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评价，只能说理解。
联合国，及其不成功的前任，国联，应该是国际社会为了解决主权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而找到的最成熟的解决方案。
很显然，国际关系不仅止于政治关系，最常见的，还有经济关系，文化关系。
但是，像文化活动，比如宗教，比如科学，比如艺术，都不需要以国家为单位，有的能超越国家，像宗教，意识形态，有的则是以更低一级的地方政府，或者民间组织为单位。同样，在一个全球化，跨国公司盛行的时代，经济活动也很难以国家为单位来介定。
只有所谓的政治关系，就是外交与军事冲突，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国际关系。
但这其实也不是一种与生具来的特质。比如在几百年前的欧洲，所谓的外交使节，通常都是由各个贵族自己派出，直接驻派到其他国家的某个领地里。因为，所谓的主权国家，本来就是一个被西方人创造出来的政治概念。
所以，理解联合国的核心，应该是理解主权国家。
现代主权国家的诞生，比较常见的说法，是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签这个约，是为了终结宗教战争。宗教战争的爆发，是以王权为主的世俗政治力量，和以教会为主的宗教力量之间并不重合造成。大多是国家内部的某个教派，与他国之间关系紧密，而和国内的主流教派不合。
战争打了许多年，最后签下这约，就是让教会让位于王权，承认了，每个国家有选择国教的自由。这也就确立了以主权国家会是欧洲政治体系里的基本单位。因为，你需要它有参与国际事务的欲望，需要，和能力。主权国家，是满足这个要求的最小单位。
然后，就面临一个有了玩家，接下来如何玩的问题。
问题有两方面。
一个是对内的。既然是主权国家，这权力，具体是什么？这个权力，又是由谁赋与的？
一个是对外的。就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又由谁来执行？
这实质上是个制造国家的过程。主权国家要想在国际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中最大程度的保护自身利益，首先就要求它能在国家内部，制定制度，维持内部秩序。最终，这让政府可以将诸如军事，经济，律法等诸般活动，都收于自己的管制之下，成为「暴力」（physical force）的唯一合法施用者。这样，政治经济利益的高度一体化，让主权国家能够最有效的在国际舞台上腾挪扭转。
整个过程，当然决不平顺，甚至可以是说充满灾难的。
因为这并不能避免战争。更有甚者，整个欧洲在其后的几百年里，依然被持续的战争所笼罩，几百个国家，大部分无力保护自己的，最终被大国所呑噬。而资本主义所迸发出的强大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又让这少数国家，可以把自己的军事能力，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投射到世界各地，把世界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
但到最后，迎来了毁灭性的一战。
这时候，国际社会迫切的意识到，需要一个明确的游戏规则。
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内政和外交上的矛盾造成的。
在旧时代里，内政和外交是脱节的。这让国家在外交上，有着极大的灵活性。没有永远的盟友，只有利益。这让外交官们可以顺应时势地见风使舵，见好就收，又或瞬间反目成仇……类似的，在那个通迅不发达，中央政府控制能力极弱的时代，将在外，完全可以脑袋一热就打完一场战争。
但是随着主权国家的发展，内政开始对外交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就回到主权国家的权力来源上。
为了证明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就需要自身作为一个国家的同一性。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创造共同的记忆，共同的历史。民族，开始被越来越多的被拿来，作为这个国家正当性的支撑。
民族国家兴起后，政权的合法性，不再是君权神授了。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让人民主权的概念，成为国家权力的基石。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由人民让渡给政府的。在十九世纪，主要的西方国家，不管是怎样的政府，都或多或少的有了民主的影子，也就是说，政府的行为，开始越来越多的向人民负责，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不管是战是和，外交上的变化，都需要制造舆论，给民众一个交代。
说服一个人容易，说服大批民众，需要一个能被大众接受，简单却又不死板的逻辑，一整套的媒体机器，和牢固的传播渠道。
一战就陷入了这样进退两难的困境。
从传统的外交观念上来说，一旦战争进入到两败俱伤的境地，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迅速达成一个协议，止损撤出。但是，几方在这场战争上，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制造了空前的社会舆论，在打一场「终结所有战争」的伟大战争，如果这时停下来，表示以前说的那些理由都不再是理由，只能接受已有的牺牲，承认自己是白痴，那就无法对民众交待。到最后，交战方几乎所有高级将领都有儿子战死，英国首相和德国总理的儿子也都捐躯，可见其惨烈。
