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
先澄清一下，你提到的例子海伦·凯勒，她不是文学大师，她的作品也不是文学巨著。
从出生到死亡，一辈子都过得比较顺畅，没什么么大型人生悲剧的文学大师是确实存在的，而且还不少，比如汤显祖、歌德、福楼拜、屠格涅夫、亨利·詹姆斯、奥尔罕·帕慕克等。当然，文艺天才的特征往往是过得即使很好也会闲着没事找事，给自己惹祸上身，比如帕慕克先生非要在采访中揭露土耳其的历史罪恶，结果就差点被判罪了。像托尔斯泰者，本来一辈子也可以过得挺好的，毕竟是俄罗斯帝国数一数二的大贵族，但他自己总要去思考人生的意义，想不通受不了就要发疯，还觉得自己作为奴隶主是罪恶的（确实是罪恶的），总希望能做点大事来改变俄国，虽说这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很负责任的表现，但很难说是什么悲惨经历，毕竟是他自找的。
其实，很多历史上重要的文学家，其实都是既没有极度悲惨的经历，也不是过得很顺畅，而是好的坏的都体验过，跟大多数人类差不多。比如苏轼，最大的悲惨经历大概就是失去了年轻的妻子以及晚年的诗案，跟很多其他中国作家（比如老杜或李清照或曹雪芹）的人生相比其实算不了什么。白居易更是让我想不出他一辈子到底有什么悲惨的地方。威廉·莎士比亚先生，尽管出身贫寒、一辈子都在奋斗、只活了五十二岁，但似乎也并没有经历过极端悲惨的特定事件（约翰·弥尔顿先生则不一样，是亲身经历了内战以及失明），其实过得跟同时代的多数底层英国人差不多。萨克雷一辈子过得也挺好。维克多·雨果除了自愿流放以外（因为他反对路易·拿破仑在1852年的称帝行为），一辈子也算是很成功顺畅：22岁成名，活了八十多岁，子孙成群，经济稳定，享尽盛名，避开了各种迫害，既有妻子也有情妇。相比而言，雨果的同时代同行巴尔扎克那才叫真悲惨（不过某种程度上也是自找的）。
托马斯·曼和赫尔曼·黑塞，尽管身逢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纳粹对他们祖国的破坏，但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家庭始终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波及。当然，纳粹大肆破坏德国时，他们在精神上可能很痛苦，但他们在物质上始终没有经历特别严重的苦难，因为托马斯·曼逃到了美国，黑塞逃到了瑞士，流放生活还过得很小资。
所以，大多数作家，即使经历过困苦的，很大程度上也是自找的。当然，这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不对，因为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和文艺创作者来说，主动去体验生活中激烈以及痛苦的一面，既是负责任也是有意义的。当然也有很多作家是被迫体验困苦的，著名者如杜甫、曹雪芹、弥尔顿、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杜甫和弥尔顿遇到内战，曹雪芹家里被皇帝抄了，狄更斯当过童工，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搬砖，普鲁斯特被迫卧床不起，除了普鲁斯特以外，其他几个大概都算经历过悲惨事件了。不过有趣的是，他们在遭遇大型人生悲剧之前，似乎在年轻时都有一段相对比较顺畅的成长期，在这个时期内吸收学习了足够丰富的文化知识修养，以作为日后应对悲剧的智识资源。可以说，他们之所以能写出伟大作品，不单单是因为他们的悲惨经历，而是因为他们在遭遇悲惨经历时，碰巧有着足够强大的智识储备以把这种悲惨经历转化为伟大的作品。如果他们只是单纯地遭遇了人生悲剧，事先却没有一个充足的准备阶段，那么他们大概也创作不出什么好作品来。想一想，不止杜甫一个诗人经历了安史之乱，但杜甫写安史之乱写得似乎比大多数其他诗人都好一点。清朝时不止曹家一家被抄了，尤其是雍正时几乎年年都有大家族被抄，然而红楼梦只有一部，不是每次有个大家族被抄都有导致一部红楼梦出现。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也挺多的，然而只有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个人写出了【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大概也是因为他惹祸上身之前就已经是一个饱读了西欧文学、具备充足文化储备的人。
所以说，悲惨经历并不是创作好作品的必须条件，而是一种创作能力提高的加速剂。创作出好作品的先决条件是具备充足的文化知识修养，尤其是要读过足够多的书并且进行过足够多的写作练习，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再经历一下人生悲剧，才能导致有意义的作品诞生，否则再多的悲惨经历也没什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