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6岁的卡夫卡写下了一封直到他死去都没有寄出的【致父亲的信】，在信中，他称父亲赫尔曼是一名拥有着绝对权力的暴君，并指责他使自己陷入了一种无尽的内疚感之中；同时，他又对父亲表白道：「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关于你的，只有在你的怀里无法感伤的东西，我才到写作里感伤一番。」
这个「所有」也许有些夸张，但我们确实在他许多作品中都或直接或隐喻式地遭遇到了这位可怕的父亲，他们构成了「卡夫卡式噩梦（Kafkaesque）」的核心——一种无法逃离的压抑的源头。
毫无疑问，卡夫卡是一位天才，是他那个时代的但丁和莎士比亚，但他却自认为是一个彻底的、虚弱的失败者——这正是来自父亲所投射的阴影。
暴君般的父亲以一种统辖一切的管束方式对卡夫卡不断提着「合理」的要求（他甚至暗示十几岁的卡夫卡应该去逛逛妓院），在这种重负下，来自父亲的、永远无法被满足的期待彻底内化进了卡夫卡自身，于是，他成了一个永恒的失败者。
而一个失败者，自然是配不上任何美好的东西的——这正是不配得感的核心问题所在，它与客观的成就和价值无关（赫尔曼·卡夫卡得以在历史中留下一个印记仅仅只是因为他是弗兰茨·卡夫卡的父亲），而是来自一种内在的自我审判。
由于这一审判的根源通常都是掌控欲旺盛的父母，它有着最不容置疑的父母之爱作为正当性，所以判罚有罪几乎是必然的。
背负着这种罪孽，人必须同本性的自我作斗争才能减轻负罪感，于是表演、顺从成为了常态，而随着成长，这种内部的强烈矛盾和对自身处境的无法忍受又会激发一种复仇的欲望，但因为对象是父母，所以它的表现形式通常是一种自毁倾向。
卡夫卡的【判决】正是将这一处境推演至极端的具像化——顺从和讨好是无效的，沟通和认可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矛盾抵达极致、父亲判决他投河自尽时，格奥尔格的自杀近乎是酣畅淋漓的。
而在伍绮诗的【无声告白】那里，我们进入了【判决】的镜像视角，即父母在其中看到了什么，它在开篇就明确表明了女儿莉迪亚的死亡，但却是一部悬疑作品——二代移民的华裔父亲小时候受尽了排斥和孤立，所以他在女儿生日时贴心的送了她一本【如何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作为生日礼物；想要成为一名医生却因为爱情成了家庭主妇的母亲，为了让女儿不走自己的老路，所以用亲吻和拥抱作为交换鼓励女儿做题——于是，女儿之死成了一个谜——「我们明明对她那么好，她明明那么听话那么快乐。」
显然，不管是【判决】的荒诞感还是【无声告白】的悬疑感，都揭示了一种不可能性，即想要靠和父母的沟通来实现自我救赎是不可能的，它只能来自艰辛的遗忘和克服——而这需要将自己视为一个完全没有前奏的陌生人，然后依此树立一个未经污染的全新的自我标准，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