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张咏曾在寇准任相时对其说道「【霍光传】不可不读」，无论张咏本意如何，这句话对于今日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霍光这一人物早已超出了他本身的历史行为，成为了一种政治符号， 霍光的横空出世，正是武帝时代后皇权体制日益完善的产物。
后元二年，年迈的武帝命霍光为顾命大臣，连同车千秋、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共同辅政，其中尤以霍光为核心，武帝对其所说【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更是直接体现了武帝对其的信任。
然而吊轨的是，武帝一生雄才大略，为何却将身后之事托付给霍光？【汉书霍光传】中没有明确写明武帝托孤于霍光的理由，对其往日功绩也仅仅表述为【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即使经历过巫蛊之祸的洗礼，西汉朝廷也不至于如此无人，反观其他辅政大臣，论地位，车千秋是当朝丞相，论功绩，桑弘羊是武帝兴利事业的首功之臣，为何武帝将此重任托付给籍籍无名的霍光？这一点也是我们理解霍光人生轨迹的关键。
霍光的执政生涯，是与两场政变息息相关，其一是元凤元年，燕王旦联合桑弘羊、上官桀、长公主共同企图废光，其二是元平元年霍光废昌邑王刘贺天子位，这一攻一守、一进一退之间，便能够梳理出霍光一生的脉络。
观武帝对于后事的安排，其对于辅政五人安排如下：丞相车千秋、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驸马都尉金日磾、左将军太仆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这份安排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就身份而言，霍光与金日磾从前并无太多事功，主要因在内朝服侍武帝而得亲近，车千秋与桑弘羊分别为丞相和御史大夫，均为朝臣，而上官桀则具有沟通内外朝的作用。其次就排序而言，丞相车千秋因其丞相之位居于首位，但其本人却无太大才能，桑弘羊虽有兴利之功但却身居末位，显出武帝似乎有意压制五人之中功劳最高的桑弘羊，使车千秋与桑弘羊互相牵制。从上述分析可以简单推断出如下结论： 武帝对于辅政大臣明确的分为内臣和外朝两派，其中内臣以霍光为首，外臣则以车千秋为首，并且有意压制五人之中功劳最高的桑弘羊。
即使武帝有意压制，但是桑弘羊终究等闲之辈，其与霍光的斗争先于暗处爆发，这就体现在盐铁议中。霍光支持儒生与桑弘羊为代表的兴利之臣就经济政策进行辩论，一方面表现了轮台诏前后「霸证」与「霸王道杂之」两种政策倾向的斗争，也是霍光与桑弘羊两人间的暗中冲突。最终盐铁议不了了之，但是桑弘羊与霍光的冲突并未结束，最终燕王旦联合桑弘羊等人联合发动政变，却反被霍光一网打尽，加上金日磾早亡，车千秋为人软弱，至此霍光彻底掌握了朝堂的权柄。就这一阶段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在 武帝去世之后西汉朝堂并不稳定，为了获取武帝留下的权力真空，在霍光与桑弘羊之间存在激烈的交锋，最终霍光以弱胜强，内朝压倒外朝，真正握住了权柄。
而更为著名的，则是霍光废帝一事，此事不仅是霍光个人权势的巅峰体现，更具有超出事件本身的符号意义。 对于霍光列举刘贺罪状，前人多有怀疑，近年随着海昏侯墓的考古成果问世， 基本可以推定此事件上本质为霍光与刘贺的权力斗争。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刘贺即位以来任用亲近旧臣、排斥霍光。 【霍光传】载刘贺【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自之符玺取节十六，朝暮临，令从官更持节从】，将自己的班底安插至关键位置，谋图从霍光手中夺回权柄，最为典型便是【（昌邑）王相安乐迁长乐卫尉】，希望以此掌握京师武装，由此便触动了霍光的逆鳞，先行动手发动政变，废黜昌邑王刘贺，尽诛旧臣二百余人，其臣「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呼喊，正表现了其政治斗争的实质。