一战后，这个主权国家的国际关系准则才开始定型。这个，还是美国，以局外人的姿态提出的。那就是，主权国家的权力是民族自决产生的人民主权，对内拥有立法和执法的权力，对外，则是独立平等的参加国际事务。从一定程度上，美国的这个建议，是仿照了自己的体制经验，试图把它放到国际社会，建立所谓的国联。(另一个美国试图向世界输出的，是在南北战争期间，Francis Lieber 所写的战争法 Lieber Code，后来被欧洲人借鉴吸纳，成为【海牙公约】）。这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想法。想一想，一个国家不分大小，在国际社会上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乃至投票权？
这时，现代外交上的核心矛盾就出来了，那就是，规则虽有，却没有执法者。
这只能把事情变得更糟。因为，一战时，被激发出的民族主义热情，在民族自决的感召下，在世界各地迸发了出来，让国际问题大大复杂化了。但是，民族国家的建立通常意味着同化与清洗，让种族问题矛盾突显。
联合国，就是在这独立平等上，认识到国际关系中还是需要有人扮演国际警察的角色，保持一个至少是威慑性的存在。所以，要有从常任理事国，安理会，到联大这样有点等级制的设定，来维系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
联合国的历史，不能说成功，因为它没有发挥创立者所预想的作用。但是，它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一个侧面的证明，就是类似于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或议事体系，在联合国出现后的几十年里，又冒出了许多。说明大家意识到联合国虽然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种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组织形式，是值得探索的。在另一个侧面，联合国成员国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有了联合国，一个国家就算无法捍卫自己的主权，至少可以主当宣称自己的主权。而虽然联合国或许不能保护这个国家的主权，但至少可以给予国际社会在道义上的支持。我个人认为，仅这种存在，就是有意义的（当然，我没有什么数据来证明它）。
当然，联合国的问题很多。
当一个组织起了这样一个名字，有了这样一个宪章时，你对它的期待总是很大的。但联合国到现在，也没有形成什么对国际冲突的完备的，可以预测的，及时有效的应对步骤。
这和联合国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形态有关。这决定了联合国有一种惰性，维持现状的惰性。在国际社会发生了巨变，比如国家力量对比产生了巨大变化，地区关系出现了大规模重组时，它的第一反应，是维持旧的设定。因为任何变动，都极有可能伤害到某个或多个既有国家的主权。这时，本着保护主权国家的原则的联合国，不会冒然选择重新平衡重新划界。
联合国的惰性的另一个来源在于，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简单分为国家内部问题，和国家间的问题。比如爱尔兰的独立运动，和后来的北爱问题，到底应该如何划类。还有，塞浦路斯问题，克什米尔问题，等等。
再退一步，当纳粹德国开始发展军备时，直到 1937 年，它所做的，都是名正言顺的恢复自己的主权：从无到有的建设空军，驻军莱茵。而当德国呑并奥地利时，很显然套用了自决的原则（反过来，一战后奥地利就想被并入德国，但是被巴黎和会制止了）。当慕尼黑协定时，德国拿下苏台德的理由，也是保护自己的侨民，把国际事务变成国内事务。
再退一步，如果一个政权是恶的政权，但它不侵犯它国的利益，而只是对内施暴，该怎么办？毕竟，主权就意味着政权拥有对内的生杀予夺的权力。当一个国家内出现人道主义危机时，这是国内事务，还是国际事务？
1975 年的【赫尔辛基协议】，就是一个这样理程碑式的协议。
一方面，它有点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承认了国家对宗教的自由选择，而【赫尔辛基协议】，则承认了对意识形态的选择。但同时，它又要求所有签约国遵重基本的人权。正是在【赫尔辛基协议】的影响下，各种人权组织开始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越来越大的作用。
基本人权，这原来是纯粹的国内事务，现在成了国际问题。而这一切，当五大国之间还有矛盾，甚至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就是冷战，对同一问题的诠释，也必然会各执己见，让问题的解决陷入僵局。
再退一步，就算是国际公议的人道主义危机，比如卢旺达种族仇杀这样的。从很大程度上，联合国对这种人道主义危机的没有什么办法的。维持秩序的工作只有少数国家能做。但是，在没有直接利益相关的情况下，介入它国的内部事务的代价可能极其巨大。除非能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否则极难成功。而一力扶持地方支持，又容易陷入到殖民地的老路上。
现阶段，国际社会往往只能通过各种救助机构来提供援助。而各种人道主义组织虽然一直在蓬勃发展，它们也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大部分情况下，不人道的行为，很难通过人道的方式来纠正。
那到底联合国这条路该不该继续走下去呢？
个人认为还是很有必要的。
这个，可以从欧盟的成功与困境中看出。本人以前曾回答过一个关于欧盟出现的动力的问题，只是现在感觉思路更加成熟，不妨以此题为例，再答一下。
欧盟是一个典型的试图超越主权国家关系的政治形态。欧盟的出现，其直接驱动力，是要解决长期困绕欧洲的「德国问题」。像一次大战，就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当你让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获得了极不平等的待遇时，这注定会埋下一颗定时炸弹。
