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为中国历史的第一帝国时期，唐宋为中国历史的第二帝国，都不是银本位，货币主要是铜钱、铁钱。明朝在隆庆开海后进入银本位，直到清朝灭亡。为方便比较，按一贯铜钱合银一两计算（其实历史价格是波动的），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按财政收入从高到低排个序，每个朝代的财政收入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开国时收入低，越往后收入越高，下面的数字只是参考：
1.清朝政府最有钱。清朝末年的政府财政收入，达每年2.6亿两到3亿两白银。原因是清末已进入近代化，贸易大增。以宣统元年为例，仅关税一项收入就达4300万两，相当于乾隆年间全年的财政收入，商税（厘金）4300万两，盐税4600万两，农业税4800万两，农业税占全部财政收入的27%。
2.其次有钱的是宋朝政府。宋朝时中国大一统时代，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朝代。北宋年间，峰值达到每年1.6亿贯，常年也可保持在一亿贯左右。南宋峰值在淳熙末年达一亿贯。北宋农业税仅占财政收入的30%，到南宋，这个数字降低到20%。
3.唐朝中前期财政收入为每年3400万贯，其中农业税2200万贯，占比65%。安史之乱后的大历年财政收入降为每年1200万贯，此时已不如明朝。
4.明朝政府财政收入排在倒数第二。尽管明朝疆域广大，远超宋朝，粮食产量也超过宋朝，可粮食价格低于宋朝，合每石0.6两白银（宋朝在宋徽宗时期大约为每石1两）。根据黄仁宇的估算，明朝弘治十五年，财政收入合计1300万两白银，其中1000万两为农业税，占比高达76%。
5.汉朝排在最后。很自然，汉朝的生产力和生产率水平比后续朝代都要低。根据【太平御览】记载西汉为一百二十三亿钱，合1230万两白银。农业税占32.5%。
可见，除汉朝这个异数外（后面会讲原因），基本上，财政收入的高低，与农业税占比成反向相关关系。即农业税占比越低，财政收入越高。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非农收入占比越高，表明社会的商品经济约发达，社会越富裕。
无论财政收入是低是高，政府打仗总觉得没钱，这个原因就得好好分析了。
先纠正一下题主的错觉，汉朝、唐朝和其他朝代一样，打仗造成的民生问题不会轻多少。
先说唐朝，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历史上被认为是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准备第三次东征高丽，动员三十万人马，由四川出钱造船。此时，四川民间终于忍受不了，邛州、眉州、雅州的原住民开始造反。为了镇压这次造反，帝国从湖北、陕西、甘肃等地调兵。第三次征高丽，还没开打，全国就成了大兵营，在相互调兵。稍有不慎，帝国就会陷入全面危机。幸好唐太宗此时去世了，这场军事计划也就搁浅了。继位的唐高宗不想打仗，征高丽的事被推迟，直至高丽内部发生变乱。历史上真实的唐太宗，晚年已经和隋炀帝没有本质上的太大差别。唐太宗之所以没能成为隋炀帝第二，就是因为唐朝的征税效率明显低于隋朝，使得民间有喘气的空间。为什么这么说？隋炀帝期间，全国高达九百万户，人口四千六百万人，由于隋文帝严格的制度，人口数字统计准确，几乎没几个人游离于户籍之外。而在唐高祖武德年间，人口统计数据下降到二百万户，这个数字是严重失真的，虽然隋末爆发了大规模社会动乱，但十年间，人口不可能减少70%。这是因为唐政府统计不严格，很多逃亡户没有统计在籍。到了唐太宗时期，这个户数也就恢复到三百万户，还是与隋朝的高峰期相差甚远。唐朝每户征二石粮食，隋朝每户征三石，唐的税率为隋的三分之二，人口统计只有隋的三分之一，所以，唐朝整体税负只有隋朝的20%左右，这说明大量财富留在了民间。这才有贞观之治。
唐朝实行公廨钱和公廨田的养官制度，就是政府拨给地方政府一定的货币和土地，让地方政府放贷收取利息，出租土地收取租金，作为地方费用。然而很多官员不善经营，贷出去的钱收不回来，所以唐太宗设置了一个叫「捉钱令史」的职位，负责替政府放贷，遭到大臣们反对。
