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如果硬是要比技术，雍正朝肯定是比不过乾隆的，各种意义上。乾隆光就洋彩这一项就集中国千年瓷器工艺和引进西方珐琅釉彩之大成，技术上当之无愧世界第一，其他什么仿生瓷啊之类的就不提了，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提到雍正都是漂亮的单色釉什么的，而提到乾隆就是那个各色釉大瓶，这种比法，或者说这个题目本身其实都有很多问题。
前边的答案里，有提两人性格差异的，有说督陶官作用的，包括讨论治国理念的种种，但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单单瓷器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皇帝的审美趣味？审美这个概念其实是非常私人的，我们很难在完全不区分不同瓷器功能、制作目的的情况下讨论一件工艺品，且非皇帝亲自创作的工艺品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审美趣味。
首先得说一点，直接用雍正乾隆瓷器比有问题，因为瓷器也分三六九等的。这里得明确一点，宫廷里有实用，陈设，赏赐，宗教礼仪各种类型的瓷器，其中实用器是算公家的钱，皇帝自己想做点什么是用自己小金库搞的，因此不能把什么东西都说成皇帝下令做，公家用和私人用完全是两码事，所以首先就得搞清楚比的是什么。比如青花碗，雍正尤其乾隆一年少说百十来个，这里头有多少个人审美成分真不好说，自然这种钱肯定是算在财政预算里了。另外那些珐琅彩啊什么的就不一样了，有的瓷器做之前还会叫宫廷画师画样审稿，然后才拿去烧，这里头都是皇帝小金库的钱，烧砸了就得督陶官自己掏腰包了。即使是唐英这种赫赫有名的督陶官也曾因为烧的皇帝不满意不得不自掏腰包过。
然而即使是皇帝亲自审稿亲自下令做的，不一定就能如实反映他的个人审美趣味。比如上面吐槽的黄地莲托八宝喷巴壶，那玩意儿是供佛堂的，也可能赏给西藏地区宗教领袖。这东西原型就是金属材质，做成瓷器有那么点炫技的成分，但用途上就不太掺杂个人审美因素。康熙雍正也见不到做的单色釉的喷巴壶呀。
当然，雍正时期确实单色釉技艺突破，制作出一大批很符合现代小清新气质的小件，但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也并没有停嘛。比如下面一对雍正的珐琅彩碗和乾隆的比，其实也没差很多嘛（毕竟乾隆早期连画工都是一批）
清 雍正珐琅彩花卉诗文碗一对 大英博物馆藏
清 乾隆 珐琅彩花鸟纹碗
博物馆陈设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突出重点，雍正单色釉创新度高就放单色釉，乾隆各式创新造型多我就多放创新形器物，但是事实上，雍正能做的乾隆也没放过...几乎雍正做出来的乾隆都照着来过一轮，只是大部分博物馆考虑展品多样性和特点突出没给放出来而已。
另外一点就是前边例子里给的好几个其实都是仿古瓷，这做前朝仿古瓷从康熙就开始了，好看只能说明原型好啊。比如前面那清花釉里红玉壶春瓶，清花釉里红工艺一追就追溯到永乐了，器型更是直追宋元，拿雍正仿古瓷比乾隆当代创新瓷评价个人审美不公平吧。
元 玉壶春瓶 大英博物馆藏
而且非要说单色釉的话，康熙就开始做了...退一万步说这不能简单说是雍正一个人的审美特色吧。
康熙 粉釉小盏 大英博物馆藏
乾隆和雍正瓷器主要的差别还是由于技术差距导致的。康熙时首创用西洋珐琅料在瓷胎上绘图，也就是传说中的珐琅彩。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因为康熙五彩都叫硬彩，其实根本上来说都是传统矿物颜料，不用的时候是粉，兑水冲开拿画笔在瓷器上上色，上彩的时候看不到发色，而要烧好了才显色。传教士带来的珐琅彩更像现在的油画颜料，调好了是什么色就是什么色，用珐琅料给瓷器上彩就跟画画一样。但是康熙时期总的来说技术还不算纯熟，雍正则处于技术转型期，开发出来了很多珐琅料，但还不完善。加上康熙末期传教士掺和王位继承问题差点坑了四爷王权大业，所以雍正和传教士关系也就那样，基本上也就保持了老板和员工的基本关系，自然他对西方那些东西没有非常热衷。这样的结果就是雍正时期大部分纹饰和造型基本都保持古意，形制几乎都是仿古，然后呢因为珐琅料技术搞好了，那就正好拿瓷器练笔，但是基本画的还是传统母题。