到二战后，这个问题当然还存在。
一方面，美国知道，如果没有德国的支持，在欧洲是无法和苏联对抗的。另一方面，英法比利时等国，都不愿意见到德国重整军备。
最后，大家选择了一个双管齐下的方案。
一个是军事上，成立北约。由美国掌控基本战略，而德国只承担 operational 和 tactic 上的责任(套用 von Clausewitz 的名词，赢战略者赢天下）。这样，西德在 50 年代就恢复了常备军，加入了北约。
另一个是经济上的。这就是 1951 年的【巴黎条约】。通过此条约，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煤碳和钢铁是什么？都是重要的军备资源。把这些资源给共同拥有了，其实就是要把德国给包进去，容为一体。因为在冷战环境下，西德经济必然复兴。西德拥有当年德国的大部分工业设施，一旦重整旗鼓，欧洲其它国家是没法比的。但是把它一体化了，就形成了相互依存与制约关系。
【巴黎条约】支持了支持超越了国家在经济政策上的部分主权，直接对各国内部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的机构。然后，同样重要的，是有了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机制，就需要法律的保架护航。
于是，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在次年诞生了。
这样一来，欧洲一体化推进者的思路，就清晰了。他们认为在建立一个超越主权国家的组织时，国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权。于是，他们选择了一个对于主权国家来说，并不是那么要命的主权，就是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相关的法律行为的制定与执行。市场本来就是一个人为的造物，经济活动，很容易就通过市场，超越国家。在德国问题，给了他们一个契机，能够说服大家加入进来，就是要把不断发展的德国经济体给紧密地包在一个更大的欧洲经济体内。
所以之后欧洲一体化的加深，很大程度上，都和西德的发展同步。到后来苏联解体，西德看到了一个机会窗口，可以实现两德统一（历史上两次德国大统一，都是在俄国力量处于衰退时）。欧洲其他国家意见是，统一后的德国要支持欧元。
于是，欧洲一体化在欧元推出时达到了一个巅峰。因为此时，欧洲各国政府破天荒的交出了贷币政策。但更有意义的，是看它们没交出什么。他们没有交出的，是财政政策。
这一比就看出来了，为什么欧元是可接受的。因为贷币政策，只是一个新近的产物，直到最近这几十年，大家才搞明白该怎么用。而传统上，像利率这样的事，都是银行家自己决定的。所以，让各国放弃此主权，其实不太困难。但是财政政策则不然。财政政策是什么？税收，政府支出。这可都是政府的核心权力，都是能直接影响老百姓的生计的生杀予夺的权力，是主权的同义词。放弃它，就如同放弃警察系统一样，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是不可想像的。
这样的结果，就是欧洲央行能决定印多少票子，却无法管制政府借多少钱，欠多少债。这个，只能以道义来担保。但这只是口头的承诺，欧元危机，就是明证。
这是欧洲一体化推进者的心思。他们不走革命性的路线，而是从功能上一步步蚕食传统政府。如果算盘打得好，其实不需要放弃主权国家这种形式，而是让欧盟足够重要，以至于主权国家本身退居二线了。像比列时可以数月没有政府，就是他们期望看到的。但是，在欧元问题上，可以看出，一旦遇到事关传统的国家主权的权力，欧洲主要国家是不肯退步的。
政府如此当然可以理解。谁都不肯放弃自己的最重要的权力。那民众呢？
2004 年的【欧盟宪法条约】，就是这样一个试金石。
这个条约题目本身是很有意思的。条约是国与国的之间的协定，是不需要国家内部民众的参与的。但是，这个条约却偏又有宪法二字，因为宪法是民众和政权之间的立约。【欧盟宪法条约】，就是让欧洲民众来决定，是否愿意把权力同时交与两个权力实体，国家，和欧盟。
结果是，在法国与荷兰公投否决了这个条约后，就基本失败了。很显然，对于普通民众，主权国家的概念已经深深的印入了他们的基因里，让他们不会那么轻易的为自己再曾加一个新主人。
可见，当主权问题进入到实质性的问题上，就是税收，支出（社会保障）这样的问题时，难度迅速增加，更不用说外交和国防了。谁愿意把自己的军事权力交出去？（可以想见，当年日本用【安保协议】这样一个送出军事主权的行为，换取了自己从美国管治下独立，在内部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至今，欧洲各国也无法达成一个统一的外交政策。毕竟，对内专权，对外独立参予国际事务，是一个国家拥有主权的像征，没有国家愿意被代表。冷战结束了，可是北约没有解散。欧洲各国，也无法在军事上达成一致，只有继续借着北约，来维持一个联合体的形像。但是，矛盾，在两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最近的叙利亚内战上，都很明显。就连最近的克里米亚问题，在刚刚结束的纪念诺曼底登陆 70 周年活动中，也发出了不和谐音。
绕回来，联合国最大的意义，或许就是把主权国家以独立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的概念给体制化了，让它深入人心。不管大家相不相信联合国本身能否有效的解决国际争端，都相信，主权国家，是平衡一个地区的对内与对外利益关系的最佳选择。它能让内部矛盾最少，并效保护共同利益。对于每个主权国家，尤其那些曾经身陷殖民地的国家，任何出让主权的行为，都会与丧权辱国联系起来，更加重了主权的砝码。
所以，只要大家相信主权国家依然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最佳单位，那联合国，就是那个标杆，最好的解决方法，也是去如何改进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