唐朝的土地制度实行的是授田制（一种土地公有制），税收制度是租庸调制。到唐高宗时，政府手中已无土地可以授田，于是下令土地不得买卖。但直到唐玄宗，这个问题也没能解决。收不上税的土地在哪里流转？地下黑市和权贵囤积。
所以由于人口统计不准确，土地数据也不准确，税收必然就大受影响，唐朝政府财政状况也就一直不健康，包括有口皆碑的「贞观之治」时期。所以我们看到，唐朝虽有庞大的版图，但财政并未因此沾多少光。唐玄宗时期，形成了贤相集团和聚敛集团两个阵营，贤相集团主张降低政府开支，减轻民间负担，聚敛集团主张想方设法增加政府收入。唐玄宗最终倒向聚敛集团。李林甫和杨国忠就是聚敛集团的代表人物。唐玄宗设立节度使，下放财权、军权、行政权，就是为了缓解中央财政的危机。然而这却导致藩镇做大，终于酿成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唐帝国的财政已经入不敷出。安史之乱后，大唐财政走向恶化。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
开元已前，事归尚书省，开元已后，权移他官，由是有转运使、租庸使、盐铁使、度支盐铁转运使、常平铸钱盐铁使、租庸青苗使、水陆运盐铁租庸使、两税使，随事立名，沿革不一。在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统计人口一千七百万人，而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为五千三百万人，下降如此剧烈，而且这一千七百万人有一千四百六十二万人是不需纳税的权贵和老弱病残，只有两百三十七万人承担整个帝国的租庸调税。财政实际已经陷入崩溃境地。
唐肃宗为解决财政困难，进行货币超发，这就是「乾元通宝」，一千文乾元通宝的重量是十斤，一千文开元通宝的重量是六斤四两。但前者的面值是后者的十倍。货币贬值多少，大家可以自己算。第二年「重轮乾元钱」出场，货币贬值2.5倍。两次造成货币贬值十几倍，物价因而飞涨。所以开元通宝迅速在市场上消失，不少人偷着把开元通宝熔掉，铸成重轮钱和乾元钱，抵抗通货膨胀。唐肃宗重新整顿盐的国有专卖制度，在实行新专卖制度之前，盐的价格为每斗十文，新专卖制度之后，每斗飞涨到一百一十文。盐业在唐代宗时期刘晏管理阶段，收入从四十万贯，上涨到六百万贯，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一半。羊毛出在谁身上，不用解释了。
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爆发了泾原之乱。泾原军（为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的藩镇部队）不满皇帝不兑现高额补贴和犒军的承诺，发动兵变。原来皇帝和藩镇间有一个协议，皇帝差派藩镇的部队打仗，必须给一笔丰厚的补贴，为士兵日常费用的三倍。然而唐德宗拿不出这笔钱。泾原军本以为会兑现，然而在长安旁边，他们发现犒军的只是粗茶淡饭，一文钱都没给，这还不造反？唐德宗逃出长安，困守奉天小城。乱兵占领长安，向市民高呼取消他们的货柜税和间架税。这两种税是唐德宗设置的。货柜税就是强制从钱庄和粮商拿出四分之一的钱和粮用于救济，间架税就是房产税，所有房子都要上缴，上等间收税两千文，中等间收税一千文，下等间收税五百文。这激怒了长安的商贾和市民，纷纷起来罢市抗议。然而皇帝也很无奈，实在没钱了，无法向藩镇兑现差使他们军队的补贴承诺。唐德宗在叛乱平定之后，变成了一个老守财奴。
历史上著名的武宗灭佛，也是为了财政敛财发动的。然而这无力改变帝国整体财政的走弱趋势。当中央财政再也支撑不起平叛战争时，藩镇割据取代中央集权，中国就又陷入了一段大分裂时期——五代十国。
汉朝的转折点就是在汉武帝身上。汉武帝即位时，汉帝国已经统治六十多年。从上到下生活的不错，当时人均寿命短，对历史的记忆更模糊，比现在更容易遗忘历史。对汉初贫穷状态的遗忘，以及对汉帝国威仪的崇拜，使得朝野上下都认为是大国崛起的时代了，要主动出击，有所作为。现代人有一个总结：大一统王朝的致命死穴就是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财政扩张的原因主要就是：官僚集团的膨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吃财政饭的人数量膨胀。