是员额法官，在你们认真看完全此文后，请给予他们理解和支持。员额法官不只是你们眼中的穿着法袍、坐在审判台后高高在上的神话形象，他们更是在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承担相当多的压力、负重前行的默默奉献的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