乾隆不一样，首先传教士觉得巴结下新皇帝能给他们多一点宗教自由，工作也加倍勤奋努力，乾隆本身对洋人也没那么天生厌恶，虽然不像康熙有心学数理化，但是什么洋钟表啊什么的也是大大的喜欢，所以他本身不排斥西洋纹饰和母题，加上这时间（18世纪中叶）对过去正好是法国洛可可顶峰，所以很多现在看来繁复的纹饰其实也有这个影响在里边。另外，通过康熙雍正的技术积累，乾隆时期瓷器技术基本都完善了，加上传教士也任劳任怨，基本上瓷器方面技术摸到天花板了。这个时候他他自然可以不用只仿古，还追求创新了。这一时期很多瓷器做的目的根本不在好看，而是为了显摆技术。
乾隆 仿金属釉喷巴瓶 故宫博物院藏
比如这个 不说是瓷器都觉得就一铁的吧？
当然这里还有一原因就是瓷器在宫里等级还不是最高的。都说中国瓷器多么厉害balabala，但是瓷器毕竟还是平民百姓都能用的东西，真正品级上来说还是比不过金器青铜器玉器（包括掐丝珐琅），所以仿别的材料一方面凸显技术强，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提升自身等级。这里边其实跟审美啊品味啊关系真不太大。
最后说一点，瓷器并非完全独立生产的品种，它的一切设计，技术和同时代的玉器、玻璃器、掐丝珐琅、竹木牙角雕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雍正还是乾隆，瓷器上的纹饰不单单跟瓷器有关，它可能借鉴纺织品，可能借鉴青铜器，可能借鉴西洋进贡的各种装饰品，所以光比瓷器其实说明不了太多问题。所以可以说雍正瓷器淡雅，乾隆瓷器繁复，但是直接就由瓷器引申到个人审美层面中间跨度太大，很难一步说清。
硬是要比的话，雍正这件团蝶纹碗可能拿来跟乾隆洋彩一比，里头确实也能看出一些两朝瓷器的侧重点不同。雍正时期珐琅彩技术提升，调色盘里彩色数量明显增加，虽然还不完全都是珐琅彩料，但已经能表现很复杂的颜色甚至一定程度的渐变效果。团蝶纹饰基本就雍正有，然后这种彩蹭蹭会掉的也不会拿来日常用，一般就放在多宝阁里看了。下边那瓷胎洋彩锦上添花喜相逢双环腰圆瓶蝴蝶花卉在画意上完全不输雍正团蝶纹，但是瓶颈上繁复的纹饰包括叶片上的阴影都反映出西洋绘画技法在瓷器上的影响。可能白地上清淡的团蝶纹更符合中国传统审美里画的形式，乾隆的紫地轧道多少又多了些炫技的成分，但单说审美品位，其实也无法证明雍正比乾隆好吧...
雍正 团蝶纹碗 大英博物馆藏
乾隆 瓷胎洋彩锦上添花喜相逢双环腰圆瓶 台北故宫藏
而且...如果不限于瓷器的话。。四爷也有黑历史的啊
雍正 画珐琅六颈瓶 故宫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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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比较忙没及时回复评论, 加上之前的答案更多是看到题目后内心的吐槽，现在把一些评论中提到的问题以及之前一些没有认真考据的部分再做一些补充。
首先需要指正之前表述不太准确的一点，很多清代档案都能证明雍正对瓷器烧制多有干涉，除了指定祭祀用的几种瓷器外，无论是雍正还是乾隆或多或少都参与到了大部分纹饰比较特殊的瓷器的纹饰设计，尤其珐琅彩一类，几乎只生产单只或一对，多少可以代表皇帝的态度，只是这里的态度是否等于审美需要考虑背后的文化，政治等因素。
评论里看到一些说雍正比乾隆瓷器好看的，我重新看了一遍我的答案发觉有一些点确实没说太清楚。其实这个题目本身是不太准确的，这篇答案主要想指出的问题就是题干里审美趣味到底应该指 雍正乾隆的审美趣味 还是 那个时期的器物对现在的欣赏者的审美趣味 。对于一个现代人的审美来说的话，雍正时期很符合现代审美中的极简，淡雅，清新的喜好，所以觉得雍正时期瓷器 好看 是非常正常的，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但是就像现在有人觉得洛可可繁复，这种复杂层叠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18世纪的普遍审美，因此不能光简单把当时的审美流行风尚就和宋代或者现代的审美强行对比，也需要考虑历史进程。