其次是国君的好大喜功，铺张靡费，不断上马大项目，尤其是战争这个财政黑洞。由此导致政府插手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领域，来填补不断膨胀的财政开销。在汉朝来说，表现的就是「国进民退」，政府建立强大的国有垄断企业，独占社会中的关键行业。当时鼓动国有化的名人就是大司农桑弘羊。「国进民退」为何不好？简单说一下。市场交易的双方如果是对等的，达成买卖协议通过看不见的手——价格来调节，这就处于一种共赢模式。但国有垄断企业和垄断经营，使得买卖双方的实际地位相差非常悬殊，强势一方可以随心所欲的左右价格，那么买卖契约就不是有效的了——强势方修约毁约没有制约，共赢模式就变成了零和模式。垄断越多，弱势方交易的意愿越低，这种市场必然会走向凋零，最终经济陷入停滞。北宋王安石变法中的均输法，就造成过这种恶果。（参见夜凉秋如水：明月沟渠映人心——谈王安石变法）
汉朝名义上的农业税并不高，为三十取一，但这不意味着农民负担不重。汉帝国以垄断的国企收入、关市收入、垄断流通领域的收入、铸币税、财产收入等等，把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这些税负是隐性的，所以司马迁评价桑弘羊「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太平御览】记载西汉正规田赋收入为四十亿钱，而皇室通过国有垄断企业、垄断经营等方式，收入为八十三亿钱。农民以高价购买盐、铁制农具，使用货币等等，都要向政府交税，这说明农民受到了相当残酷的压榨，这也是汉帝国农业税占比相对较低的原因。
由于汉匈战争的开销和财政浪费，汉武帝以发展民生为借口垄断铸币权。开始时皮币、白金、五铢钱滥发导致市场混乱，后来汉武帝把五铢钱交给各郡国铸造，结果各郡国纷纷制造劣质五铢钱向中央缴纳税赋。汉武帝不得已发行赤侧五铢钱，结果市场上又伪造赤侧五铢。监狱里当时关满了假币犯。最后，汉武帝下令，郡国、民间均不得铸币，铸币只能统一在上林苑进行。从此，汉帝国开创了未来中国两千年的货币政策，使得国家完全垄断金融，也为政府滥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留下了后门。私人金融则一直处于被打压状态。这个「金融创新」，使得后世皇帝掌握了一种敛财手段。皇帝只需命令在货币铸造时掺假，就可以多铸货币——货币超发，轻易就能掠夺民间财富。北宋时期，纸币出现，政府敛财的成本更低。
汉武帝耗光了文景之治的积累，到了晚年及时收手，否决了桑弘羊继续兴建军事基地的建议。此时汉帝国陷入财政困境似乎不可避免。然而，随之而来的昭宣之治，却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原因何在？
一方面是两个皇帝改弦更张，大幅度减少开销，放弃了财政积极扩张的政策，另一方面，就是发生了农业革命，代田法的推广和耕牛梨具的改进普及，粮食单位产量明显提高——代田法使粮食亩产提高了一石，这就保证了政府税源。不过，由于汉武帝时期膨胀的官僚集团并没能减下来，所以对重要工业的垄断也没停下来。
汉帝国如果一直像文景之治、昭宣之治那样，帝国的财政困境不就永远解决了吗？很遗憾，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中央集权帝国有两个交替作用的普遍规律：
1.政府放松管制，减少财政支出，社会经济就会反弹；
2.随着时间的推移，放松管制刺激经济的效果逐步递减——边际效应递减。
第1点不用解释，基本上都能明白。第2点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 随着时间推移，帝国官僚集团膨胀，和官僚集团相勾结的关系户和地方豪强呈几何级数增长，逐步深入到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结成了一张巨大的利益关系网，即便中央政府让利，这些好处也会被这张网所吞食，而落不到普通百姓的身上。铲除这张网，整个官僚集团就会崩溃，代价大到皇帝无法承受。由于这张网的存在，越往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越严重。那么，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吏治能不能解决问题呢？