秦汉帝制建立以来，不乏强臣，但如霍光这般将皇帝玩弄于鼓掌之间的实属罕见，再加之前述霍光在辅政之前并无功勋及自己的班底，便更让人不寒而栗，他能够获得辅政之位进而得窥权柄，全赖武帝「周公之托」， 武帝的诏命构成了霍光辅政全部的合法性，更加之其「霸王道杂之」的行事作风，毋宁说霍光正是武帝本人的化身。在其击败政敌，正式执政以后，霍光本人便更是成为了皇权的代理人。 而废黜昌邑王一事，更是直白的显示出「皇权」与「皇帝」之间产生了分离， 皇权是一种制度性权力，其渊源在于完整的内外朝官僚体制，而非简单的皇位，易言之，掌握皇位者未必拥有皇权，只有能够掌握整个政治系统的人才能够真正拥有权力，而霍光，正是这一皇权体制的产物。
与昌邑王相关，一个有趣的对比是汉文帝。 时值周勃联合齐王平定诸吕之乱，一番协商之后决议拥立文帝，文帝对此一度惴惴不安，最终决议入京，并且【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帝入京之后，首要之事便是将自己的旧臣安置于关键位置，以防生变，可以说文帝的做法与昌邑王并无不同，均是稳固权力之措施，但是 二者结局却如此不同，其中固然有文帝与昌邑王政治手腕之高下、周勃与霍光野心欲望的不同，但是其中则更有制度与政治两个深层原因。
就制度体制而言，中朝官的崛起带来了权力的集中化，这更是皇权体制的重要表现。 在武帝之前，中朝官主要仅是服侍皇帝之人，即使握有权力也并非正式的制度性权力，但是在武帝以后，皇权得到强化，中朝官的地位日益强化， 内朝不仅是皇帝的亲信，更是皇权的延伸，相比之下外朝更显得更加官僚化与工具化。 内朝权力的加强，本是为了辅助皇权的运行，然而当出现权力真空时，内朝反而变成了皇权的掌控者，霍光正是典型，而后世的外戚、宦官之乱，或亦起源于此。因而，彼时周勃之权势，亦不可与今日之霍光相提并论。
就政治形势而言，二者的不同也体现出汉初贵族政治残余到武宣时代皇权体制完善的变迁。 汉初，刘邦立国承秦之鉴，摒弃了秦朝绝对化的皇权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战国时代关东六国的贵族政治，主要体现在分封诸侯王和军功贵族两个方面，前者与本题无关在所不论，重点就周勃等军功贵族问题进行说明。长期以来，我们在提到秦汉时代的政治问题时，皇权与相权的冲突一直是一个重点问题，但是一个问题在于，相权的权力渊源在哪？其与皇权的冲突体现为何？考察西汉前期丞相人选，发现上自萧何、下自周亚夫，丞相之位大多由军功贵族所掌控，与其说是皇权与相权的冲突，倒不如说是皇权与军功贵族之间的权力冲突，在这一时期，权力并非制度性的，而与官员自身的身份相关，周勃的权力不仅仅是因为他所任职的官位，更在于他军功贵族的身份，而霍光的权力则已经制度化了，他的权力并不因其为霍光，而因为他是大司马大将军，并领尚书事。而 文帝任用亲信而得善终、采贾谊之策令列侯之国而未遭反叛，正是体现了在汉初皇权与贵族之间的制衡，只有当权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时，如周勃入宫、七国之乱这样的政变才会发生。然而到了武宣时代，随着皇权体制的完善，军功贵族与诸侯王先后退出了政治舞台，皇权失去了制约，因而在朝堂之上，掌握权柄的霍光相比于周勃也就更加无所忌惮，彼时的周勃需要考虑良多，而霍光自己便是皇权本身。
综上所述，我们不妨说霍光是第一个真正意义的权臣，在辅政之前，他没有周勃那样的功勋地位，也没有后世王莽那样支持自己的班底，皇权的诏命成为他唯一的依托，然而只凭此物，他便能在政坛翻云覆雨，其体现的正是皇权体制本身的强化，后世的王莽与司马懿，也不过是霍光的追随者。
最后分享一个关于霍光的短小故事，霍光【初辅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闻其风采。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即使面对执掌生杀大权的霍光，依然有人坚守着最后的底线，维护着大汉的威严，而这方才是「汉家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