首先就是两位皇帝所处历史背景有差异，雍正时期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总体来说比较低，这可能和早年传教士参与到康熙传位过程，导致雍正对传教士和西方的天然敌意有关。与之相比，乾隆处于一个和西方接触最密切的时期。除去耶稣会派遣的官方传教士外，乾隆甚至专门传召粤海关留意有手艺的西洋人士并引荐进宫中供职。在一大批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下，乾隆一朝宫中西洋器物远超康熙、雍正。这些宫中供职的传教士或多或少都参与到了清宫艺术品的创作之中，洛可可的风格对当时清代宫廷从建筑到文物上的影响随处可见，因此诸多有意或无意间吸收了西方宫廷流行文化的事情更容易发生在乾隆时期。
此外雍正时期的瓷器烧制也受到技术上的限制，雍正时期是无法烧制颜色繁复的彩釉的，我们可以猜测他不喜欢复杂的颜色搭配，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他喜欢但是做不了。上文中珐琅彩所上的各色彩釉，本质上是不同配比的玻璃粉配制而成，以油性介质调和而成的颜料，因为调好后颜色已经显现，所以又叫熟料。而过去传统的釉料，则大多为天然矿物提取物，以水调和，调成的颜料颜色在烧制之前不显现（比如调好的青花料在烧制之前其实是黑色的），固称生料。生料这种特性使得「画」瓷几乎不可能，要制作颜色鲜艳，纹饰复杂的瓷器只能依靠以有色玻璃为基础的珐琅料。康熙末年，北京设立了第一座玻璃厂，雍正时期在圆明园内又增设了一个，但从存世雍正玻璃器来看雍正时期产量还小，并且档案中也有进口西方珐琅料的记录，因此至少可以肯定雍正时期无法随心所欲使用这些珐琅料，这些十分珍贵的颜料就被用在了等级更高的金属胎画珐琅（金属胎体上直接以珐琅料绘画）上（见最后一图）。其实这图本身也说明了这种颜色地配鲜艳的花卉纹饰的设计并非乾隆所创。
此外还需要说明一点，仿古的行为本身包含很多政治和文化因素，虽然不能将这一行为简单归为「汉化」，但仿古瓷器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到了这两个因素的影响。明末清初景德镇生产受到战乱破坏，顺治到康熙早年一直处于官搭民烧的阶段，许多明代御窑瓷器烧制技术都已失传，因此直到康熙中晚期才能说完全恢复到了明代水准。从康熙开始大量生产仿古器物一方面是考虑到恢复失传的技术，另一方面也包含有一些证明统治正统性的目的。比如清仿明初的青花，会有意掺入铁杂质，以求复制当时有于钴料不纯在青花瓷面上产生的黑色铁斑。因此这里与其说雍正审美，不如说是他刚好处于一个技术积累恰到好处的时期，以宋明瓷器中已经广受收藏家好评的瓷器为蓝本进行复制，所以固然「表现」出了很多文人品味，但这里的品味有多少是雍正自己的，多少是有政治文化目的还有的说，甚至雍正整个人所表现出的文人品味多少是有目的的表现其实也是值得玩味的。乾隆相比在社会稳定程度和汉化程度上都已经趋于平稳，瓷器制作技术上更已追平过去，更多是技术上的挑战，追求的更多是创新，是不同，所以自然与「传统」审美相异。（关于元明清收藏家对瓷器审美的影响也是一个巨大的坑，这里就先略过了）
作为雍正来说，他这一时期的的瓷器在审美上更趋向宋明传统，可能因为他从小受到教育使他审美上汉化了，亦或是为了政治文化目的表现得符合文人审美。然而，考虑到技术上的缺陷，加上短命，他可能也没有时间和技术去做他的突破。他在雍正行乐图里的表现其实也挺脱线的。
乾隆瓷器属于站在巨人肩膀上，之前技术已至巅峰，他考虑的更多是如何创新，如何不同，甚至可能是如何走出祖父和父亲的阴影。这样的后果自然是在视觉特征上的巨大转变，这里的转变到底多少是出于审美，还有待考证。此外他身处一个与西方联系更加密切，来往更加频繁的时期，很多西式的表现形态可能是雍正不曾接触过的，这些外来元素也会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乾隆时期的瓷器。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问的是「乾隆和雍正时期瓷器为什么差那么多？「，至于雍乾瓷器能否反映他们审美品位的差异，反映出了多少，这种问题可以作一篇博士论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