也不行。集权的加强，必然使统治系统的刚性加强，地方官员就会唯唯诺诺，丧失进取心和主观能动性，一切等上级的命令，地方、基层的有效治理能力就会降低，在「集权死寂，放权失控」的怪圈中循环往复，中央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效用就会不断递减。所以，中央集权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无法解决这种系统性问题，因为这种问题就源于这个体系自身。 中央集权的帝国最终必然走向衰落，或是毁于自身财政崩溃引起的社会动乱，或是毁于蛮族入侵而没有足够的资源抵御。
以汉朝来说，宣帝就曾整顿过吏治，元帝曾短暂取消过盐铁专营，都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官僚集团绑架了政府财政，导致财政收支出现问题，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又得扩张国有垄断经济，而扩张国有垄断经济又会导致经济活跃度降低，反而使财政收入难以增加，为了财政收入，最后的「大招」就是通货膨胀了。当一切手段用尽，帝国的末日就来临了。
宋朝是五代十国的继承，赵匡胤黄袍加身，得国不正，最害怕武将拥兵自重，效仿自己。唐朝藩镇割据导致帝国崩溃的情景历历在目。他设计了一套非常复杂的军事指挥体系，来制约军权的集中。所以有宋一代，军阀割据始终没有形成，即便个别兵变，也是发生在外敌入侵国家大乱的时候，比如南宋初年的苗刘兵变。一伺政权稳定，皇帝必然收回兵权，如北宋的杯酒释兵权，南宋的血腥释兵权——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虽然军阀割据没有了，但军队的战斗力却严重下降。恰逢这个时代，又是世界范围游牧民族兴起的时代，前有契丹，女真，后有蒙古。北宋又拿不下中原的战略屏障燕云十六州，导致军事上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这就给后人以弱宋的印象。
宋朝是一个天子与士大夫共治的时代，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过，自己如果生长在中国，最愿意呆的朝代就是宋朝。除了统治者对文人比较友好外，宋朝的魅力何在？就是发达的商品经济。除了清末，宋朝建立了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复杂的金融系统。这套金融系统的核心任务仍然是为财政敛财。北宋的财政问题主要是由「冗员、冗兵、冗费」三冗问题引起。这三冗产生的原因，我在【夜凉秋如水：明月沟渠映人心——谈王安石变法】有过分析，不赘述。北宋允许民间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商税制度，实行榷货（专卖），垄断盐、铁、茶叶、酒类、香料、明矾等等。宋朝放松了对民间私营商业的限制，使得经商人数大增，市场活跃，商税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比逐渐走高，超过了农业税。这和西汉打压民间私营商业，主要通过国有垄断企业和经营提高非农税收不同。所以，宋朝的商业非常发达，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明显较高。
但是，宋朝的财政开销太大。北宋在军事体制上吸取了唐朝教训，采用的是募兵制，养了一支百万人左右的常备军，和游牧民族经常发生战争和军事摩擦，官僚队伍也不断膨胀。如果不打仗还好，能勉强维持在盈亏线左右，只要打仗，财政立马捉襟见肘。为解决财政问题，北宋先后经历了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然而最终都没有产生较好的结果。财政亏空是硬问题，到宋徽宗时期，聚敛之臣蔡京隆重登场。
北宋在四川发行的是铁钱，比较笨重，于是民间发明了交子——世界最早的纸币，来进行商业交易。交子是民间商号自己发行的，当有的商号发生倒闭时，政府借口整顿金融秩序，把交子的发行权收归政府所有。交子、盐钞、盐引的滥发，引发物价飞涨。从宋真宗景德四年到宋徽宗政和元年，一百零四年，物价涨了十二倍。在蔡京的主持下，纸币更是迅速贬值，贬值率达到几十倍，这是第一次金融大泡沫，民间金融系统崩溃。最后，政府不得不宣布某些批次的纸币作废，使得持有这些纸币的一些家庭倾家荡产。
南宋由于地盘变小，税基减少，更加依赖纸币会子。从南宋建立以后八十年，纸币增发了六十多倍，使得纸币失去信用。所以南宋末年，贾似道主持了一次土地国有化改革，即公田法。所谓公田法，就是政府出资从富户手中购买农田出租，利用这些农田的租金，养活军队，补贴财政。然而政府没那么多钱购买公田，只好靠多印纸币，这就加剧了通货膨胀。而且政府也经营不好公田。所以公田法引发社会经济的巨大混乱，也就敲响了南宋帝国的丧钟。南宋再也无力抵抗蒙古的进攻。
只要政府垄断纸币发行，权力又不受制约，政府用纸币补贴财政就是一种天然本能。财政收支一旦恶化，开动印钞机就可以解决问题，这个诱惑谁也抵挡不住。
明太祖长于政治斗争，对经济、金融完全是棒槌。他建立了一套自汉以来空前严密的中央集权制度。明朝的行省制继承自元朝，这种制度原本就是游牧民族为方便统治中原设立的，它把古代中国传统的两级政府，变为三级政府，更有利于集权。为何三级政府比两级政府更有利于集权？留个扣子，懂的就不用说了。二级政府，有三大衙门：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别主管行政、军事、监察司法。三个衙门的长官互不隶属，为中央直接调派，防止三大权力相互勾结，危害集权。
经济上，重农抑商被严重强化，宋元时期繁荣的海外贸易，到明朝也成了赔钱的买卖。财政只能高度依赖土地，从而使灵活性大大降低，可施展空间大大压缩。然而人口和土地的统计虽然在建国之初规定的非常详细，创建了黄册和鱼鳞册（每十年重新彻底清查测量一次），但到了明朝中叶，由于行政效率的降低，这种统计就严重失真了。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测量的全国土地有八百五十七万七千六百二十三倾，而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土地只剩下四百一十二万四千六百二十六倾，此后一百多年，土地都维持在这个数字，直到张居正改革重新彻查土地为止。不仅土地数量下滑，统计的人口数量也减少了，还是上面那个统计时间段，人口从6054万下降到5196万。土地数量剧烈下滑，人口也下滑，说明征税的对象减少了，财政收入自然陷入困境。
从洪武元年以后一百多年，除了靖难之役那场很短暂的局部战争外，基本是太平时代。太平时代，人口应该增加，土地也会因人口增加而增加（开荒），起码不应下降。这种情况，当时朝中大臣分析，应该是被王府贵族拿走，或者被刁民隐瞒。因为税和土地是直接关联的，为了避税，人们隐瞒土地的动机强烈。一些人放弃土地，土地交易进入市场，就会有人运动各个关节，尽量避免土地进入黄册。鱼鳞册绘制麻烦，技术要求高，基层官员只是简单照抄前一次结果应付差事。这样，鱼鳞册就失真了。
明太祖为了避免子孙乱改法令，制定了一套僵化的行政体制，他自己能玩得转，可他死后，后世皇帝根本玩不转。明政府的行政能力退化严重。明朝人口流动程度更大，政府不限制土地兼并，这就给豪强兼并土地以可乘之机。对土地征税，按黄册算，民间的税负看似不重，但上面摊派的任务不能按黄册走，否则完不成任务，所以地方官员又发明了白册，记录真实的土地情况。黄册的亩叫大亩，是用来向上级报税的，白册的亩是小亩，是用来征税的。中央只知道大亩，摸不清小亩。中央财政怎能不陷入麻烦？
明朝前期，政府禁止民间使用金银，只能使用政府发行的大明宝钞和铜钱，大明宝钞分为一百文、两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贯六种。一百文以上用纸币，一百文以下用铜钱。然而，纸币和黄金、白银、铜钱的汇率锁死，人们可以用一两黄金按官价换官府的四贯纸币，可再拿四贯纸币去换官府的黄金，官府却拒不兑换。这样纸币的信用大跌。人们纷纷保留金银等硬通货，而不愿使用大明宝钞。明太祖只能强制规定必须使用纸币和铜钱，不得使用金银，违者就是犯罪。
可是明太祖对金融一窍不通，发行纸币没有准备金，一旦财政需要，就开印纸币。而且明太祖还动歪脑筋，政府支付的钱多用纸币，而政府收的钱，却少用纸币，用更大比例的硬通货。这样被收钱的人，硬通货不足，只能用纸币去换，这就加剧了纸币的贬值。在纸币跌到一千倍时，官方还是按固定汇率一贯纸币换二分五厘银子，而民间上缴的税款必须用银子。老有人说清朝修明史在黑明朝，但是纵观明朝各方面资料的记载，明朝政府通过纸币掠夺民间财富导致纸币大幅贬值，变成废纸，民间和官僚们不顾禁令，开始大规模使用白银，却是不争的事实。大明宝钞在明朝正统年间基本等于废纸后，明英宗不得不同意开放使用白银。
过去皇帝巧取豪夺，主要还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并不涉及各级官吏。但明朝皇帝够狠，给官员们发工资也用大明宝钞，这样官员也成了纸币滥发的受害者。洪武十三年，规定一品官俸禄米一千石，钞票三百贯，一贯纸钞合一石米，总计年俸禄一千三百石米，合月俸一百余石米。后改为月俸，后面的皇帝开始加大纸钞的比例，缩小粮食的比例，到宣宗年间，一品官的月俸只有四十六石米，到了英宗年间更是不到三十五石米，而宪宗时只有二十石米，还不如唐代的一个七品官。本来，从明太祖开始就实行官员低俸禄制，可由于工资大幅下降，官员们开始采用各种办法搜刮钱财补贴自己，这也是明朝中期以后官场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用不着清朝史家来黑，这是人性的自然选择。从另一个侧面也能理解为何明朝灭亡时，大臣誓死忠于明朝的并不多。思宗临死前高喊「诸臣误我」，也不想想，你朱家皇帝亏待诸臣上百年了。俗话说：手中没米，叫鸡都不来。
所以，后来官员们也要求皇帝实行银本位，是实在受不了皇帝的压榨。银本位在明朝作为自下而上的诉求最终得以在自上而下的体制中得到认可，不仅是经济大势所趋，也有美洲白银开始大量流入中国的因素。隆庆开海则是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条件。
美洲白银最终帮助中国实现了银本位（严格说铜钱仍可用，是银复本位，但是「银复」这名字，你懂的），这个银本位制度，一直实施到民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11月推行法币才被废止。在世界货币史上，明朝恢复银本位，其实是一种倒退，因为欧洲和中东当时都已进入了货币史的第三阶段——铸币阶段，而中国却退回到货币史的第二阶段——金条银块阶段。
然而银本位却保护了民间经济，为后面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铺平了道路。一条鞭法的改革虽然不是张居正首创，却是张居正把它推向全国。一条鞭法的赋役合并，使得基层官员难于做手脚，百姓税负平稳，既保证了财政收入，又保证了民生不被过分骚扰。但是这一切，被万历后面的几次战争和明末农民起义断送了。战争就要花钱，花钱，财政就会亏空，政府就必须加税，到崇祯年间，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大幅增加，超过了正税。。而且1634年到1636年，西班牙下令禁止美洲白银流入菲律宾的数量，中国输入白银主要就是从这里进来的。在马尼拉，双方矛盾激化，西班牙人开始屠杀中国人，有两万中国人被杀。同时，另一条白银输入通道日本也被关闭了——德川幕府禁止从澳门来的商人在长崎交易。白银流入锐减，银钱比价崩盘。政府陷入了空前的财政危机，只能进一步加税。农民和底层官吏终于忍受不了，揭竿而起。思宗应该是后代皇帝中最不忘明太祖初心的了，仍免不了当亡国之君，令人唏嘘。
明朝的主要问题就是明太祖的农民意识和天才的政治手腕相结合，产生了大一统王朝历史最僵化的体制，这个体制僵化得使后面有想法的人难有作为，使得财政高度依赖于土地，而且政府对土地的课税并不重，但财政收入就上不去了。既然税并不高，为何还是民穷呢？原因就在于征税系统低效和腐败横行。低税率并没有惠及普通农民，反而鼓励土地所有者加剧盘剥以及官僚的额外加征，即所谓「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所以明朝的财政困境贯穿于王朝的始终，财政收入居然少于版图比其小得多的两宋。隆庆开海后的银本位，可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旦白银输入锐减，社会必然出现经济危机。加上千年难遇的小冰河期，自然灾害频发，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明帝国的大崩溃。由于朱元璋设计的制度，打碎了民间的自组织，民众散沙化空前严重，所以看似强大的帝国，被内乱和蛮族摧枯拉朽般的灭亡。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官僚体制和行政管理制度，除了加上一些满族特色。这是因为满族相对于中原民族，虽然打仗厉害，但文化比较落后，统治中原这样庞大的自然经济社会，毫无经验，必然会寻求前任统治者的治国之道。然而，前朝的灭亡又使得满洲贵族惴惴不安。对明朝制度的改良势在必行。所以，清朝从制度上看，可以看成是明朝的2.0版，或说明朝改进版。
自然，清朝继承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并且实行了三大政策：新增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呵呵，这三条针对明朝遗留的制度弊端和政策弊端实在太明显了。丁，指成年男子，不加赋，不是指土地税，而是人头税——丁银。这是对明朝不断加税的修正。当丁银固定后，就可摊入土地，和地税合并起来收取，这就是摊丁入亩。由此各省的土地税有所增加，但增加数量由于丁银不同，也各有不同。当不再单独征收丁银后，户籍管理就没必要控制那么严了，这会促进人口流动，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这是对明朝严格控制户籍（军户、农户、匠户等身份世袭相传），阻碍工商业发展的修正。火耗归公是雍正推出的，火耗指民间上缴的碎银，熔炼成大银锭，所造成的损耗，各级官员就让民间多交一点弥补损耗。官员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捞取好处。雍正把这部分公开化，由政府征收，然后返还到官员的俸禄，就成了一笔养廉银，解决官员工资不够开销的。到后来，火耗收入高于官员的工资收入。这项创举是针对明朝官员俸禄过低造成腐败弊端的修正。
清朝在货币上继承了明朝后期的银本位制，不再像明朝那样给官员发薪用纸币，官员俸禄也不会因纸币贬值而下降。这就保证了官员的工资稳定。所以，财政收支也因此更加稳定。
清朝前期，财政收入一般都在四千万两白银以上，支出三千多万两白银。比如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财政收入四千八百五十万两，其中地丁银为二千九百九十一万两，占60%。盐税收入占不到12%。盐税占比不高的原因时，清朝部分放松了盐业的垄断经营。
清朝的财政状况在嘉庆白莲教叛乱之前，算大一统帝国中最好的，府库盈余成为常态。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2年），国库存银高达七千八百万两。康熙、乾隆、嘉庆分别实施了一次、四次、一次的全国性免税政策，清朝是除西汉文帝时代唯一能做到多次免税的。正是由于府库充盈，这段时期战争虽也不少，但没有对财政造成太大麻烦。比如，乾隆时期战争费用高达一亿五千零五十二万两白银，到乾隆皇帝死时，财政状况仍然健康。这种巨额军事开销，还能保证财政良好的，大一统帝国中，只有清帝国做到了。这要归功于其充分吸取了前朝的经验教训，构建了一套完备的体制，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
清朝对农民税率比明朝更低，但农民并没有因此摆脱贫困。除了生产力水平外，原因就在于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存在的弊端。简单说， 这类并税简化改革，只是短期有效，长期是有问题的。大儒黄宗羲曾针对明朝的并税改革指出「积累莫返之害」。从经济学上的理性人角度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几乎是不能避免的。如果没有制度上的有效监管，每一次这类改革往往就成为各地官员的套利工具，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成了猫捉老鼠的游戏，玩了两千年，也没什么进展。腐败严重时，中央杀掉一些「老虎」和「苍蝇」，以平民愤，但整体上于事无补。这就是「黄宗羲定律」。
所以中央集权的帝国，贫富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越来越大。政府财政是保住了，但民生往往成为了牺牲品。清帝国建立了有效的财政体系，但这一切在进入19世纪都明显过时了。工业革命狂飙突进，资本主义海外扩张如火如荼。世界上最强大的不列颠王国和清帝国终于在1840年发生了激烈碰撞，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叫贸易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经过，虽然我认为国内只从课本上了解的朋友，恐怕会存在严重的认知偏差，但这场战争不是我现在的表达重点。我只从财政角度上来分析战争结果。这次战争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白银（主要以西班牙银元支付），加上自己的战争开销和局部减免，总计四千万两白银。看起来很多，但实际对清政府并不算太困难。因为乾隆镇压大小金川的战争花费了一亿两，嘉庆镇压白莲教的战争花了二亿两，都远远多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但清朝财政都没有受到太大冲击。相反由于国门被打开，中国和国外贸易快速增加，带来关税大幅度增长。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没有对外的海关，广州的那点关税也是和内地关卡收入合并的。海关的设置，使得关税逐渐成为财政收入的主力之一，咸丰末年，关税只有四百九十余万两，到了同治末年达到一千一百四十余万两，光绪末年更是达到了三千二百九十余万两。关税收入很快就弥补了战争损失。额外提一句，清政府聘用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使得海关部门成为清政府中最廉洁高效的部门，使得关税成为政府十分稳定的税源，对财政稳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要是交给满清贵族去管，呵呵……
真正导致清帝国财政灾难的是太平天国战争。这场战争空前残酷，造成的死亡人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名列人类历次战争之冠。而战争主要发生在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地区，即政府主要的税源地。太平天国战争、捻军战争、西北回乱等这些战争开销，高达四亿三千二百八十万两白银。这种规模的开销，放在以往任何一个中央集权帝国来说，绝对会引起灾难性的崩溃。然而，清政府奇迹般度过了危机。原因就在于，此时的清帝国金融和财政系统已经开始和西方接轨。在过去，打仗增加的钱，只能向民间逼粮逼款来解决，规模大了，社会经济必然崩溃，出现动乱。然而这次，清政府却采用了近现代战争款项筹措办法——举债。这样，就缓解了对民间的压力。如左宗棠收复新疆，向上海的汇丰、怡和等洋行借款总计一千九百九十五万两白银。政府只要能控制外债规模，不发生大规模债务违约，借款终究能还上。
农业税在太平天国、捻军之乱中受到严重影响，加上贪官污吏的贪腐，总收入暴降，只有正常年份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清政府把税收的重点转向关税和商业税（厘金），终于在平定太平天国十多年后，财政获得连续改善。1910年，中央财政收入高达二亿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两白银，田赋为四千八百万两，盐茶税四千六百万两，关税三千五百一十三万两，商业税占四千三百一十八万两，国有官办企业收入四千六百六十万两。
但由于甲午战败和庚子事变，中国赔款数量太大，收入中占比最大的是非现金物资，而赔款全部是现金，这又得从现金主要来源关税中支付，使得财政的现金流很不健康。虽然报表上看起来很有钱，但现金大量支付赔款，对国家经济的损害不言而喻。
清帝国建立起一套传统社会中最有效最完善的财政体系和金融体系，保证了对内战争的巨额开销，这一切基本做到了传统社会的极致。清朝后期，又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开始阶段，引入了不少现代财政和金融的元素，使得其财政状况明显好于过往的大一统帝国。然而由于传统和现代的激烈碰撞。清帝国对外战争乏善可陈，绝大部分战争结果是割地、赔款、出让主权，这就使得清帝国财政仍然背上了沉重包袱。
